文/柳成荫

看待一件事，要一分为二，要实事求是，既不可夸大其词，也不应贬低中伤。

网络上一直争执不休，无非是两派。一派是前三十年老百姓衣不遮体，食不裹腹，分田单干后才填饱肚皮；另一派则认为改革开放的之前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再饿肚皮了。

七十年代农村人精神面貌，自信开朗

笔者对这两派中和一下，那就是：前三十年的早期确实存在吃不饱的现状，中后期确实粮食够吃了。不知各位看官以为如何？

下图是1949年至2012年全国人口和人均粮食量的统计数据，查阅后自然一目了然。

1949-2012人均粮食量统计表

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两年内（即1949年和1950年），平人均粮食量是1.228斤/天。1956年-1958年平均1.66斤/天。加上未列入其中的红薯类土杂粮及油料作物，从这一数据来看，已足够填饱肚皮了。

这是全国平均数据，那就有两种可能性：有的地方多，多的地方超过平均数；有的地方少，少的地方低于平均数。这就出现了有些人喊吃不饱（诸如：安徽、河南一带），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人喊足够填饱肚皮了（诸如：江苏、浙江一带）。

故，说吃不饱和吃得饱的两派都说得不错，只是所在地区不同。

从统计表中看得出，真正粮食存在危机的应该仅是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三年粮食产量均大幅度减产，仅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减产高达17.96%，是一个不小的数据。

那么，为什么连续三年减产？这三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也被称为“”三年困难时期”。这三年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新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1959年，由于干旱，受灾面积高达达4463万公顷，且集中在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产粮区。1960年，灾情继续扩大，北方持续爆发特大旱灾。进入1961年后，大旱蔓延黄河、淮河和整个长江流域，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的小麦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减产50％。

这是天灾人祸，不能因为这“三年困难时期”，全盘否定三十年之前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贡献。

“三年自然灾害”过去的第二年，迅速恢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1963年-1976年（分田到户那一年）这14年中，全国人均粮食量已高达550斤，1973年至1975年甚至突破600斤大关，这在国际上已经名列前茅了。岂有吃不饱的说法？

抛开1972年之前不谈，退一步讲，分田到户之前的前三年，老百姓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分田到户后的四五年中，人均粮食量也徘徊在前三年的水准上。

说分田到户之前吃不饱，分田到户一夜间解决温饱问题，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缺乏严谨的工作作风。

真正人均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提高的年份是1984年开始，突破了人均700斤/年的大关。八十年代初期，国产化肥、农药得到了大力推广，甩掉了以前靠少量进口“日本尿素”的历史，依靠农家肥肥田的历史在农业生产上划上句号。优良种子得到普及，例如：1982年袁隆平院士任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打破了水稻低产的僵局，至使水稻亩产量大幅度提高，且抗病能力显著提高。

故，科学生产力的提高，是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影响不大。

袁隆平杂交水稻的研制成功，为粮食增产稳产奠定了基础

当然，也不排除极少数地方真正存在吃不饱的现象。诸如：1978年‬小‬岗‬村人均‬口粮仅仅‬40余‬斤，平均粮食亩产25公斤多（网载）‬，这有些让人匪夷所思，难道那里的土地只长草不长粮食？

否定分田到户，解散集体经济的说法也不应该提倡。分田单干后的最大成绩就是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让更多的人走出家门打工，脱贫致富。

分田到户后，农村劳动力有了剩余，特别是人多耕地少的地方，仅仅靠几分薄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像浙江人均耕地仅0.58亩、江苏仅0.86亩，外出打工人数排在前列的安徽也仅仅1.32亩，四川1.23亩，河南1.28亩，即使粮食产量再高，农民也不能发家致富，除非土地里长黄金。

1984年起，“打工潮”在全国掀起，为农村脱离贫困吹响了冲锋号。

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发展的转移，用工市场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正好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矛盾，一大批农民由农业生产转型为农工结合的劳作模式。八十年代初期，农村青壮年走上了南下打工的道路，唱响了春天的故事，2012年达到了顶峰，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打工潮”。

不可否认的是，从那时开始，不少地方出现了农村撂荒现象，但并没有给粮食生产带来危机，良种的推广，粮食产量依旧保持增长势头。但也有9个年头出现了负增长的现实，那应该是撂荒的原因造成的，但幅度并不大，粮食生产安全还是处于安全可控状态中。

近几年，国家采取了“以工补农”的政策，抬高或保持粮食最低收购价，发放种田补贴，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由单纯的分田单干向“土地流转”方向发展，让农村劳力安安稳稳地外出打工。农民工人均收入也逐年提高，据统计，2020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4072元，较上年增长了2.8%。

2023年至2006年农民工人均收入对照

前三十年有一种精神叫“艰苦奋斗”，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唯一能出口创汇的也只有粮食了。在农村口粮并不富有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既要缴纳“备战备荒”爱国粮，又要用粮食换取纺织机械等工业产品，以农业反哺工业，使得中国的工业稳步发展。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的1959年仍出口415.8万吨。主要出口品种为稻谷和大豆，其中稻谷的出口量约占世界贸易量的26%。

“三年自然灾害”后，掀起了低产粮田改造，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向荒地要粮，扩大种植面积。兴修水利也在全国范围内浩浩荡荡地展开，条条大河通江入海，旱能引灌，涝能泄洪，真正实现了“旱涝保收”的伟大创举。“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十三陵精神”，都是那一代农民的艰苦奋斗精神。

更有一项伟大创举不可忘记，那就是1964年提前还清了上世纪50年代欠前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而在1965年10月前又还清了蔗糖贷款和贸易欠款。至此，所欠苏联的全部债务完全还清。那可是一笔天文数字，86亿！接到苏联大使馆的逼债清单后，主席二话没说：“还、砸锅卖铁也要还！一分钱也不赖，５年还清！”在国家并不富裕的年代，拿什么还？为了尊严，农民勒紧裤腰用农产品去抵债。那时中国5.9亿农民，每个农民为国家偿还了1.46亿外债，可谓是举世瞩目的创举。如果没有这项外债的偿还，农民所收的粮食像今天一样不要上缴，还可以拿种田补助，那六十年代中期，农村已经富裕起来了。

六七十年代，农民的精神支柱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农村虽不富有，却精神抖擞，那叫“中国农民精神”。

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这些创举，怎能稳定现在的粮食生产？试想，如果上述工作在分田到户后能不能实现？答案是否认的。分田到户后，家家户户种着一亩三分地的责任田，就再也不可能像大集体时期把农民集中起来干出这些惊天动地的事业了。即使有这可能，那么农村人实现外出打工的愿望可能要延迟三十年，要到2010年之后才能实现。

六七十年代上缴公粮的情景

前三十年是打基础的年代，是历史的自然规律，是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分田到户、农村致富是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才有了今天的国富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