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说到中国那波澜壮阔而又满载着苦难的近现代史，就不能不提到蒋介石，他有这段历史中有着独特的政治地位，其影响之深远直至如今，在那个风雨飘摇、国家动荡的年代，对中国他也曾努力过也曾奋斗过，对他的名字始终伴随着诸多争议，他对中华民族有过过也有过功，然而无论功过是非，谁都无法否认，他都是在那段历史时期画下过浓墨重彩的角色，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的历史人物。

但在某些方面来讲，他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完全妄顾百姓死活和国家将来而犯下过的重大过错，说是千古罪人也不为过。

以水代兵-黄河花园口决堤

在14年艰苦抗战中，中华民族付出的牺牲的不计凡几，其中花园口决堤与长沙大火，陪都防空隧道窒息事件被人民并称为抗战期间三大惨案，而花园口黄河决堤，因其波及地域之广、罹难人数之多、国内外反响之大，尤为引人注目。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事件的真相被当时的政府当局封锁，知情者也三缄其口。直到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这并非天灾，而是人祸，而最直接的主要责任人就是蒋介石，是他做出“以水代兵”决策并下令决黄河之水以阻挡日军前进的指令。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以水代兵案例很多，以水拒敌、杀敌甚至退敌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敢决黄河之水的，古往今来，仅独只有，唯蒋介石一人而矣。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全国军民信心倍增，然而徐州沦陷，日军直逼郑州。尽管炸断了黄河大桥，但日军仍企图强渡黄河。

然而兰封的桂永清和商丘的黄杰，两位逃跑将军的临阵脱逃，不但让日军撕开决口，长驱直入，不但开封难保，郑州也势危如累卵。也将斗志满满自觉胜券在握的郑州第一战区指挥程潜的一场辛苦努力尽数全付之东流，兰封战役更是成千古笑柄。

黄河南岸一望无际的平原，易守难攻，又在如此危势之下，如何保住郑州，保住好不容易由台儿庄战役振奋起来的士气，6月1日起蒋介石紧急会议接连开了三天。

主持治理过淮河的陈果夫首先提出地势的易攻难守，而万一日寇渡过黄河，万一决河堤，我方后果不堪设想。建言不如先下手为强，让汛期的黄河水化为手中刀兵攻向日寇。

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蒋介石拍板决定这冒天下之大不讳的决策-“决黄河水为兵”。

行动在秘密进行，先选的是赵口，预计决堤后河水会沿道光23年的水患旧路会刚好将此时盘据此地的日军大部留在这片土地上。

然而在5日晚上掘堤时，堤身却不断塌下来把决口堵住，不得已重新选花园口作为决口。第二天，滚滚黄河挟沙带泥，咆哮着一往无前，沿途一片汪洋，挟裹走了大量的日寇，侥幸逃脱的日军伤员无数，被洪水切断前后路，没了供给，即使将伤员丢弃杀害，也无法在洪水冲刷过的土地里找到食物。就这样一路炮打过开封，打向赵口西的不可一世的那支日军被全歼。

日军原定沿陇海线进犯武汉计破灭，不得不改变战略。

这场水祸为中国赢得138天时间，而直到1945日本侵略军投降为止，日寇未能踏入陕西一步，甚至也望不见兰州和西安的屋檐一角。

泛滥的黄河将中华大地一分为二，东面是沦陷区，西面是国民党控制区。

但是89万百姓尽数付于滔滔洪流，祸连豫、皖、苏三省44个县，无数农田、村庄被摧毁，几千万人失去所有流离失所，甚至在灾后出现了传染性瘟疫。其状之惨烈，闻者动容。从此历史书上多了一个苦涩的名词-泛黄区。

即使事后国民政府有救灾措施，但面对如此大灾不过杯水车薪。

这场水兵之殇既有蒋介石的战略考量，也暴露出他其时的军事策略短板和避战心态，以及对百姓人命的漠视，终其一生都不敢将真相公之于世，一口咬定是日机轰炸所致，在当时泛黄区百姓的惨状，令全国上下对日寇的痛恨更甚。

焦土抗战-长沙大火

1938 年11月，一场震惊中外的大火即将长沙这座南中国的重镇发生。

彼时，它是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会战的大后方，积累了众多战略物资和资源，商业繁荣。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长沙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成为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失利，武汉沦陷，日军的铁蹄继续向南推进。11月8日，长沙和衡阳遭受了日军的猛烈轰炸， 11月9日和11日，紧接着湖南北部的临湘和岳阳相继失守，长沙的局势愈发危急。随着大批国土沦陷，逃难的百姓和退下来的伤兵大量涌入长沙，城市人口从原来的30多万，一下子激增到50多万，惶恐和不安充斥在这个城市的每一寸空间。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内部提出了“焦土抗战”的策略。这一策略最早由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提出，旨在通过破坏城市设施和资源，阻止日军利用这些资源来扩大战果。蒋介石对这一策略表示了支持，并明确规定在日军抵达城郊30公里以内时，就实施焦土政策。

1938年11月12日，蒋介石密电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若长沙失陷则先焚城。张治中深知这一决定的沉重，但他也明白这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和省政府保安处处长徐权，交代了具体的放火计划。然而，这个计划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漏洞——信号传递的误判。

按照计划，只有在湖南省主席的命令和湖南省警备司令的书面命令同时出现，并且看到长沙市空袭警报器发出的一分钟短促音响和天心阁上方的火炬信号时，才能起火。然而，在11月13日凌晨2时，长沙南门方向突然起火。纵火部队误以为这是放火信号，便开始全城放火。由于消防人员早已按要求提前离城，时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文重孚也率领警员撤离，一时间找不到人来灭火。大火迅速蔓延，如同一条凶猛的火龙，吞噬着长沙的大街小巷。

这场大火持续了多日，长沙几乎被毁于一旦。全市1100多条街巷中，约690多条街巷片瓦不留，190多条街巷只幸存一两栋房屋，近90%的街道受灾严重。房屋建筑有65%全毁，1%半毁。无数百姓失去了家园和亲人，伤亡惨重。粮食业、四大行业（金行、钱庄、绸店、纸业）、现代轻工业、教育文化业等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贾谊故居、天心阁、定王台、长沙府学宫、开福寺等保存千年的不可再生的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无法弥补的遗憾。

长沙大火发生后，社会各界反应强烈，纷纷要求惩办祸首，救济灾民。蒋介石下令组成军事法庭审判酆悌、文重孚和徐昆三人。在初审时，文重孚和徐昆一口咬定是按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命令行动，而酆悌则愿意负全责。然而，在终审判决后，酆悌被判20年徒刑，文重孚10年，徐昆5年。但上报蒋介石后，他果断将三人处置结果改为枪毙，以平民愤。

承认外蒙独立

1945年8月14日，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悄然发生——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两国在战争期间的紧密合作，更隐含着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一次重大调整。

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归属问题成为了焦点。外蒙古，这片广袤的土地，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蒋介石为了换取苏联在战争结束后的支持与“实利”，不得不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根据条约规定，中华民国政府将依据外蒙古即将举行的“公民投票”结果，来决定外蒙是否独立。

这一决定无疑是对国家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一大争议点。在外界看来，他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的长远利益，将外蒙的主权拱手让出。尽管这一决策在当时可能有着复杂的政治考量，但其后果却是无法挽回的——外蒙古最终宣布独立，成为中国领土上的一块永久伤痕。

放弃日本战败赔款

二战终了，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本应依法从战败的日本那里获得相应的经济赔款。然而，这一正当权益却未能如愿实现，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历史因由，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纷争以及外部大国的干预紧密相连。

在外部，国际政治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美国这个新晋的超级大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影响力迅速扩张。蒋介石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有可能倾向于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而鉴于日本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其与日本的交往也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讨好美国和日本被视为蒋介石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寻求自身定位的一种策略性选择。

在内部，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国共内战的严峻挑战。蒋介石政府或许认为，通过与美国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能够获取更多的外部支持和资源，从而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基础。同时，面对国内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和共产党势力的不断壮大，蒋介石政府也可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来转移内部矛盾，以达到稳定国内局势的目的。

战后经济衰败的日本能拿出来的赔偿款早被列强瓜分干净，“弱小”的中国无法从列强口袋里分到赔偿，也很难再从衰败的日本手中拿到钱。

或许是各种复杂因素权衡后的决策结果，蒋介石宣布了放弃日本的赔偿款。

然而，这种妥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势头。因为缺乏经济上的制约和惩罚，日本在战后自我认知和社会心态上少了一份应有的警醒和反思，这为日后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复苏埋下了潜在的隐患。

事实上，蒋介石政府的这一做法在当时就备受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极大损害。毕竟，战争赔款是一个国家对于侵略行为的责任体现，也是对战败国战后重建的一种限制和监督。而中国放弃这一权利，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日本的罪责感，甚至可能误导国际社会对中国战争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

参考资料

杨天石.国民党为什么丢掉了大陆【A】找寻真实的蒋介石4：蒋介石在台湾【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05

牛钊.蒋介石：对主义、国家、民族来说，我是最大的罪人【J】炎黄春秋，2003（01）

周小宁.焦土抗战焚长沙【J】国防，1996（03）

庚莉萍.花园口掘堤真相及历史功过【J】档案时空（史料版），200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