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我本是高山》即将在全国上映，离正式上映只剩下最后三天。然而，与这部电影相关的网络争议却在持续升温。有读者向我询问对这些争议的看法。在被迫观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一部传记片也能引发如此激烈的争议。

以下是我查阅到的与《我本是高山》相关的争议，如有错误，烦请指正。

争议源于该电影的点映环节，一些影迷批评影片中的部分内容存在失真。主要批评点包括支撑女主角行为的精神动力是否真的来自亡夫，以及电影中出现的大山中的酗酒女性，有人认为原型应是酗酒的男性而非女性。

随后，争议扩大化。一些专业媒体介入，支持电影，并指责那些批评者是故意引导舆论的。这导致许多网友激动起来，开始批评站队的电影媒体。

目前的争议似乎已经脱离了《我本是高山》本身，而集中在媒体站队的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议似乎变成了网络乐趣，几天后可能就会被大家遗忘。

有人提倡“理性谈论争议”，认为对一部电影提出争议，至少应该在看完电影后再进行讨论。然而，我对这个观点持保留态度。如果这成为共识，可能会引发更多问题。为了吸引更多影迷观影，电影可能会故意制造大量网络争议。如果观众都坚持在参与争议话题前必须先看电影，那么争议的参与成本就被提高到了电影票的平均价格上。

理性参与争议讨论需要一个双方负责的机制。一方是批评者，他们需要以有理有据的角度提出批评，并提供真实的论据。另一方是电影的创作者，需要正面回应观众的批评，例如解释女主角信仰的问题或解释为什么选择女性酗酒而不是男性。通过围绕“论点、论据和论证”展开讨论，电影争议可以更清晰地解决，而不是陷入当前的混乱状态。强调必须先看电影才能参与争议话题更像是一种营销手法。

当前影视交流的一个短板是编剧导演喜欢“骂大街”，但却不善于用影视剧作品的论据回应批评。影视工作者应该培养的能力是在观众提出有理有据的质疑和批评时，能够以有理有据的方式回应，特别是通过电影自身的内容提供论据，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观众是误解的。缺乏这种能力，容易陷入“骂大街”和“造大谣”的状态，让观众越来越不信任。

对于《我本是高山》的网络争议，以上是我的个人看法。接下来，我将谈一谈对《我本是高山》本身的看法。

首先，谈及一些与这部电影无关但可能有相似之处的经历。在观看院线电影《喊·山》后，我发现了十几处错误。例如，八十年代的山西山区不可能每顿都吃大米饭，我们那里不产大米。此外，在当时山西山区，一个人的死赔偿不会多达几万等等。

为什么《喊·山》会出现十几个错误呢？事后我认真思考，发现导演杨子早早就移居国外，导致他对中国文化和乡土文化了解甚少。面对批评，杨子导演的反应是把我请了出去。我想，《我本是高山》的编剧导演是否也陷入了类似的境地呢？

《我本是高山》这部电影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似乎无法确定自己是批判性还是赞美性的电影。表面上，张桂梅校长这个原型人物的故事是赞美的，歌颂她几十年来为女性学生争取教育权利的付出。然而，张桂梅背后的真正情感和社会学价值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能力重新审视女性受教育问题，勇于正视当年不能直面的问题。

把“张桂梅”置于八九十年代，我们的社会可能还没有直面这个问题的能力。因为我们这一代父母就是张桂梅校长所反对的。当年，我们这一代父母反对女孩子接受教育，宁愿让她们成为未成年童工，也不让她们上学。即便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当时也有父母持这种观点。那个时候，我们说“张桂梅”是对的，但很多父母都反对。

如今，我们终于在这个时代取得了进步。人们普遍认同“张桂梅”的观点了。因此，围绕“张桂梅”展开的影视剧也纷纷出现。那些应该在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张桂梅式”影视剧，如今才得以呈现。但影视剧本身已经有点过时，仅仅歌颂已经不再有太大的意义。

在当下，纯粹的歌颂失去了意义。而批评和审视则更具有力量。因此，要好好讲述“张桂梅”的故事，最需要正视的是国民性问题——我们当年为何会这样？这种女孩子不用读书，只要用换钱的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

影视剧创作首先是一项哲学工作，编剧需要用哲学和社会学的思维方式思考时代和时代的内容，然后用自己的思考成果来填补社会和时代的缺口。当一部影视剧过于歌颂时，它就失去了很大的价值。《我本是高山》是否进行了哲学和社会学的思考呢？如果有，面对当前的争议，编剧导演最好的回应方式是紧急撰写一篇小作品，使用影片中的论据材料来证明他们的思考成果。如果没有这样的思考，编剧导演不妨大方地承认他们只是在追求赞美和名誉。

总之，以上是我对《我本是高山》网络争议的个人看法以及对电影本身的一些观点。在当下，影视创作者需要培养的能力之一是，当观众提出有理有据的质疑和批评时，能够以同样有理有据的方式回应，特别是通过作品自身的内容提供论据。只有这样，影视工作者才能真正赢得观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