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观近鉴宋朝人•59•最后的折家将：“真将种”折可适

宋朝唯一世袭统治一地，英雄辈出的武将世家——折家将

折可适(1051—1110)，字遵正，《宋史·折德扆传》后有附传，北宋李之仪撰《姑溪居士后集·卷二十》有之仪所作《折可适墓志铭》，对可适事迹记载更为详细，对《宋史》有所补足。

《宋史·可适传》所记可适事迹较为简略，又多与《墓志铭》所记相同，故本文观鉴可适，全部以《墓志铭》所记为素材。

《墓志铭》记，可适为折从阮的五世孙，其四世祖为折从阮的儿子、“礼宾副使”折德源，德源生子折惟让，折惟让大概没有做官，只是在死后得到朝廷封赠的“左清道率府副率”官职；惟让生折继长，官至内殿承制、閤门祗侯、左千牛卫上将军，为可适的祖父。

折继长生折克俊，即可适的父亲，官至“文思副使”。

由以上记载可知，德源一支，在折家是“不出息人”的“低门小户”，既没有袭得府州知州的职位，也没人做过大官。

但是，到了可适，这种状况大为改观。

《墓志铭》记，可适出生后几年，身体一直不好，非常羸弱，穿上衣服都几乎挂不住，众人大概都觉得这孩子将来很难成人，只有他的爷爷慧眼识英，说：“这孩子非常特殊，长大后的成就不易揣量。”

可适稍大，果然与小时候不同：深沉厚重，富于才智谋略，又明敏决断，以挣取功名为己任；骑马射箭几乎不用学习、练习就会，不同凡俗，文武双全，远超同辈。

可适十五六岁时，宣徽南院使、鄜延路（治延州，今陕西延安）经略使郭逵一见，大发感慨：“这孩子真是将门之后啊！”欣然推荐可适从军。

经在鄜延路经略司大堂考试武艺，可适得到认可，被授予皇帝近侍“三班”中的“披带班”侍从官职，实任鄜延路经略司无职事的“准备差使”。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西夏进犯宋环庆路（治庆州，今甘肃庆阳），名将种谔迎战，可适随从。

可适在马户川(今陕西米脂龙镇川) 遇敌，西夏军中有人看可适年幼，觉得可适好欺负。可适点名与之对打，当场砍下此人的头，缴获其所骑的战马，进军葭芦川，又大有俘获。

经此一战，可适在军中声名鹊起。

宋朝修筑成绥德城（今陕西绥德），西夏皇帝李元昊派亲信杨己良与宋朝划分国界，鄜延路经略司派可适的父亲折克俊与杨己良共同实施，可适从行。谈判中，可适与杨己良反复交锋，屡次折服己良，以致己良见了可适不敢抬头看可适，最后双方在国界线立了界碑。

之后，可适父子在边境线修筑了中山堡（在今陕西米脂县西北，接榆林县界），如期完成任务而归。

国界虽然划定，但绥德城新建，与西夏相接，百事待兴，要建设成为捍卫边疆的重镇，非一朝一夕可成，经略司指令折克俊镇守绥德，且把可适留在绥德，辅助父亲。克俊非常倚重儿子，事无巨细，一定要经过可适参与谋议而后定，父子终于将绥德建成一座坚城，直至可适去世，西夏尚不能攻取。

折克俊去世，可适正式任官，担任戍守乌波川堡（今址不详）的低级军官“把截”。此前，去乌波川堡一带是汉族、少数族民兵“捉生户”轮番戍守，但是时间久了，有势力的人家通过关系不值班，该值班的时候也住在家里，贫穷、无力的人家长期值班却缺粮。可适认为：这一弊端难以即可解除，但必须改，就暂时规定，如果想不值班，就必须为值班的按月出粮。结果双方都觉得很好。

熙宁九年（1076），郭逵奉命征讨交趾（又名交阯，中国古代地名，地域及其文化遗迹位于今越南北部），调可适随从，任命可适为安南安抚司水军“船兵”队将（宋神宗行将兵法，分天下之兵为九十二将，每将下设队将，约领兵五十人），指挥所部过溪河（今名南溪河，流域地跨中国云南省和越南老街省），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但不久，为便于孝养母亲为由，可请求驻守滋州（《宋史》疑误，当为延州）永宁关（在今延川县东南部25公里黄河沿岸）。

元丰五年（1082），宋朝五路大军征讨西夏，任命可适为副将，与西夏人战于三角岭（在今佳县北），收复米脂城（今陕西米脂），斩获敌人首级最多。

其后，可适自安定堡（在今陕西子长县）护送粮草到前线，西夏人在蒲桃山设伏，可适单枪匹马出击，击败西夏人。

河东兵长时间没有军粮，数千人聚集在卢堤门（今址不详）要粮。有人说：“杀了他们，也算立功！”可适说：“挨饿的人不能做活。他们不过是想逃避征战，不是哗变。”只身一人，骑上马来到军兵面前。

军兵张弓搭箭，对账可适。

可适说：“你们为什么做这种事？难道不知道父母妻子惦念，而甘心做异国他乡之鬼吗？!”

军兵听后，表示不再闹事，有的甚至痛哭流涕：“听了您一席话，我们又活了一次啊!”

可适命令他们回到了各自所在部队。

事后，可适晋升为鄜延路“第一正”将。

其后，可适又跟随上级征讨金汤寨(在今陕西志丹县)、白豹寨(在今陕西吴起县)，战六掌平（今址不详），攻取葭芦堡，攻入义合寨，都第一个登上寨墙、斩获敌人首级，升环州（治今甘肃环县）洪德寨守寨主将。

次后，可适以代理鄜延路第二“将”副将身份，攻破西夏讹子野鸡塞（今址不详）。此前，驻守平远塞（平远寨，在今甘肃环县北）的少数族军兵逃匿很多，到了年龄已经可以入伍的男子也没有登记在册，可适公探索搜寻，按人户登记，得到八百多人、马，从此没人再敢隐瞒，可适升第三将正将。

再后，可适再战六掌平，破西夏安州川（安州，治今宁夏海原），改任鄜延路第七将。

宋神宗

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西夏人率领略当后世之“伪军”的山西兵入侵，可适受命进入西夏境内，到敌后扰乱敌人。

可适得令，预先侦察得知山西兵把守烽火台的士兵的姓名，伪装城界外敌人把守烽火台部队的首领，直接到烽火台近前，点名道姓喊出他们，将其全部斩杀。

敌人不能传送烽火，可适率军卷起铠甲，轻装急进，大破驻军于尾丁硙（今址不详）的西夏军，斩获数以万计。

回军经过柽杨沟（今址不详），可适突然下令：“在第三沟扎营。”

将士们说：“时间正是正午，离我国边界还有三百里地，不赶紧回兵，难道不怕有后顾之忧？”

可适笑而不答，选派射手，在沟口张弓搭箭，又分出精锐骑兵，占据、埋伏在沟边山的西面。

西夏军果然跟踪在可适部队的后边，与可适派出的射手遭遇，两军激战正酣，山上骑兵乘机冲下，西夏军腹背受敌，全部被歼。

西夏军不甘失败，国母梁太后御驾亲征，大举而来，可适所部才八千人马，先在后楼铺（今址不详）与敌人的骑兵侦察队遭遇，转战至马岭（在今甘肃庆城县马岭镇），可适分析敌人尚未能深入，于是从不为人知的路线秘密行军，向洪德寨进发，以截断敌人回军路线，又分出二十名骑兵驻扎在肃达（今址不详），然后进入洪德川，可适则设好埋伏，等待敌军到来。

西夏军进入洪德川，可适埋伏的部队攻击，西夏军先头部队发生混乱，后续部队被驻扎肃达（今址不详）的骑兵控制，几乎一匹马、一只车轮不能撤回，西夏国母爬山而逃，军兵互相踩踏，跌下悬崖、峡谷摔死者不计其数。

此战，西夏人丢弃所有辎重，就连国母的帐篷、首饰之类，也都被可适部队缴获。西夏人之败，莫此为甚。

战后，可适升环庆路驻军主将“兵马都监”，改任泾原路（治渭州，今甘肃平凉）第三将正将，再升宁州（治今甘肃宁县）知州，又改任岷州（治今甘肃西和）知州兼安抚使，又改任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长官“军使”。

在上任镇戎军的途中，西夏人急行军至罗山（在今甘肃环县），暗中观察宋军动向，可适指挥随行部队，大败这支西夏军。

在镇戎军任上，可适与泾原路“帅臣”经略使议事不合，朝廷认同了可适的意见，又因可适屡立战功，升可适官职为“皇城使”，实任成州（治今甘肃成县）防御使，后再任镇戎军军使。

绍圣二年（1095）冬天，朝廷调可适任简州（治今四川简阳）知州兼安抚使，并下诏催促可适赶紧上任，必须在黄河封冻前到任，将有重要任务。

不久，章楶受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上奏朝廷，建议修筑石门峡（在今甘肃古浪）、好水川寨堡，且认为石门峡、好水川地当镇守要冲，非可适不能辅佐自己完成其事，请求批准可适镇守其地，朝廷犹豫，章楶再次上奏，才获得批准。

绍圣三年（1096），宋朝廷下诏，以熙河（治熙州，今甘肃临洮）、秦凤（治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环庆三路部队配合章楶为帅的泾原路部队，四路军合计超过三十万，由章楶统一指挥，征讨西夏。近期以来，宋朝时出师之盛，未有其比。

章楶以总管王文振为统制，可适为副将，统领先头部队，但命令：“追击西夏人不得超过一百里。”又令：“出兵作战，或许会出现临时警报或紧急情况，势必难以禀报研究，可以自行行动，事后再上报。”

先头部队先行，路途艰难，又时时遇到西夏人的伏击，向可适求援，可适报告王文振，王文振说：“好。”

可适又担心仅有一支部队，不足以保持锐气，两请求王文振派熙河路所属部队支援，但熙河路军兵骄傲贪功，主将不能节制约束，却向王文振报告：“已经派出二千部队。”

但这两千军兵却迷失道路，全部陷入山谷、泥淖而死。

王文振为损失两千官兵感到害怕，为保全自己，掩盖了自己答应援助，可适却没能完成全部任务的内情，向上级举报可适擅自出兵，不服从命令。

章楶得到王文振的举报，马上逮捕可适，由军法部门审治，并上报朝廷。

朝廷接到章楶的奏章，宰相章惇是主战派，此次对西夏作战，就得到章惇在朝堂的支持。章惇非常期望对西夏取得全胜，对熙河路部队的丧败甚为惋惜、愤恨，于是把一切罪责归结到可适身上，建议“行军法”，即处死可适。

但宋哲宗说：“章楶正在审理此案，等案件审理出了结果再定也不晚。”

章楶经过审查得实：可适出兵，追击西夏人才四十多里，而且确实经过报告王文振才出兵，实无过失。

章惇恼羞成怒，坚持说：“这是章楶胡说，请从京师派官，严格审查。”

宋哲宗感到为难，章惇争执不休，最终还是以复审为名，从朝廷派出官员重新审理此案。

然而，京官审后，依然得出初审结论。

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将可适连降十三级。

章楶建议将可适留在泾原路，戴罪立功，以观后效，任命可适代理泾原路第十三将正将，驻守荡羌寨（在今青海海原县）。

可适到任荡羌寨，西夏军出没葫芦川（古称瓦亭水、陇水，渭河支流，发源于海原县，今称葫芦河），可适看出西夏的真实意图，说：“西夏人这是想去攻击平夏城（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黄铎堡村）啊！”于是每天白天指挥将士修筑寨堡，迷惑敌人，到了夜里就派出精锐骚扰敌人，十多天后，西夏军大概感觉到宋军已发觉其作战目的，撤军而去。

当时西夏有两位当权将领，一为统军嵬名阿理，一为监军味勤都通，二人号称西夏最凶悍狡黠，宋朝廷给可适发出密诏，要求可适除掉二人。

不久嵬名阿理、味勤都通以放牧为名，在两国边境集结，意图观察形势，寻机攻打宋朝。

可适得知，立即请求出兵，得到批准后将所辖部队兵分两路，衔枚疾进，在午夜时赶到嵬名阿理、味勤都通的营地，直到将其完全包围，二人才发觉，大惊道：“宋军这是从哪里来的？”

二人做了俘虏，又问：“统兵将领是谁？”

宋军回答：“折可适安抚使！”

二人敬服说：“折安抚，是我们的爹爹啊！请饶我们一死。”

可适向他们传达了宋哲宗的宽大恩德之意，允诺不仅不杀他们，连与他们一同被俘的家人、部属共三千余人，也都不杀。

此战，可适部共缴获各种物资十余万件。

可适将俘获的西夏人送往京城，宋哲宗特意举行了御前受降典礼，百官称贺，当天还派出宦官，到可适军中，赐予可适袍带兵器，拿出“内库”即皇家库房的白银、衣物、钱币，奖赏可适部将士，升可适职衔为西上阁门使、洛州防御使，实任泾原路兵马钤辖。

稍后，宋哲宗又认为对可适的奖赏与他所立的功劳不相称，再升可适官职为“东上閤门使”。

可适此战夺得的地盘在天都山（在今宁夏中卫市西安镇）一带，朝廷下诏，由可适管理。

可适认为，其驻防地连接秋苇川（在今宁夏海原县东北）、南牟会（在今宁夏海原西安乡），正当熙河路、秦凤路地势险要、互相结合控制之地，也是西夏牧区、两国交界的要害之处，如果不乘目前形势有巩固占据，将来不无后患，向朝廷建议，在秋苇川修筑寨城，在南牟会设置州府。

宋哲宗赞同可适的看法，下诏在秋苇川筑寨，赐名“临羌寨”，在南牟会设置州府，赐名“南安州”，任命可适为知州，诸事完毕，又任命可适为南安州安抚使。

可适在南安州任职七年，从未向朝廷请求派兵，只从辖域内的少数族部落抽取壮丁当兵，而这些少数族军兵也都能够效死力捍卫边疆。

其后，可适屡次升迁官职，先后晋升为客省使、和州（治今安徽和县）防御使、明州（治今浙江宁波）观察使，实升泾原路经略副使、马步军都总管。

宋哲宗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钟傅出任“干当熙河、泾原、秦凤三路公事”，率领一万部队出巡泾原路，西夏人由平夏城出发，围攻镇戎军，且分兵至天都山外地区掳掠，切断了钟傅的退路，钟傅不能撤回泾原。

可适率领轻骑兵沿着边界追踪西夏人的去向，每当西夏人进兵一地，都提前占领险要地形，给予迟滞、打击。西夏人最初的意图是扼守石佛峡（约为今榆林城北红石峡），以控制、战胜宋军，同时放出军兵四处大肆掳掠，当得知可适出兵，才不敢再逞凶。

不久，西夏人到达银冶关（今址不详），可适恰好正在瓦宁寨（今址不详）驻扎，西夏人得知，只住了一夜就撤兵走了。

而此时宋徽宗因为钟傅消息不通，亲手写密诏给可适，询问钟傅的情况，命令可适迅速打探钟傅在哪里，并特批可适可以自主行动。

但当可适接到密诏，西夏人已经收兵，可适回奏，并条分缕析，禀明与西夏作战的方略，宋徽宗看了可适的奏报，不禁叹赏。

钟傅回到泾原，又建议派泾原路部队占据灵州(今宁夏灵武)徐堡寨，与其他寨堡衔接，相互声援。

宋徽宗下诏，命可适进京，商讨相关方略。

但可适尚未成行，环庆路经略府建议乘西夏无功而返，军队疲乏、士气低落，追击西夏军。

宋徽宗下诏，泾原路拣选轻骑兵，到灵州川(又名“浦洛河”，今苦水河，又名山水河，黄河一级支流，源自甘肃环县沙坡子沟脑，向北流入宁夏境，经盐池县、同心县和吴忠市，至灵武县新华桥汇入黄河)与环庆路部队会合。

但诏书到达时，泾原路经略司已派可适前往。可适走捷径，由葫芦川抵达岱岭（今址不详），进而冲进灵州川，攻击西夏军民驻地，西夏人扶老携幼逃往灵州。

其时已是半夜，灵州城外火把照明如昼，城门不能关闭，城内外极其骚乱，无数军民坠入护城河相互踩压而死。第二天，可适所部俘获众多，牛马骆驼充满灵州川。

当战斗已经结束，环庆路部队却失约未能按期赶到，可适所部势力孤单，不可久留，可适下令撤兵，命令偏将率领前军，自己率精锐骑兵殿后。

西夏人追击，可适命令全军稍事休息，吃过饭后才分兵迎敌；西夏人又派出几百名骑兵，攻击宋军两肋，拦截宋军中军。可适亲率精兵迎敌，西夏军失利，想爬上山头自保，可适却指挥宋军从西夏军后方掩杀上来，西夏军彻底失败，宋军毙俘敌几千人，其中首领占三分之一，只有数十名骑兵逃脱,。

战后，宋徽宗立即召见可适。见面之后，宋徽宗多次慰劳、奖谕可适，然后与可适探讨钟傅的计划。

可适说：“钟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修筑徐堡寨，得之易，守之艰。不先夺取西夏土地，削弱其势力，完固防线，连接粮道，然后谋划修筑堡寨，势必不可行”。

宋徽宗说：“还是卿说的对啊！”当即提拔可适为武安军（治潭州，今湖南长沙）节度使、禁军步军都虞侯，并赏赐可适很多钱物。可适成为拥有最高军职的封疆大吏。

过了几天，可适再次上奏宋徽宗，陈述“开垦荒地，广拓疆土，向西夏境内要害之地进筑寨堡”的益处，宋徽宗很高兴地予以采纳。

稍后，宋徽宗催促可适返回泾原，总领实施所建议之事。

不久，宋徽宗有旨，先修筑萧关城（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但可适的计划既与钟傅所议不同，所有向泾原经略司报批的事项无不发生矛盾。拖拉之间，西夏人探知宋朝意图，开始小规模征集部队，以做防备。

钟傅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可适则坚决不同意。钟傅派几位幕僚强劝可适，可适说：“怎样行动，是国家大事；戍守边疆的帅臣将佐，理应上下一体，如果上情、下情不通，则不免拘泥成法，不能灵活机动。顶着箭头、礌石战斗，这等事都是军人的心愿，但我却也知道情势有先有后。如果不周密计划，贸然行动，就怕后悔也来不及啊！”并强调看不出经略府计划的可行性。

钟傅估计难以说服可适，只得按照朝廷旨意实施修筑萧关工程，却始终摇摆不定，其他将领见此，都置身事外，冷眼旁观。

钟傅急了，说：“西夏人马上就要进攻，不能不出击！”并以经略府的名义给可适下令：“不服从经略府的命令，不打击西夏人，你的意思是不是显示你攻占灵武之地的建议英明？”同时派别的将领统兵，连夜出兵，进攻西夏。

西夏人见宋军出兵，突然抄后路袭击宋军，宋军所得不及其失。

钟傅很沮丧，向朝廷弹劾可适擅自独断专行，败坏经略府整体行动。

朝廷下令罢免可适的军职，但命令可适作出详细汇报。

可适汇报了自己与经略府的分歧、钟傅指挥作战的情况，朝廷明白了可适并无钟傅所说的错误，当即恢复了可适的职务，宋徽宗则更加认为可适可以委以重任，任命可适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渭州知州。

可适认为，减泊□、磨多隘、朱龙、鸟鸡、三岔、减井子等地，都是边防要地，就修筑了五个寨堡加以控控，从此宋朝边疆开阔辽远，却又如在一堂之上，足以清楚掌控。之后，可适又拓展西安州城，增置定戎寨，扩展平夏寨，修建盐池，每年产盐七十万石，从开始动工到工程完成，从未征发百姓出工，民间也不知道有这么多工程兴建，百姓惊叹：“折可适是哪位神仙下凡？”

期间，宋徽宗两次写手诏表扬可适，其中有“更加没有忧虑，称了我的心意”的话。

三年之后，可适转官职为淮康军（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

又过了二年，可适觉得守卫疆土的各个事项已安排就序，准备请求朝廷，辞去职务，过一点安逸生活。

但还未来得及请示，泾原路转运使以“边境既已开拓，粮饷将可能匮乏”为由，建议朝廷在平夏城、通峡寨、镇戎军、西安州四处分别设置可以储备五百万石粮草的仓场。

可适认为所费过大，为难地说：“如果确实不得已，也只能用旧房舍改造，而平夏城、通峡寨相距没有二十里远，可省其一。”

不久，朝廷下诏罢免了转运使，却又命令经略府登记、征发有车的百姓运粮，又计划用泾原路军中的驴子、骆驼运送十万石粮草，援助熙河路与西夏作战，可适没有答应。

由此数端，朝廷有人故意捏造可适的罪错，导致宋徽宗对可适产生怀疑，召可适还朝，任命可适为“佑神观使”虚职。不久，经审查证明可适无罪，才消除了宋徽宗的疑虑。

稍后，宋徽宗召见可适，对可适予以抚慰。

可适哭着说：“臣老了，但臣一心谋划为国家戍守边疆，招致非议，甚至一时迷惑了皇上的耳目，最终靠陛下英明，才得保全，臣死一万回又怎能报答皇上？”

宋徽宗没有为自己辩解一句，特意赐给可适三百万贯铜钱，作为可适在京城建造府第的费用，稍后又录用可适的儿子折焕文为少府监（为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机构）副职。

隔了几天，可适请求回老家祭拜祖墓，宋徽宗下诏批准。

第二年，即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宋徽宗下诏，再次任命可适为泾原府经略使，且召见可适，亲自宣布任命，可适尽力推辞不能担当，宋徽宗劝勉可适上任，并当场宣布升折焕文为“真秘阁书写机宜文字”，做皇帝的近侍。

可适到泾原任职四个月，生病，上奏请求退休，还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复，就在十月二十九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可适去世数日，宋徽宗亲手写诏书，不许可适离职，同时赐予“灵宝丹”二十粒，勉励可适保重身体。

可适去世的奏报送达朝廷，宋徽宗悲怆、叹憾不已，命令泾原路监察官“走马承受”过问可适家族安葬之地、可适在去世前提出的给予子弟“恩荫”等事，做出优待安排。

宋徽宗

政和元年（111）二月七日，可适安葬岢岚军之北安仁乡道生谷武家会，其父折克俊墓西。

《墓志铭》记，可适平生不随意言笑，远望似不可亲近，近距离接触却非常温和，一旦议论勃发，愈问所答愈无穷；好学，爱读书，虽医病占卜，无不通贯，又善于写作叙事文章，作诗有唐人风格，有文集十卷，奏议三十卷，晚年著《边议》十篇，没来得及呈报给朝廷就去世；轻财好施，所得赐予必先分与族人，随亲疏缓急，依次而均，其中有人贫穷以至于不能自我存活，就分出自己的工资给他；自入伍从军，未尝妄杀一人，待人接物，一以诚意，离开任所，必为人们想念，回原地任职，人们必扶老携幼出迎，甚至家家画象祭拜；不事权贵，不为势力所夺，虽在皇帝面前，亦必辗转陈说，让对方明白感悟；不自大，不以杀伐为荣，曾对儿子说：“三世为将，道家所忌，何况我们家世代为将！你们要以征战是在增加罪业约束自己，不要以怕对不起祖先的荣耀为累。”

而在我看来，可适十五六岁从军，六十一岁在边疆任上去世，四十多年间算无遗策，战无不胜，就连作为敌方的西夏人都敬服地称他为“爹”，几乎可以称为战神，但是，却因上级揽功诿过或与上级意见不合而被诬陷，甚至下狱、差点丢了性命，到了晚年，恰逢已是宋朝末世的宋徽宗年间，朝廷高层政治斗争激烈，朝政腐败糜烂，更是遭到一直信任他的徽宗的猜疑，人们常说，“军人只知打仗，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就是这样，你不关心它，他却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你，战神在政治面前，就如可以随意拨弄的手杖，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这方面说，可适实在不幸。

然而，如果把眼界放宽，看得更长久一点，哪怕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就会发现，可适又是幸运的。

就在可适去世不久，十五年后的宋徽宗宣和末年，即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国人来了，金人打败了当时宋朝所有的名将、军队，灭亡了北宋，“靖康之耻”落在了每一个军人的头上，如果可适在世，能打败金人吗？至少可以存疑。

以“军神”的身份离开末世宋朝，得享应得的、不世的哀荣，人们应该为可适庆幸！

折氏自折从阮始，六代十人连续担任府州知州，宋初到北宋末，没有任何外人接替，这在崇文抑武的宋朝，绝无仅有。

《宋史·折德扆传》及后人附传后的“论”说，折氏据有府谷，与西夏王朝建立者李元昊的祖上李彝兴没有差别，都是少数族首领，但宋太祖肇建宋朝，折从阮向慕中华，主动投赴，太祖嘉许，特别准予折家世袭府州知州职务，虽不无世卿世禄、国中之国的嫌疑，但折家每一代都生出名将，世世忠贞报国，称得上是宋朝西北边疆的保障，折家可以说对宋朝没有一点亏欠！

北宋从太祖到钦宗（钦宗可不计），历9帝、167年，皇帝、朝廷对折氏始终信任、重用，折家从折从阮至折可大，历6代10任府州知州，虽有继宣不称职、可大事迹不详，但对宋朝始终忠诚，捍卫边疆生死不计，这是一种怎样的情义，在皇权专制、上下猜疑、特别是对领兵武将更是时时提防的帝制时代，又是多么难能可贵！

读史至此，念及折家代代英雄，一句老话不禁冲进脑海：当浮一大白——喝一大杯！

府州故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