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篇文章聊了《人民军队的武器进化史》，这篇再来聊聊解放军进藏的事，从一个小的角度看看教员的地缘战略、解放军的战术布置、以及新中国收复国际势力干涉地区的节奏。

山西东南部的长治、晋城地区，因为地势高昂，古人便以“地极高，与天为党”的寓意，命名为“上党”。

在乱世争霸的时候，哪方势力得到上党，便能通过“太行八陉”中的滏口陉、白陉、太行陉，威胁河北、山东、河南的安全。除此之外，山西汾河流域的临汾、太原也在上党的兵锋之下。

居一隅而俯瞰晋冀鲁豫，就是上党的地理优势。

战国时期，秦、赵爆发的长平之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夺上党，争夺定鼎中原的战略主动权。

而在整个亚洲东部的范围内，青藏高原也有类似的地理优势。

仅从地势高低来看，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周围的四川平均海拔2598米、甘肃河西走廊的平均海拔1500米、新疆的平均海拔不足1000米，恒河平原的平均海拔最低，仅有10米。

可以说，青藏高原就是亚洲东部的上党，哪个国家拥有青藏高原，就拥有了亚洲东部的战略主动权。

早在唐朝初期，吐蕃的松赞干布就不断侵扰四川、甘肃等地，并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和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利用青藏高原的地理优势为吐蕃争取利益。

百余年后，吐蕃趁唐朝爆发安史之乱的机会，逐渐吞并了大片唐朝国土，把东至陕西凤翔、西至新疆葱岭、北至内蒙古额济纳、南至喜马拉雅山的土地都纳入治下。

这是吐蕃的极盛时期，也是青藏高原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历史阶段。

到了明朝成立以后，朱元璋鉴于吐蕃侵唐的教训，以及明朝经略西北的需求，做了两手准备。

其一是命使者深入青藏高原，招抚元朝册封的帝师、法王等实力派。

在明朝的招抚下，公元1373年2月，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抵达应天（南京），被朱元璋册封为炽盛佛宝国师，他举荐的60人，朱元璋也分别授予官职。

随后，朱元璋设立朵甘指挥使司、乌斯藏指挥使司、两个宣慰使司、一个元帅府、四个招讨使司、十三个万户府、四个千户所，用来封赏喃加巴藏卜等实力派。

朵甘指挥使司的辖地，大致是青海、四川西部。乌斯藏指挥使司，即西藏。

朱元璋设立这两个指挥使司，其实就是以“众建诸侯少其力”的手段，拆分青藏高原，用陕西和四川制朵甘、用朵甘制乌斯藏。

其二是武力征讨。

公元1377年，朵甘和乌斯藏的一些部落酋长不安分，经常抢劫朝贡明朝的使者，于是朱元璋命征西将军邓愈、副将沐英统兵西征，一路追至昆仑山，斩杀并俘虏万余人，缴获牛羊马十余万头，号称“西略川藏，耀兵昆仑。”

次年，沐英继任征西将军，统帅副将王弼和蓝玉再次西征，“拓地数千里，俘男女二万，杂畜二十余万。”

经过这一番文攻武略，朱元璋基本把青藏高原纳入治下。

清朝初期，康熙、雍正、乾隆把这一治藏策略发挥到极致。

公元1720年，为了削弱准噶尔汗国的实力，康熙皇帝命定西将军噶尔弼、副将岳钟琪统兵进入拉萨，清朝开始实控西藏。

公元1723年，年羹尧和岳钟琪平定青海叛乱，次年，雍正皇帝设立青海办事大臣。公元1728年，雍正皇帝设立西藏办事大臣，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共同处理西藏事务。

青海和西藏，正式成为清朝的实际领土。

公元1751年，乾隆皇帝设立噶厦制度，以“三俗一僧”等四位噶伦，负责西藏的日常行政事务，但每件政务都需呈送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经批准后才能施行。

公元1785年，乾隆皇帝创立“金瓶掣签”制度，规定活佛转世必须朝廷批准，未经批准不能擅自转世。

乾隆皇帝的两项制度，给清朝用政、教两种方式治理西藏，铺平道路。

从历史的层面来看，中国王朝很早就认识到西藏的重要性，付出巨大的代价，把西藏带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经过长达四百年的探索，明清两朝也摸索出一套治理西藏的可行办法。

所以，西藏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是中国国防不可缺失的一环，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

2、

中国需要西藏，其实对于印度来说，印度也需要西藏。

仅仅是平均海拔4000米和10米的数字对比，就能证明，西藏就是印度的天险门户。

如果不能控制西藏，恒河平原就没有安全可言，印度就像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北宋一样，时刻提心吊胆。

而一旦夺取西藏，印度便能和辽国威胁北宋一样，随时威胁中国内地的安全，确立印度对中国的战略主动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殖民印度以后，便开始征服缅甸、马六甲海峡、伊朗、阿富汗等地，建立起横跨东南亚、波斯湾的英属印度。

巩固了印度的基本盘，英国又向西藏渗透，并于1904年入侵拉萨。清朝为了不得罪英国，被迫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承诺不允许其他国家进入西藏，英国为照顾清朝的面子，则承诺不正式侵占西藏。

虽然两国罢兵言和，但清朝没有能力驱逐英军，这份条约，事实上承认了西藏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殖民者进入西藏，又引起西藏内部势力的分化。

1923年，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爆发冲突，九世班禅感觉人身安全没有保证，便离开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经甘肃逃往内蒙古，随后到了北京，和民国大总统曹锟会面，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

此后，九世班禅游历了山东、南京、上海、杭州、甘肃等地，并接受南京国民政府授予的“西陲宣化使”职务，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树圆寂。

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以及和达赖喇嘛的矛盾，决定了班禅亲近中国中央政府的立场。

相较而言，常年留守拉萨的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和英国殖民者的感情更深，在西藏的世俗利益更重。无论是保护世俗利益，还是决定西藏的走向，他们都更愿意追随英国殖民者。

以上的国际大气候和西藏小气候，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历史大事件。

1949年7月，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经过“扶郿战役”，基本解放陕西，兵锋直指兰州。

听到这个消息，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担心解放军进藏，便驱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驻藏代表，开始谋求所谓的“西藏DL”，并向印度讨要武器装备，武装训练了一部分藏军。

而十世班禅听闻解放军西进，立即派人到西宁打探消息，得知我党有“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的政策以后，十世班禅亲自到西宁，和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见面，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

10月1日，教员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他们分别向英国、美国、新中国发电，表达了坚决维护独立的态度，要对解放军进藏部队做出毫无保留的抵抗。

这种态度，其实就是出卖祖国的利益，以带领西藏倒向英美为条件，换取英美向新中国施压，进而维护他们统治西藏的政治权利、盘剥农奴的经济利益。

十世班禅则紧跟时事，给教员和朱老总发去贺电。

新中国刚刚成立，事务非常繁重，但教员和朱老总仍然抽出时间，斟字酌句的给十世班禅复电。十世班禅非常高兴，认为这是教员和朱老总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承认了他的合法地位。

经此一事，十世班禅感觉自己做对了，更坚定的站在新中国一边。

事情走到这一步，新中国要解放西藏，就不像明清一样简单了。

一方面，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以英美为靠山，新中国要解放西藏，就必须寻求苏联的支持。

于是在1950年1月，教员访苏期间和斯大林提议，把苏联援助的空军团交给刘伯承，用来解放西藏。斯大林同意了教员解放西藏的意见，但空军团是否调到西南，还需要再商议。

西藏的海拔高，藏军的实力弱，能否用到空军还不一定，所以教员没有在空军团的问题上纠缠。在他看来，斯大林支持新中国解放西藏，新中国在外交层面不是孤立无援，足够了。

另一方面，既然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投靠英美，那么他们能走到哪一步，英美是否直接出兵，都是未知数。一旦他们宣布“西藏DL”，并得到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承认，再想解放西藏就麻烦了。

新中国必须速战速决，在他们造成“独立”的事实以前，派解放军进驻西藏，造成解放西藏的既定事实，才能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上风。

总而言之，解放西藏不仅是新中国的内部矛盾、巩固国防的重要环节，更是美苏争霸的一部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博弈的一部分、百年来中国反抗殖民压迫的一部分。

3、

尽管解放西藏的核心要求是“快”，但教员并没有一味求快，而是极力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保持自己的节奏感，稳中求快。

自从斯大林表态支持新中国解放西藏，1950年1月2日，教员就在莫斯科发出指示——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西南军区）为主、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为辅，准备进军西藏。

根据教员的命令，半月后，西南局决定以驻四川的第18军、驻云南的第14军42师126团执行进藏任务，并成立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第18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委谭冠三为副书记。

这是在军事上积极备战。

1950年5月，教员又给西南局做出指示：“只要西藏方面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次月，西南局拟定了针对西藏的十条政策，包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实行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政治制度不变、西藏人民提出要求时再进行社会改革等等。

这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解决。

不疾不徐、先礼后兵是教员的一贯风格。

原本“和平解决”是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但西南局派出代表赴拉萨谈判的时候，西藏的噶厦政府杀害了前去联络的工作人员，阻断了“和平解决”这条路，然后把三分之二的藏军调到昌都，共计8000人。

曲靖是云南的门户，汉中是四川的门户，潼关是陕西的门户，同样的道理，昌都就是西藏的门户要地。

噶厦政府把藏军主力调往昌都，显然是不接受和平谈判，要武力对抗新中国。

既然如此，教员便放弃和平谈判，命令进藏部队专心备战，以武力解决问题。

西藏的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环境复杂，备战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在这个过程中，教员没有一句催促，而且要什么给什么，尽最大的努力满足进藏部队的精神、物资需求。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进藏部队的第一个困难，其实是恐惧心理。

第18军源自抗战时期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参加过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成都战役，全军共2.96万人。

但就是这么一支转战千里无敌手的部队，解放成都以后，普遍滋生了享乐思想，不愿意再过苦日子，现在听闻要进藏，很多官兵都有抵触情绪。而且对于内地来说，西藏一直笼罩着神秘色彩，部队官兵不知从哪听到一些神神叨叨的谣言，内心有些恐惧，害怕进藏。

部队出现这样的情绪，是不可能进藏的，于是张国华和谭冠三做了三件事——

1、教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张国华和谭冠三就用“两个务必”教育全军官兵，要求他们服从中央的指示。

2、评选渡江以来的模范功臣，借此激发全军官兵的英雄主义气概，鼓励他们再立新功。

3、在誓师大会上，张国华背着年仅三岁的女儿上台，表态要带着女儿一起进藏，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谭冠三则说：“这次出征，如果我为国捐躯了，请同志们一定把我埋在西藏。”

听完张国华和谭冠三的话，全军感动不已。

正是通过这三件事，第18军官兵才消除畏难情绪，决心进藏，为新中国再立新功。

进藏部队的第二个困难，是对西藏很陌生，不知进藏工作从何处着手。

针对这个问题，张国华和谭冠三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号召全军官兵学藏文和藏语，并邀请熟悉西藏的人士举行座谈，得到任何有用的内容，都要总结成文，向全军官兵宣传。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西藏，他们还成立先遣支队，奔赴甘孜、巴塘等地，调研西藏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调研结果同样要总结成文，向全军官兵做宣传。

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第18军官兵就对西藏有了基本的了解。

在这样的基础上，张国华和谭冠三又带领官兵进行了雪地战斗、森林战斗、骡马保护、高原疾病防治等训练，为进藏做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进藏部队的第三个困难，是交通不便。

那时进藏的起点是雅安，但因为国民政府的不作为，导致雅安到甘孜没有公路、甘孜到昌都没有公路、昌都到拉萨更没有公路。

没有公路就不能运送物资，战役无法展开，即便第18军强行进藏，也会因为缺乏物资而无法常驻。

修公路，成了进藏的当务之急。

教员为此专门做出指示：“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修路”，第18军官兵为完成教员的指示，提出“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口号，用4个月的时间，修通了雅安到甘孜县的公路，全长600公里。

有了公路，中央军委专门调拨的数百辆汽车，就能把西南各地筹集的万吨物资，从雅安运送到甘孜县，使第18军官兵和后勤物资更靠近前线。

解决了这三个困难，第18军进藏便畅通无阻，只等一声令下。

4、

昌都是西藏的门户要地，第18军进藏，首先要解放昌都。

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改编）的刘、邓、贺等同志认为，战役一旦开始，藏军就会发现解放军的实力强大无法抵抗，他们会以小部分兵力控制要点，再分小部分兵力游击骚扰，主力部队则经两条路线后撤，保存实力——

其一是向西，经恩达县、类乌齐县退至拉萨。

其二是向南，经八宿县退至拉萨，或者经八宿县继续向南，退至中缅边界的察隅县。

根据这样的判断，他们指示张国华和谭冠三，解放昌都的时候，不能正面猛攻，重点是各部队迂回前进，切断藏军的退路，再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张国华和谭冠三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决定把解放昌都的部队分成北集团和南集团，并做了具体的战役部署——

第52师154团和2个连组成北集团右路军，自邓柯县渡金沙江，和西北军区的骑兵支队会师以后，直插类乌齐县和恩达县，切断藏军西部的退路。

第52师机关和第156团、155团、军属炮兵营组成北集团中路军，自邓柯县渡金沙江，直捣昌都。

第54师炮兵连和军属侦察营、工兵营组成北集团左路军，自德格县渡金沙江，经江达县直奔昌都，配合中路军作战，同时以一部分兵力迂回到昌都以南，切断藏军南部的退路。

第53师157团、炮兵连、工兵连组成南集团右路军，自巴塘县渡金沙江，直出八宿县，切断藏军向南撤退的道路。

第14军42师126团组成南集团左路军，自云南贡山县沿着怒江北上，到达澜沧江畔的德钦县以后，继续向西北佯动，威慑察隅县。

你看看，从战略判断到战役部署，主攻、佯攻、迂回、穿插、围堵，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开始，五路大军按计划分别突进。

北集团右路军自邓柯县渡金沙江，先向西北行军，到青海玉树和西北军区的骑兵支队会师，然后调头南下，以每人负重40公斤的强度，每天强行军60公里，终于在18日抢占恩达县、类乌齐县，完成任务。

这么高强度的行军，代价就是北集团右路军掉队三分之一，600人的骑兵支队，跑死500匹战马，只有100名有马骑兵和100名弃马步行的骑兵抵达战场。

北集团左路军和北集团中路军，付出差不多的代价，也在19日黄昏抵达昌都。

南集团左路军于12日抵达德钦县，等待命令，南集团右路军是15日抵达八宿县的，即北集团的三路大军尚未开战，藏军向南撤退的路就被封死了。

至此，五路大军把纸面上的战役部署，变成现实。

10月20日晨，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昌都的藏军兵败如山倒，想逃，却发现所有的退路都被封住，有种插翅难飞的无力感。

走投无路之下，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命令剩余的两千余藏军，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

截止到24日，解放军累计击毙藏军5700余人，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步枪3000支，基本摧毁藏军的主力部队，夺取昌都，打开西藏的门户。

将近10个月的准备，只为这18天的绽放，李世民击败刘武周的“柏壁之战”，也不过如此了。

而在“昌都战役”结束以后，进藏部队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修路。

他们用几个月的时间，修建了甘孜到昌都的公路，并动员了藏族同胞的2.5万头牦牛，把甘孜的5000吨物资运到昌都。

明朝的傅友德、沐英、蓝玉攻克曲靖，云南就成了囊中之物，现在解放军解放了昌都，西藏的噶厦政府也没有了回天之力。于是在1951年春，他们开始响应新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谈判。

5月23日，双方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

事实证明，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如果没有“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和平解放西藏，不可能这么顺利的。

虽说西藏和平解放了，但事情仍然没有结束。

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为了防止英美国家挑唆反动分子掀起叛乱，教员决定，派5支部队进驻西藏，控制关键要地——

第18军大部留守昌都，并维护公路，保证甘孜到昌都的交通顺畅。

第18军52师154团、155团经丁青、边坝、沙丁、太昭进驻拉萨。

第14军42师126团，进驻察隅县。

西北军区再出一支骑兵支队，自新疆于田县出发，进驻阿里地区。

青海独立支队自都兰县香日德镇出发，经通天河、唐古拉山、拉萨，进驻日喀则。

这五支部队，既控制了西藏的门户昌都，又占据了西藏的大城拉萨和日喀则，同时还堵住西藏的西北、东南要害，可谓是以极少的兵力控制着极大的领土。

教员的地缘政治素养，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而第18军的部队抵达拉萨以后，立即开始勘探地形，准备修建昌都到拉萨的公路，确保内地的物资可以直接运到拉萨。后来经过数十年的整修、开拓，昌都和拉萨之间，最终形成这样一条公路大环线——

5、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第18军改组为西藏军区，张国华出任司令员、谭冠三出任政委，阿沛·阿旺晋美以藏族代表的身份，出任第一副司令。

他们的名字，都深深的写在西藏的历史上。

但根据和平解放的协议，西藏的社会制度不做变动，西藏大部分地方的行政事务，仍然是噶厦政府负责。中央人民政府只是成立了直接领导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做为对噶厦政府的制衡，恢复了十世班禅的地位，做为对达赖喇嘛的制衡。

直到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叛逃到印度，才打破这种平衡。

因为他先违反了和平解放的协议，于是在3月28日，周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噶厦政府，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这就继军事上解放西藏之后，又在政治上解放了西藏。

紧接着，西藏开始了土改运动，并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在社会层面解放了西藏。

从此以后，敲骨吸髓的奴隶主没有了、人皮唐卡没有了，那骷髅筑成的八百里狮驼岭，终于化为佛光漫天的灵山胜境。

到了这个时候，西藏才真正获得解放。

算算时间，将近十年了。

1960年，作曲家马倬到西藏采风，听到青年歌唱家常留柱演唱的《山南古酒歌》，非常感兴趣，便把这首歌的词、曲都做了修改，成了一首全新的歌曲。

四年后，北京举行全国文艺汇演，按照规定，业余歌手才能参加，常留柱偏偏是一位专业歌手。于是西藏选了一位业余歌手进京参演，大获成功。

那位业余歌手的名字，叫做雍西，她的女儿名叫韩红。

而她演唱的歌曲，就是马倬用《山南古酒歌》改编的《北京的金山上》——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 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人心至此，西藏这个亚洲东部的“上党”，新中国是彻底占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