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4个团，团以上主要干部名单，1955年授衔情况
世人皆知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却鲜少有人知晓新四军第四支队这支英勇部队的传奇故事。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第四支队下辖四个团，每一个团都有着独特的使命和令人动容的故事。这支部队的指挥员们，有的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将军，有的则长眠于荒山野岭；有的位居高位，有的默默无闻。那么，这支传奇部队的主要指挥员们都有谁？他们在建国后的授衔中又获得了怎样的军衔呢？更令人惊讶的是，其中竟然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组建始末
1938年的初春，大别山上寒风料峭。在鄂豫皖边区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一场重要的会议正在进行。会议的主角是高敬亭，这位即将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将领，正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原来，摆在高敬亭面前的是两支来历不同的部队：一支是骁勇善战的红二十八军，一支是经验丰富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这两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要将它们合并为一支统一的队伍，谈何容易！
当时的情形十分特殊。红二十八军虽然战斗力强，但经过多年征战，人员已经减员过半。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则是一支游击能手，对当地地形了如指掌，但缺乏正规作战经验。
高敬亭想出了一个妙招：他派出了几位资深军官，分别走访两支部队的老战士。这些军官带着一个任务：收集每个连队的特长和每位士兵的专长。经过半个月的摸底，一份详细的＂人才清单＂摆在了高敬亭的案头。
这份清单上记录着许多有趣的细节：红二十八军里有一个叫王德的班长，曾经是个铁匠，能修理各种武器；游击队中有个叫老李的战士，以前是猎户，对大别山的每条小路都了如指掌。
高敬亭拿着这份清单，开始了精心的＂编组＂工作。他采取了＂两把尖刀＂的策略：一把是正规作战的尖刀，一把是游击作战的尖刀。
1938年2月16日，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新四军第四支队正式成立。令人惊讶的是，高敬亭并没有按照常规把两支部队简单地合并，而是采取了＂拆分重组＂的方式。他把擅长正规作战的老兵分散到各个连队，让他们担任骨干；把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也分散开来，担任向导和侦察员。
这种独特的编组方式很快显现出效果。在第一次实战演练中，一个由红军老兵带领的排，配合着游击队员的向导，仅用了半天时间就完成了一次极其隐蔽的穿插行动。这让现场观摩的军事顾问连连称赞。
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组建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有一天，高敬亭在视察部队时，发现一个连队的战士们正在比赛用大刀劈竹子。原来，这个连队的连长是从游击队来的，他发现连队里有不少红军老兵都精通使用大刀，就组织了这样一个特训。这个创意立即得到高敬亭的支持，他还特意从后勤部门调来了一批竹子，让全支队都开展这项训练。
为了加强部队的凝聚力，高敬亭还在支队里成立了＂传帮带＂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红军老兵、一名游击队员和几名新兵组成。老兵教授战术技能，游击队员传授野外生存本领，新兵则带来了新鲜的革命热情。
就这样，在高敬亭的精心组织下，新四军第四支队很快成为了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他们不仅继承了红军的优良传统，还创造了许多适应新形势的战术打法。这支部队，就像是一把淬火千次的宝剑，在抗日战场上大显神威。
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成立，不仅是两支部队的简单合并，更是革命军队在新形势下的一次成功改革。这次改革的经验，为后来新四军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二、四个特色团的独特定位
要说新四军第四支队最令人称奇的，莫过于它的四个特色团。这四个团就像是四把不同的尖刀，各有各的锋芒，各有各的用处。
第七团是支队的主力精锐，人称＂铁拳团＂。这个称号可不是白叫的！1938年春天，第七团在一次伏击战中创下了惊人战绩：全团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全歼了一个日军小队。这支团队的特点是突击能力强，常常担任主攻任务。
在第七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个战士都必须精通三种武器。团长杨克志曾经说过一句话：＂子弹打光了还有大刀，大刀断了还有手榴弹，总之决不能让敌人好过！＂这支铁打的团队，在后来的皖南行动中，成为了突围的主力。
第八团则是一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当地老百姓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幽灵团＂。这支部队最擅长的就是打游击，经常三五个人结伴，专门袭扰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有一次，第八团接到一个特殊任务：破坏敌人的一条重要补给线。团长周骏鸣带着一个排的兵力，在大别山区活动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晚上则出来活动。这一周时间里，他们先后炸毁了敌人三座桥梁，击退了四次搜索，最后还顺手救出了一批被敌人抓去做苦力的百姓。
第九团更是特别，这支部队被称为＂尖刀团＂。团里的战士大多是从特务营和独立团选拔出来的好手，专门执行一些特殊任务。他们不但要会打仗，还要能说会道，因为经常需要打入敌人内部搞情报工作。
1939年冬天，第九团立下了一个大功：他们发现了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里面储存着大量军需物资。团长顾士多带领一个小分队，装扮成运输队，趁着大雪天潜入了据点。他们不但炸毁了敌人的弹药库，还缴获了一批重要文件。这次行动，让日军损失惨重。
最特别的要数手枪团了。这支部队的人数最少，但每个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装备轻便，经常穿便衣执行任务，被戏称为＂便衣团＂。团长詹化雨是个讲究人，规定团里的每个战士除了要会打枪，还必须会写一手好字、会说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
手枪团立下的功劳可不少。有一次，他们得到情报说有一批伪军想要投诚。詹化雨带着几个人，化装成商人，深入敌后与对方接头。经过细致的甄别和谈判，最后成功策反了一个营的伪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扩大了革命力量。
这四个团虽然各有特色，但配合起来却是天衣无缝。在战斗中，通常是第七团打主攻，第八团在外围袭扰，第九团负责关键突破，而手枪团则负责搜集情报和策应接应。正是这种默契的配合，让第四支队在大别山区站稳了脚跟。
三、支队首任团以上干部的人生轨迹
说起第四支队的这些首任团以上干部，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他们当中，有的建国后官至将军，有的则长眠于战火纷飞的年代。
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是个传奇人物。早在1927年，他就参加了南昌起义，是一位资深的老革命。在带领第四支队期间，他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战术。1943年，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被组织送往延安养伤。建国后，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但从不提起自己的功劳。
林维先担任支队参谋长时年仅28岁，是支队领导层中最年轻的一个。他最大的特点是善于钻研军事技术，在他的建议下，支队专门成立了一个技术小组，专门研究敌人的作战特点。1945年，他调任新四军军部，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
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是个老政工干部，说起话来总是有理有据。他在支队里推行了一项特殊制度：每个连队都要有一个＂故事会＂，让战士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这个制度不仅提高了战士们的文化水平，还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第七团团长杨克志的故事最为悲壮。1941年皖南事变时，他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掩护主力突围。在弹尽粮绝之际，他带领最后几名战士冲向敌群。这一冲，就是永远。战后，人们在战场上发现了他的遗物，一个装着家书的布包，上面还沾着血迹。
第八团团长周骏鸣是个江南人，打游击战却像是在自家后花园里转悠一样。他最爱钻研地形，在他的笔记本上，画满了各种地形图。可惜好景不长，1940年冬天，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虽然被救了回来，但再也不能上战场。建国后，他在军事院校当了教员。
第九团团长顾士多的结局最让人唏嘘。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在一次秘密任务中被叛徒出卖，落入敌手。敌人威逼利诱，想让他说出部队的情况，但他始终没有开口。最后，敌人把他活活打死，年仅26岁。
手枪团团长詹化雨倒是个有意思的人物。他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因为不满日本人的暴行才参加革命。他最大的本事是能说会道，经常装扮成各种身份打入敌人内部。建国后，他凭借这份能力，成了一名出色的外交官。
支队参谋处长王德山是个军事奇才，他最擅长的是运筹帷幄。在他的计划下，支队多次化险为夷。但他为人低调，很少在人前显露。建国后，他婉拒了去军事院校任教的邀请，而是选择回到家乡，当了一名普通的民兵教员。
政治部组织科长李向前的经历最为坎坷。他在一次战斗中被俘，装疯卖傻逃了出来，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部队。战争结束后，他一直默默工作在基层，直到1955年授衔时，才有人想起这位老同志的功劳。
通讯科长张世忠是个技术能手，他带领一班人自制电台，成功架起了与上级的联系。在最困难的时候，就是他的这部电台，为支队带来了及时的指示和鼓励。后来他调任军区通讯部门，为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建国后的重聚时刻
1955年9月，北京，一场特殊的授衔仪式正在举行。当年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老战友们，有的已经白发苍苍，有的却已经永远长眠于黄土之下。这一天，活着的战友们终于重聚在一起。
高敬亭身着将军服走进会场时，第一个迎上来的是他的老部下林维先。两位老战友相视一笑，想起当年在大别山的峥嘥岁月。这一次，他们都戴上了将星：高敬亭被授予少将军衔，林维先则是大校。
授衔仪式现场，还有一件感人的小插曲。周骏鸣拄着拐杖来到会场，虽然伤病缠身，但依然精神矍铄。在他的胸前，挂着一枚沉甸甸的大校军衔章。当年在战场上负伤的老伤口虽然让他离开了战场，但他在军事院校培养的学生们，如今已经成为部队的骨干。
詹化雨这次特地从外交岗位请假回来参加授衔仪式。这位曾经的手枪团团长如今已是一名资深外交官，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军人身份。当主持人宣布授予他上校军衔时，他立正敬礼的姿势依然标准。
最令人动容的是王德山的儿子代父领衔。老王去年刚刚病逝，临终前还念叨着要给战友们捎个信。组织上追授他大校军衔，他的儿子捧着军衔证书时，眼泪止不住地流。现场的老战友们纷纷上前安慰，讲述着他父亲当年的英勇事迹。
李向前的出现让很多人感到意外。这位曾经在敌后活动的老同志，建国后一直在基层默默工作。当组织找到他时，他正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当民兵教员。这次授衔，他获得了上校军衔。
张世忠依然是那个技术迷。现在的他已经是军区通讯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被授予大校军衔。他特地带来了一台自己改装的收音机，说是要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在授衔仪式上，大家特意为牺牲的战友们留了空位。杨克志、顾士多等已经牺牲的同志被追授了相应的军衔。他们的亲属代表接过军衔证书时，全场肃立默哀。
仪式结束后，老战友们聚在一起，说起了当年的故事。林维先还记得顾士多牺牲前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顾士多正准备执行那个危险的任务。周骏鸣则讲起了杨克志带领弟兄们掩护突围时的情景，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
詹化雨带来了一件珍贵的礼物：一本发黄的笔记本。那是当年手枪团记录行动的日志，里面密密麻麻记载着每一次任务的细节。老战友们围坐在一起，翻看着这本承载着历史的笔记本，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张世忠的录音机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些珍贵的回忆。他说，这些录音要永久保存下来，让后人知道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光荣历史。对于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这些声音就是最好的纪念。
五、第四支队对新中国军队建设的贡献
1956年春天，北京军事学院的一间教室里，一位老教员正在给学员们上课。这位教员就是曾经的第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他在黑板上画着当年第四支队在大别山区的作战部署图，为新一代军事指挥员讲解游击战术的精髓。
第四支队的作战经验被写入了军事教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四位一体＂的作战方式：主力突击、游击牵制、特种渗透、情报先行。这种打法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显现出独特优势，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更是被广泛运用。
在军队院校里，第四支队留下的另一个重要遗产就是＂传帮带＂制度。这是当年高敬亭在组建支队时创立的培养方式，如今已经成为部队培养新人的基本方法。
1957年，军委组织编写军史时，特意派人采访了当年第四支队的幸存老战士。一位老战士拿出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记载着支队的一项特殊规定：每个战士除了要精通本职技能外，还必须掌握一门其他专业技能。这项规定如今在部队中仍在沿用。
詹化雨虽然已经转业到外交系统，但他创立的情报工作方法仍在军队中发扬光大。他当年在手枪团总结出的＂四懂四会＂标准——懂政治、懂军事、懂技术、懂文化，会说、会写、会装、会做，成为了特殊部队人员培训的重要内容。
第四支队的通讯工作经验也得到了传承。张世忠在军区通讯部门工作期间，把当年支队使用的＂一点二线＂通讯方式加以改进，创造出了更加完善的通讯网络体系。这个体系在后来的部队通讯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基层建设方面，李向前的工作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当民兵教员期间，把支队的政治工作经验运用到民兵训练中，创造了＂群众化、生产化、军事化＂的民兵训练模式。这种模式后来在全国推广。
第四支队的革命精神也在不断传承。1960年，军事博物馆专门设立了一个展区，展示支队在艰苦岁月里自力更生的事迹：他们自制手榴弹的工艺、修补枪支的技术、制作通讯器材的方法，都成为了激励新一代军人的生动教材。
在军队院校的图书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周骏鸣绘制的那些地形图。这些手绘的地图不仅记录了大别山区的地理特征，更展示了革命军队的严谨作风。现在，这些地图已经成为军事地形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四支队的战术创新精神也在不断发扬。1965年，某军事科研所在研究山地作战时，特意研究了支队在大别山区的作战经验。他们发现，支队当年创造的＂三三制＂战术——三人一组、三组一排、三排一连的编制方式，在山地作战中具有特殊优势。
在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第四支队的事迹一直是重要的教材。顾士多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杨克志舍身掩护战友的壮举，都成为了激励官兵的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