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公接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人，就是伟人亲笔签署的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的家人丛丹。见面后，邓公仔细打量了一番对方，然后说出一句话：“长得真像你父亲！”
丛德滋
丛丹的父亲丛德滋，曾先后担任《西北向导》、《西京民报》、《解放日报》总编辑，长期卧底国民党，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独一无二的00001号烈属证据统计，近代百年内，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累计超过了2000万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无名人士，其中在官方有档案可查的，却仅仅只有193万人。建国后，为了表彰这些英烈，优抚烈士的家属后代，中央设立了一个《烈属证》，第一个获得这份荣耀的，就是烈士丛德滋的家人。
丛德滋没有上过战场，也不曾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甚至在他去世后，档案中都没有他的记录，因为他是一名“特别党员”。
丛德滋当年从事的到底是什么工作，他为国家到底作出了什么贡献，直到几十年后，丛德滋的女儿才在媒体讲出父亲的故事。
丛丹 右
在丛丹的记忆中，父亲这个形象来自于墙上的一张照片，当年，她自己用的还是高锦明这个名字。
那是1951年12月的一天中午，高锦明刚刚放学回到家，就看到自家门口围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光是敲锣打鼓的就有二十多人，她费了老大的劲才挤过人群。
她的父母被人群围在中间，她注意到，父亲的手中端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四个大字“革命烈属”。高锦明有些懵，她们家有烈士吗？为什么从来没听父母讲起过？
这时父亲见女儿回来了，招呼了一声，然后郑重其事地把牌匾交到女儿手中，让她放进房里，还反反复复嘱咐她，“一定要小心，别磕碰着了。”
高锦明拿着牌匾走进屋里，好奇地打量着，“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第00001号”，丛德滋同志？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然后她看到后面的落款是伟人的名字，高锦明眼睛发直，看得出来，这个竟是伟人亲自签上去的。
吃过饭后，父亲把高锦明叫到身边，然后说出一句让她震惊的话：“你记住我下面说的话，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丛丹。”还没等父亲说完，她诧异地问：“为什么要改名字啊？爸爸。”
“因为你的生父，是这张烈属证上的人”，父亲说完，把烈属证拿了过来，再次交到女儿的手中。告诉她，丛德滋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为了国家的解放事业被军统的特务杀了。她和弟弟的名字，也是他取的。
丛德滋
丛丹听完这些话，一时间有些接受不了，傻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我的孩子，这一点不会改变。只是，从现在开始，您们要记住，你们身上留着光荣的血脉，绝对不能辜负你们爸爸的期望，以后要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追寻红色脚印那两天，丛丹上课的时候一直心不在焉，她脑子里不断地回响起父亲的话，“我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丛丹突然想起，小时候父母经常叫她“小丹”，她还以为这是她的小名。原来，她们还有这样的身世。
这件事情就像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太多的改变，父母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着她们，直到成年后，丛丹才慢慢了解到父亲的经历。
在丛丹的家中，有一个小书房，里面堆满了箱子，里面放着很多资料，都是一些报纸、档案，为了搜集这些资料，她几乎花光了自己的业余时间，因为她要去追寻父亲的脚步。
这堆资料里面，对丛丹来说最珍贵的是一张1935年拍摄的照片，照片的背后还有父亲留下的两行字，上面记载了父亲当年被关押期间发生的事情。
后来丛丹找了很多父亲生前的好友，这一段一段的记忆片段，拼凑出一个不完整的故事。 丛德滋在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当时的校长，正是张学良。毕业后，他进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
张学良
丛德滋是个“不安分”的读书人，还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是上街喊口号、贴标语，支持抗战的积极分子。他充分认识到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笔杆子的使命是什么。
虽然身在国民党，但是丛德滋却长了一颗“共产之心”，后来他在《小实报》、《东方快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揭露国民党政府枪口对内行径的文章，这让他成为军统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5年的夏天，丛德滋被捕，罪名是“共产党嫌疑分子”。后来在张学良的斡旋下，丛德滋和另外一批人被释放，他也得以追随张学良，进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工作。
张学良是如何看上丛德滋的？这在过去一直是个迷，直到后来丛丹在国外遇到李秋生这个人，他是当年丛德滋在“西北剿总”一起工作的同事。
李秋生回忆说，张学良对丛德滋的第一印象来自于丛德滋写的一篇日记。在那篇日记中，丛德滋写下“画山水一幅，有尺幅千里之概”这行字，张学良很喜欢这个为人正直，但敢想敢干的年轻人，后来经常会把他带在身边出去办事。在外人的眼中，丛德滋这是“一步登天”。
那时也许他自己都没想过，自己会在西安事变中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第一报”丛德滋有一个特俗的身份，他是《解放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而这个《解放日报》也是很特殊的存在，它跟1941年在延安创办的《解放日报》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关系，它存在的时间只有短暂的2个月，但这两个月，是非凡的，因为他们记录了西安事变的过程。
西安事变发生后，丛德滋接到一个秘密任务，成立一个临时的宣传机构。
这个宣传机构存在的意义，是破除国民党在当时的舆论封锁，把这段重要的历史公之于众。
在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协助下，丛德滋接手了国民党的喉舌《西京日报》，经过研究决定把其改名为《解放日报》，当时的报名，就是他写的。
《解放日报》完整地记录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整个进程，目的就在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当时丛德滋的工作是直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展的，两个月的时间，61期，每一期，都是由他送到周手里进行审核，然后进行修改调整。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拘押，而《解放日报》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此时的丛德滋，是有些心灰意冷的，东北军已经名存实亡，他也开始漂泊，不久后，他就认识了王竹青，后来他带着王竹青回到老家举办了婚礼。
1938年，丛德滋离开这个生活了不到两年的家，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前往兰州，秘密和八路军会合，这里，就是他的最后一个革命阵地。
丛德滋到了兰州后，表面上担任民众通讯社社长，这个通讯社只有他和记者于千两人。实际上，他是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党员，他们这通讯社，既要负责情报的传输，也要给其他的地下工作提供支持，比如各种营救工作，他们直接受中央的领导，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秘密驿站。
除了营救工作外，丛德滋还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跟书籍有关。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抗日等读物都是被禁止的，他需要和国民党斗智斗勇，抢救当时的各种进步书籍。
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丛德滋需要另一重身份来掩护自己，为自己获得更多的情报信息，为此，他想尽颁发接近国民党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和对方成为拜把子兄弟关系，对外还称是曾扩情的秘书。
这个身份，就是最终为他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曾扩情
曾扩情可不是一般的官员，他是“十三太保”，军统的高层之一。而丛德滋的身份也很特殊，当时的兰州是整个抗战的大后方，他就是这个大后方情报小组的三人之一。其中丛德滋的身份最为特殊，为了保护他，整个党内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不超过三个。
但三年后，他的身份还是被曾扩情识破了。
事实上，丛德滋早就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作为他的至交好友，曾扩情不想看着他出事，曾经几次暗示他，想让丛德滋知难而退，主动离开，但没想到他坚持到了最后。
不久后，丛德滋被捕了，他被国民党关押在黄河铁桥北边的一个山洞里，整整折磨了一年多时间，他始终不屈不挠，直到身死。
得知丛德滋牺牲的消息后，王竹青带着两个孩子，在他战友的护送下，来到了陕西，后来跟高克明结婚，改名换姓，8年后，他们终于拨云见日，而那份00001号烈属证，就是最好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