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隋、元这三个朝代有许多共同点。首先就是都很短命——秦历二世而终，仅存在了15年；隋朝也只熬过了38年，虽然皇帝冒出过一大堆，但货真价实的也只有杨坚、杨广二人而已，实际上同样是二世而亡；元朝虽然传承了五世十一帝，看着挺唬人，但实际上国祚只有98年。要是从灭亡南宋、一统天下算起更是就剩下89年，反正怎么算都没超过百年。

其次是都很乱。秦朝和隋朝在有始皇帝和杨坚这样的强人坐镇时，还能勉强维持住稳定。而等这两人一噶掉，他们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几乎立刻就分崩离析了。元朝就更惨了，开山老怪忽必烈还活着的时候，就摆不平昔里吉、乃颜和海都等一大帮刺头，所以还指望他的不肖子孙能强爷胜祖？终元一朝，谁当上皇帝谁几乎就是所有蒙古王公集火的靶子，内讧得忘乎所以——为啥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们在南方无聊到都打起内战了，也不见大元朝的官兵前来围剿？因为人家都在北方忙着自己打自己呢，哪有功夫管闲事？

当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三朝都终结了分裂，让华夏重回一统的正轨。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这个不用我废话；而从汉末、具体说是东汉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直到开皇九年（589年）隋灭南陈后再度一统南北的这405年里，是我国历史上社会最动荡、战争最残酷、杀戮最血腥、损失最惨重的大分裂时代，险些使传承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断绝于此。所以亲手终结了南北分裂，让天下重归一统的隋朝与杨坚，功莫大焉。

而在朱温篡位之后，大唐四分五裂成五代十国。至赵匡胤在名义上完成一统，但在实质上仍是宋辽（西）夏三足鼎立之势。此后又有金、蒙相继崛起——从唐末黄巢起义（878年）开始直到元朝灭亡南宋（1289年）的401年间，其实又是一个类似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而这一次像始皇帝和杨坚那样承担起拨乱反正大任的，是蒙古人忽必烈。

秦朝以后，是强悍到“国恒以弱丧，而独以强亡”（《读通鉴论·卷八·桓帝》）的铁血大汉；接手了隋朝遗产的唐朝，更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以及影响力上，达到了帝制王朝时代空前绝后的水平，无一朝能出其右；同样的，自元朝完成在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分久必合”之后，极大的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得大一统的局面延续至今已近800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恐怕是对秦、隋、元这三朝的历史作用的最恰当的评价。可为啥他们会沦为这个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现实意义上都显得有些悲催的“前人”，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胜利的果实，就匆匆而亡了呢？

今天，我们先来说说秦朝。

在春秋战国的一大堆诸侯国里边，秦国算是个另类。

当然，在那个时代从来不缺奇葩。比如曾经以“我蛮夷也”自居且自傲的楚国，到了中原各国开始礼崩乐坏的时候，居然又成了天下公认的最尊崇周礼的诸侯，甚至有观点认为楚国是因守礼而亡。再如原本实力最强大也最喜欢“管闲事”的晋、齐两国，却一个被瓜分、一个被篡位，早早就从诸侯争霸战中惨淡出局。相反倒是一向逆来顺受、以怂著称的卫国，却始终安安稳稳的当他的墙头草，直到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才完蛋，成为最后一个被灭掉的两周诸侯。

而秦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其实就在于胡化。

话说在夏商的时候，所谓的中原仅指黄河流经今天的“山河四省”的沿岸地区，其中又以河南为主。毕竟在当时山东的大部分还算“东夷”，河北的中北部遍地跑的都是“北狄”，山西是“西戎”与北狄共同的乐园，就连今天河南的南部，严格来说都是“南蛮”的地盘——所谓的神州、中土或者华夏，其实只有巴掌大的那么一点地方。

所以地理位置更偏的陕西，就是如假包换的蛮夷之地了。因此在帝辛和商人看来，所谓武王伐纣的性质，其实跟数千年后的蒙古人入主中原或者满洲人进关根本没啥区别。

周朝的建立，倒是让关中这旮旯化夷为夏了。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周幽王姬宫湦作死，周都镐京被西戎祸害个稀碎，根本没法住人了。所以他儿子姬宜臼只好迁都洛邑，从此西周变成了东周。

镐京和大半个关中虽然成了废墟，但也不能继续空着让西戎祸害呀？恰好姬宜臼跑路的时候有个姓嬴的家伙帮着忙前忙后，没少出力。再一打听，原来这家伙是一个叫“秦”的附庸国的国君，听说天子有难，就自带干粮跑来勤王了。

这可把姬宜臼感动得眼泪哗哗淌啊。要知道西周被干掉虽然表面上的罪魁祸首是犬戎，但实际上包括申、缯、鲁、许、虢、晋等各大诸侯国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姬宜臼作为君王的本能告诉自己，这样的大忠臣必须要赏，而且要重赏。

咋赏呢？姬宜臼大手一挥就把那个被他嫌弃不要的旧家赏给了秦人，同时将其封为诸侯，爵位是伯。

要知道周行分封，共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称为诸侯。诸侯之外，比不开化的蛮夷勉强高上半等的，就是附庸国。附庸国向周天子称臣，但并不被纳入版图，地位很低，更不会被周天子和诸侯们视为自己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跟蛮夷画等号的。

也就是说直到西周变东周了，秦国才勉强混进诸侯的行列，从此不再被视作蛮夷，而是成了华夏的一份子。

为啥要说勉强？因为当时的诸侯都很骄傲，更注重血统。像秦人这种半路出家才混进华夏大家庭的后来者，在他们眼里与蛮夷无异。因此对秦国这个异类，他们既不欢迎，还很歧视，甚至敌视。所以平常诸侯搞个会盟、开个趴体之类的活动，都不带秦国玩。就算不小心遇到，也得赶紧躲得远远的，简直比躲狗屎更加唯恐避之不及。

而秦国也有自知之明。在其晋升为诸侯的头一百多年，秦国借着关中四塞之险，基本断绝了与中原诸侯间的往来。那么秦国在东向的闭关锁国，为的是什么？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称霸西戎。

经过数代国君的不懈努力，秦国先后扫平了社、邽、冀、彭戏等戎部，兵临华山，收复杜、郑、歧丰之地，将关陇的大部分地区纳入版图。到周僖王五年（前677年）的时候，秦德公将都城从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迁至雍城（今陕西宝鸡），开始与中原诸侯发生接触以及冲突。

但秦国这个西戎霸主除了在秦穆公时短暂崛起、位列春秋五霸之外，综合实力与中原各大诸侯国相比，就是个小卡拉米。典型如阴晋一战，秦惠公把棺材本都豁出去了，倾举国之兵50万攻魏，结果被吴起以5万魏卒轻易败之。可以说在那个秦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若非三晋内部不团结，赵国成天在后边拖魏国的后腿，秦国可能早就被灭掉了。

可是随着秦孝公和商鞅联手变法以后，秦国几乎在眨眼间的工夫就由弱转强，甚至成了一等一的强国，成天把山东诸国（指崤山以东）按在地上摩擦，这又是为啥？

就像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让赵国蜕变成战国小霸一样，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也跟胡化有关。

前文说过在夏商时，连姬姓周部落都被划入西戎的范畴（虽然姬昌、姬发什么的据说是血统纯正的黄帝后裔）。当然在周朝建立以后，姓姬的摇身一变成了天下共主，没人再敢视之为夷狄，作为王畿所在地的关中也被越来越多的华夏族（那时候还没法称之为汉人）所占据。但相比以河南为主的正统中原，今天的陕西那旮旯的夏夷之争显然要激烈得多。

所以在整个西周，我们经常会看到周天子召集各路诸侯，然后跟王畿附近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戎”大打出手。然而打了快300年，也没把人家打干净，相反周天子的老家倒被人家偷了，不得不灰溜溜的搬家去了洛邑。

可想而知在当时的关中，胡人的力量有多强大。所以等到这块地盘被姬宜臼甩锅出去以后，为啥秦人在一百多年里不敢东出，非得要称霸西戎？因为不把自家后院打扫干净了，他们的命运怕是比姬宜臼还得惨。

毕竟姬宜臼还有个洛邑当备胎，秦人有啥？

当然秦人打垮了西戎，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中的代价之一，就是胡化。

秦人本就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当然不想胡化，可又怎能不胡化？那时候的关中本就是华夷杂居之地，秦国横扫西戎又打掉了大量的部落、降服了大量的胡人，总不能把人家斩尽杀绝吧？不能杀，就得相处，一旦相处，就会相互影响。影响下来的结果，就是胡人的秦化，以及不可避免的秦人胡化。

胡人文明落后，性情野蛮，要论单体战力算得上非常凶悍，可要论起组织性、纪律性来就一塌糊涂了。因此要是一个秦人玩起命来，训练有素的魏武卒也未必是对手，可要是成千上万人摆起战阵来，结果就是50万秦人被区区5万魏卒打得落花流水。

因此秦国之所以会经历了一个近两百年的黑暗时代，贫穷落后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整体上的胡化导致其在高度组织化、正规化的中原诸侯面前，遭受到文明层次上的碾压才是根本。

因此商鞅搞变法，非常偏重的一个内容就是去胡化。包括鼓励农业生产、加强社会组织管理、促进官僚机构正规化以及移风易俗——尤其是后者，商鞅甚至反人性的强制实行“异子之科”，就是强迫成年的父子兄弟分家，不就是为了打破胡人习以为常的部落制吗？

而经过商鞅“魔改升级”过后的秦国，既保持了原本的胡化秦人性情彪悍、尚武骁勇的作风，又强化了中原诸侯高度组织化的特点，再加上军功爵制的刺激，实现文明层次的反超并不意外。

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在中原诸侯心目中，秦人野蛮粗俗，以蛮夷无异的深刻印象。即便再怎么打不过人家，也不妨碍他们继续从脑瓜顶到脚后跟都瞧不起秦人：

“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战国策·卷二十六·韩策第一》）

所以哪怕一开始秦国对山东士人求贤若渴，哪怕到后来秦国发展成为天下第一强国，可但凡是个身家清白、血统高贵，在山东六国能找到份体面工作的所谓贤才，都对其不屑一顾。那么愿意跑去秦国打工的都是些什么人？比如商鞅，魏国国相公叔痤向魏惠王举荐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时，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于是乎在魏国毫无前途可言的商鞅这才西去秦国；而范雎是在被诬以卖魏通齐的大罪、差点被国相魏齐打死的情况下，才化名张禄逃亡秦国的；接替范雎为相的燕人蔡泽入仕前周游列国求官，均一无所获，甚至曾有过在赵国被人家轰出去的惨痛经历，转到最后走投无路了才到秦国来试试运气；同样的张仪也是自荐于赵、楚等国而不受重用，反被羞辱，这才愤而投奔与之敌对的秦国；剩下受秦国重用的除了自产自销的秦人外，大多也都是类似吕不韦这样声名狼藉的商人，或是被韩非拿生命验证过人品的李斯以及被斥为“梁之大盜，赵之逐臣”的姚贾……哪有几个好人？

要不是被逼急眼了，哪个正经人愿意去秦国打工？

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在当时的正统士人眼中，为秦国效力的商鞅、范雎、李斯等人，其性质与明末清初时的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之流相比，也是大差不差的。

在今天，我们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可能会说我是来自某个省份。像某些比较“散装”的地方，更是没准会把自己的籍贯精确定位到某市某县甚至某乡镇。而且平常在网络上不乏地图炮或是地域攻击，但这都是关起门来我们自己家里的事。到了对外的场合，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只有一个身份认同，那就是ZG人。

但这种认同，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可以基本认为是不存在的。

齐人就是齐人，绝对不会认为自己跟楚人之间有半毛钱的亲缘关系和共同之处。相反，他们彼此之间的隔阂、敌视乃至于仇恨的情绪，跟今天我们怎么瞅小日子以及某宇宙国怎么不顺眼的那种感觉基本没什么区别。

更准确的形容，是在当时齐、楚、秦、燕、赵、魏、韩等国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今天的英、法、德、意、俄、荷、比——谁敢想象欧洲合一，各民族亲如一家，彼此间再无隔阂？

怎么可能，开什么玩笑！

《左传》中就说了这么一件事：

“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左传·成公四年》）

翻译成大白话的意思就是鲁成公打算叛晋投楚，季文子表示反对。理由是晋人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好歹大家都姓姬，五百年前是一家。可楚国呢？那可是蛮夷啊！姓姬的再坏，毕竟跟咱们是同类，再坏还能坏过蛮夷去？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投靠楚国。

这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出处。但事实上并非是总以“我蛮夷也”自居的楚国被针对，哪怕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姬姓诸侯国之间，相互间的在身份上的不认同也从不是什么稀罕事，捅起刀子来更不会客气。

就像赵、魏、韩三国，号称三晋，因为都是从晋国分家出来的嘛。表面上，这三国好得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还有一大票人为所谓的三晋合一撮合奔走。可实际上呢？魏国强大时在后边拖后腿拖得最带劲的永远是赵国，赵国跟秦国两强争霸那会儿魏国更是没少干出拆台撤凳子之类的破事。甚至有人因此戏言，哪怕是秦横扫六国的难度都没有三晋合一大。

因此如果最终一统天下的不是秦国，而是三晋或齐楚燕中的任何一个，面对国内民心整合、身份认同等问题的难度都轻松不到哪里去。基本上该反的还会反，反正对那个最终的胜利者，没谁会心服口服。

只不过对秦国表示不服的，肯定会更多罢了。要不是始皇帝积威太重、足以震慑一切不臣，秦国想要二世而终，弄不好都是种奢望。

因为身份认同这种事情，真是太难太难了。

五胡之乱那会儿，我们最熟悉的事迹就是胡人怎么屠戮、欺凌汉人，因为我们的史书里边用了最大的篇幅写的都是这些事情。但事实上只要我们稍微用点心多关注一下史书中的犄角旮旯，就会发现从刘渊到石勒，从苻坚到拓跋焘，从元宏到宇文邕——但凡是个有点脑子的胡人领袖，都在大力推动汉胡融合，都在反复强调自己作为天下共主而非某一族之酋长的身份，为啥？其实就是在寻求身份认同。

结果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在白忙活，完全没有任何卵用。历代南方汉人政权志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北伐在那近300年的时间里从未停止过，平日里看似温顺如绵羊的汉人百姓，一到反攻倒算时简直比虎狼还凶狠——南北朝之后，谁还能找到一个匈奴人或羯人的踪影？氐人和羌人只有逃进西南和青藏的密林、雪山中才能得以苟延残喘。至于鲜卑人，据说被融合掉了，可谁能说清楚是咋融合的？

隋唐两朝，皇室的血统看上去就非常可疑，在后世又有开放包容、优待胡人的“恶名”，但实际上呢？

看看李世民是怎么说的：

“ZG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安，未之有也。”（《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

开山老怪一锤定音，还搞什么汉胡平等！

所以只要我们不要被祖先极其擅长的“自虐体”史书蒙蔽了双眼，那么很容易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从秦到清的历朝历代中，唐朝是灭国最多的一个。而在被唐军的马蹄践踏过后，鲜卑人、突厥人、吐谷浑人、高句骊人、百济人、薛延陀人、高昌人、焉耆人、龟兹人……起码有20多个民族自从在历史中消失无踪，或者不能再以一个部族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按照官方的说法，这帮家伙要么是搬家了，要么是自愿融入汉民族大家庭了，反正日子过得美滋滋。但他们肯定不会正面解释一下号称大唐权贵居家炫富必不可缺的三宝——菩萨蛮、新罗婢、昆仑奴是怎么来的；更不可能去理会在江南等地的种植园里的那些高句骊、百济和靺鞨奴工的苦难与哀嚎。

除了为削减战争成本而对胡人中的权贵阶层予以优待外，唐朝对于胡人确实是很平等，就是平等的歧视而已。而这种厚汉薄胡的作风有时甚至显得刻意且生硬，为啥？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对自身血统不太自信的皇帝，潜意识里对身份认同的渴求。

因为这玩意，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和清朝——无论从哪个方面比，清朝显然都比明朝强太多了，然后在后世的风评口碑却有天壤之别，其中最大的原因就在身份认同上。

这玩意明朝生来自带，无论姓朱的怎么胡作非为都少不了、跑不掉。而姓爱新觉罗的无论如何发愤图强、怎么光宗耀祖，到头来人家还不认你是自家人，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所以哪怕在一统天下后，始皇帝没有穷兵黩武、未曾滥用民力，也不可能像他幻想的那样“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资治通鉴·卷七·秦纪第二》）。

就像二战时德国一度占领了大半个欧洲，结果却是前方大踏步的前进，后方遍地烽烟，到处都是游击队。因为土地是死的，人却是活的，用血与火可以得到土地，却无法赢得人心。就算全心全力的想去赢得人心，也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以及试错。而这个漫长的过程，就足以拖垮绝大多数的帝国了。

因此每到天下“分久必合”时，那个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王朝都很短命。秦朝如此，隋朝如此，元朝也没好到哪儿去，大概的原因就在这里。

偏偏秦朝还是在这条道路上跑得最歪的那个。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秦人在当时给世人的印象，简直比后来的蒙古人、满洲人还要异类，当然让人更加无法接受。

这里所说的异类，前文曾以较大篇幅提到过的胡化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导致秦国遭到天下诸侯的普遍性歧视和抵制。而随着秦国开始富国强兵，逐渐的天下无敌，这种消极的印象和近乎发自本能的排斥情绪，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

为啥？在儒家还未大行其道之前，我们的祖先可是不怎么懂得权衡之道为何物的。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骄傲与耿直，轻利而重名，崇尚的是你可以在肉体上打垮我，但在精神上永远也别想让我屈服。

所以哪怕在始皇帝最强大、最威风的时刻，项羽的本能反应也是迎难而上：“彼可取而代也！”（《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哪怕是泼皮出身、毫无贵族血脉的刘邦依然毫无惧色：“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因此商鞅变法搞奖励军功、轻德重法、重农抑商，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更是大力推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地同域、量同衡、币同形……其中的绝大多数举措，莫说在当时，哪怕放在今天也是先进的、进步的。可问题就在于，这些玩意都是秦人提出，并强加给天下人的呀！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世间事大多莫过于此。就像我们厌恶一个人，哪怕这个人说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虽然让人无从辩驳，但没准就有人因此而讨厌起太阳来……

就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秦法只是严格而非严苛，更非暴虐。比如犯下同一种罪名，在秦法下顶多是劳役、罚款之类的惩罚，放在原本六国的法律框架下没准就会遭到断脚、割鼻之类的肉刑。可在内心天然的偏见以及有心人的引导下，那些被罚了款的家伙简直比缺胳膊少腿还要愤怒、痛恨。而在长此以往的情绪推动下，事实往往就会被越传越离谱，到最后就传成了在秦法下随手乱倒个垃圾都要被剁手砍脚，而在原来的六国只需罚两个钱而已。

反正在那个时候，秦人无论干什么，都是原罪。

而这样的王朝，凭啥不反他母亲的？

那为啥这个秦朝无论如何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到了汉朝就消失无踪？以至于刘邦立国不到百年之后，天下就只有汉人，而再无什么秦人、赵人、楚人之分？

还是可以用那句话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此话何解？

始皇帝驾崩以后，天下各路反秦势力风起云涌，一度形成了齐、楚、燕、赵、魏、韩这曾被秦朝灭掉的六国统统复国的诡异局面。

当然此六国已非彼六国。因为此时名义上六国尽复，但众所周知的天下共主理论上是楚义帝熊心，实为西楚霸王项羽。而且项羽为了分化潜在的反对势力，在六国之外又分封了如汉王刘邦、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等诸多诸侯。同时为了削弱原本六国的影响力，又把赵王赵歇改封为代王，燕王韩广改封为辽东王，齐王田市改封为胶东王，魏王魏豹改封为西魏王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项羽把自己当成了始皇帝第二，原本天下姓秦，现在改为姓楚了而已。

所以，原本秦朝解决不了的身份认同问题，换汤不换药的改成西楚就能解决了？

开什么玩笑！所以可以想见即便刘邦没有揭竿而起，项羽这个西楚霸王的命运也不见得比秦朝好到哪儿去。

那为什么刘邦就行？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自秦末开始直至汉朝立国的那场战争虽然只持续了六、七年，但杀得实在是太惨烈了。有多惨烈？秦灭六国，杀戮遍天下，弄得满地都是死人，结果始皇帝一搞人口普查，全国大概还剩下3000万人。等到刘邦立国后再一统计，发现又被杀掉了一半，偌大的中原只剩下1650万人了。

而且死得最多最惨的，都是那些死硬的顽固派，或者称之为分裂派。比如坚定的认定自己的赵人、齐人以及燕人之类的身份，而绝不可能妥协成为秦人、楚人或者汉人的那帮家伙，基本上都在这场不算漫长的战争中与自己的理想同归于尽了。而活下来的，大多是在身份认同方面立场不那么坚定，或者说比较圆滑的那部分人。尽管在他们的心目中，可能对于摇身一变就成了秦人、楚人或是汉人也不怎么情愿，但如果要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比如生命的话，大多数还是宁愿妥协的。

正是因为有了始皇帝和项羽顶在前边拉仇恨、吸引和消耗了绝大多数的火力，所以刘邦才能坐享其成，曾经无解的难题在他面前几乎就不算个事了。

再一个原因，就是刘邦运气简直太好了。

项羽分封诸侯的时候，给其最忌惮的刘邦封了个汉王的头衔，惹得后者火冒三丈，险些不顾双方间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非要跟项羽火拼一场不可，幸亏被萧何劝住了：

“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以何为丞相。”（《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列传第九》）

以刘邦之圆滑善变，何以会因为个封号的虚名就如此失态？最重要的理由是项羽给他的那个封地汉中，位置实在是刁钻歹毒，几乎就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死地，毫无发展的空间，为的就是将刘邦彻底按死。再者就是同为诸侯王，也是要分尊卑的，其中的关键就在封号上——像齐楚秦燕赵魏韩这样的大国，当然是最尊贵的封号，一看就高人一等。可汉王在那个年代算个什么玩意？从上古至今可有以汉为名的诸侯？当然没有。既然没有过，在那个年头就很不值钱，甚至有股浓浓的山寨味。因此这种待遇对于在反秦大业中无论功绩还是实力都仅次于项羽的刘邦而言，就难免透露着一股子有意为之的羞辱味道。

换成我们是刘邦，也得火大。

但后来一系列的事实表明，刘邦被动接受汉王的头衔并一以贯之，实在是因祸得福。

刘邦生于沛丰邑中阳里（今江苏丰县），原属于楚地；而他在楚汉争霸中的基本盘和根据地是关中，乃如假包换的秦地。因此在立国后无论是以楚还是以秦为国号，都是站得住脚的。可问题在于刘邦是打着“诛暴秦”的旗号起家的，立国之战的死对头又是项羽这个西楚霸王，所以这俩国号实际上都没法用，只能继续拿脑袋上一直顶着的“汉”继续凑合。

而恰恰是“汉”这个看起来既不正统又有股浓浓山寨味道的国号，让那些还心系故国、坚持原本的身份认同的六国遗民们，有种有力无处使的憋屈与无奈。为啥？因为无论是秦还是楚，或者赵魏韩，哪怕是夏商周都能找出一大堆的反对者和敌视者，唯独汉没有任何历史包袱。甭管谁想反对，都找不到理由。

这也是汉朝未像秦朝那样短命，立国后几乎所有的反对者都立刻销声匿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即便如此，汉朝真正令天下归心，彻底赢得身份认同也是个艰难的过程，大概到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才勉强实现。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在此之前汉廷是以关中为中央直辖区的，并在函谷关设置关卡。关东人士想要进入关中，必须取得朝廷的许可并拿到通行证，才能入关。

这意味着汉朝把“海关”设在了长安的大门口。出了关中，名义上还是大汉朝的治下，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同异国。

而其目的就是在相对隔离的基础上不断从各地抽血供养关中，持续强化关中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上的影响力，即以天下养关中，再以关中慑天下。最终实现强化朝廷权威，再令天下景从的目的。

这是秦国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信不信秦国要是敢封闭函谷关，就会立刻关东皆反？

所以今天的我们，自称汉人而非秦人。但若非秦人，也不会有汉人。

谁让秦人的树，种得那么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