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在此欣赏一下，韩非子中的一些言论：

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则避之唯恐不及。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时宜则有功。

以上四句话中的第一句话，说的是法家所认知的人性，是趋利避害。第二句话，说的是执法要公平。第三句话，说的是治国要以中央为重。第四句话，说的是法治要配合实际情况，法与时转，治与时宜。韩非子的理论系统，相当完整。

秦始皇爱才，看了韩非的著作，大为欣赏。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也就是说，秦始皇看了韩非的著作，很感叹的说，我若能有机会与韩非同游，死而无憾了！后来，秦始皇不惜以战争为手段，逼迫韩国把韩非交给了秦国。韩非是秦始皇时代的人。中国有所谓的诸子百家，子，代表的是有学派、有专书著作的思想家。韩非是诸子百家中的最后一位子。韩非之后，中国统一了，诸子百家百花盛开的荣景不再。韩非为中国诸子百家盛况，划下一个精彩的句点。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讨论。当时的丞相是崇古的王绾，王绾主张秦国应该实行周朝的封建制度。法家的廷尉（司法部长）李斯，则建议实行商鞅治秦，所大力推行的郡县制度。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将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一千多个县。所有的郡县长官，都由中央政府委派。一个与周朝完全不同的，大一统的中国政府，在中国法家思想的指引之下，于焉成型。这个郡县制度的治国理念，以及三十六个郡的规格，自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基础定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大陆，大体上依然一致。中国历史中，政治体制的延续性，在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与比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也有丰富的治国经验。毛泽东晚年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中，有二句话，清楚说明他对于法家与儒家的评价：

儒家：孔学名高实秕糠。

法家：百代多行秦政法。

毛泽东认为，法家的理论与经验，才是中国几千年来，真正的立国基础。

5．法家与儒家的殊途合流

强大的秦国，有能力吞并各国，统一天下，但是，秦国却没有能力长期自保。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短短十五年，秦国就结束了。

为什么如此强大的秦国，国祚却是如此之短？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探讨。汉文帝时期的少年才子贾谊，写了一篇文章【过秦论】，探讨秦国所犯的错误。这篇文章写得非常之好，可谓是文采飞扬，掷地有声。在文章的结尾，贾谊对于秦国灭亡如此之速，做了个简洁有力的总结：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贾谊认为，秦国刚刚统一天下，六国新附，根基尚未稳固，就太过于役使民力。秦国仁义不施，没有让百姓休养生息，终至于人心尽失，攻守之势异也。汉朝从秦国的覆亡中，学到了教训。因此，在汉朝初年的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实行黄老道家之治，就是让国家充分休养生息。景帝之后，野心勃勃的汉武帝，采取了学者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家与儒家的思想终于合流，并为帝王所用。

我们甚至可以说，到了汉朝，是法家、道家、与儒家的三家合流。

法家所提供的是治国的法治基础。儒家提供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行为规范，这样的行为规范，有助于维持中央帝制政权的稳定。在法家与儒家合流的情况之下，皇帝就可以安然的坐朝问道，垂拱平章，无为而天下治了。

道家【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也就成了治国格言。其实，我认为之所以能治大国，如烹小鲜，还是因为法儒合流，奠定了坚实的治国基础。

在中国政治史上，秦始皇与汉武帝都是里程碑性质的人物。秦始皇代表了中国法家的极致，汉武帝则是在秦国的法家基础上，成功的加入了儒家思想教化的元素，中国的帝制体系，到了汉武帝，基本上已经趋于完备。

有些在深宫中成长的君王，就无法领悟「法儒合流」的精微奥妙之处。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西汉的元帝。

汉元帝是汉宣帝的儿子。元帝为太子的时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要多施仁政。史书形容他柔仁好儒，有次看到宣帝任用酷吏杀了几个大臣，就跟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的反应，非常的值得玩味。在【汉书．元帝纪】中，是这样记载的：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说，汉家天子治国之道本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法家的刑法，与儒家的教化，必需同时并用。汉宣帝认为，这些儒生们，好做夸夸之谈，完全不能委以重任，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何足委任？最后，汉宣帝不禁感叹：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曾因此考虑更换太子，不过，因为元帝生母许皇后的因素，宣帝毕竟没有采取行动。汉元帝继位之后，崇尚儒术，法纪松弛，国力日衰。汉家皇帝的权势，不断的减弱。汉元帝过世四十年之后，王莽篡汉，盛极一时的西汉王朝，就此宣告结束了。

中国的历史演变，有他明晰的规律性，历代开国君主，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以及多尔衮等，都不是儒家信徒。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打天下的人，都必需具有开创性、反叛性、以及通权达变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与儒家信徒的精神明显相悖。开国的君主，大都实行法家之道。因为法家之道，对于整军经武，开创新局，有立竿见影之效。

在政权成立之后，各朝各代，就会推动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思想，为人民建立了一套思想与行为的规范。这套规范，要大家规规矩矩的效忠帝王、安安份份的服从统治，十分有助于巩固中央帝制政权的统治。

南北朝时期，前秦符坚的丞相，著名的政治家王猛就曾说：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在不同的时期、就要采取不同的治国之道。乱世要以法为重，治世以礼为重。

中国帝王法儒合流的治国之道，成为几千年来的治国典范。尽管朝代更替，其实本质不变。不过，因为儒家浓厚的崇古思想，加上宋明理学、与满清文字狱的重重禁锢，到了明清以后，中国的文化思想逐渐走入死胡同，无法再有开创性的进步。

到了十九世纪，东西文化交锋，双方发生了强烈的冲撞，中国才发现自己的整体力量，已经完全无法与西方抗争。这个巨大的冲击，迫使中国警觉到，自己必需向西方大举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