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文珍，今年54岁，十多年前我所在的市郊土地和房屋被征收，我们家4口人分了两套房和若干补偿金，日子上了个新台阶。

如今我的一双儿女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老公还从事老本行做装修，我自己每月也能领一份养老金，日子过的很惬意。

而这一切，我要感恩我父亲和哥哥，如果当初他们自私的话，哪有我的今天？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家里兄妹4个，我排行老二，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

老话讲的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父母他们那个年代计划生育抓的不紧，我所在的村庄总共也就20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是4、5个孩子，“大哥不说二哥”，仿佛都比赛着生。

而且我们村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整个村都是一个宗亲，全姓赵，除了亲弟兄，就是堂弟兄。

别看这帮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但并不团结，拉帮结派是常态，今天他们几家走的近，明天因为琐事又散伙投靠另一派了。

虽然他们喜欢搞内讧，但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真要跟外村人发生啥矛盾，绝对抱团，立马抛弃前嫌一致对外。

为此，我们村的“老长”二爷爷每次看到这帮半大小子在稻场上追逐打闹时，他嘴里叼着烟袋锅，满脸骄傲，二爷爷说：“别看我们穷，但人丁兴旺，谁敢欺负我们一个试试！”

按二爷爷的意思，我们这个小村庄简直就是一个战斗力超强的“王国”，因为男丁多。

那时候大家全在一个起跑线上～一穷二白，对孩子教育根本谈不上，差不多都是8、9岁开蒙，跟我同龄的这帮孩子，没有一个念到初中毕业的。

分田到户那年，我12岁，小弟才4岁，每天我上完学回来，不但要做饭，还得打猪草、烀猪食，放鹅也要把小弟背着一起去。

尤其是到农忙的时候，天蒙蒙亮就被母亲喊醒，让我起来熬稀饭，把锅灶下面架上柴火后，还得想着院子里的木盆里泡着全家人的脏衣服，我小小年纪被当大人般使唤，忙的像陀螺。

按说家里就我一个女儿，应该得到宠爱多一点啊，可在我身上没体现出来，反而比我哥哥更累。

在我们村不到2里地的西北角，有一个废弃的窑厂，早年是大队建的，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倒闭，成了荒草湖坡。

因为窑厂周边离庄稼地远，所以成了放牛放鹅的好去处，有时候我们把牲口家畜往那一散，让它们自个吃草，我们就可以尽情的玩耍，不用管。

分田到户时，我家跟我二叔家合伙分了一头大水牛，但两家有将近40亩地，一旦忙起来都想要牛用，为此二婶总是背地里嘀咕，说一头牛根本不够，不久父亲就跟二叔商量并股了，我们家要了这头牛，折钱给了二叔，让他家自己买。

因为家里地多，不久我哥就辍学回来帮父母干活，一般都是父亲犁田，我哥耙田，牛饿了、人累了，我哥就牵着牛去放。

我哥放牛的“老根据地”就是那座窑厂，因为在那省心，不用牵着牛绳子，他可以躺在一旁的阴凉处用草帽盖着脸睡大觉。

哥哥作为长子，父亲就想早点把犁田的本领传授给他，所以后来只要哥哥在犁田，父亲就忙着撒肥料、做田埂等活。

然后放牛这活就落在我母亲的身上。

我们那属于江淮之间北半部，没有“双抢”，一年只有两季庄稼，收割完油菜或者小麦后，就放水插秧。

大家都知道，每年端午前后温度就非常高了，尤其是旱地割麦子，能热得你嗓子眼冒火，大太阳晒着后背，四周好像被火烤一样的难受。

插秧那就更别说了，站在水田里，“上蒸下煮”，谁经历谁知道。

我平时上学，地里活不用我，但家务活基本都交给我，实在忙不过来就让奶奶帮着照看我最小的弟弟，对此母亲倒是很放心，所以不到吃饭的时候她不回来。

有天中午跟往常一样，我饭做好了，还炒了一大盘绿豆芽和干豆腐皮，因为那时候自家菜园地里的辣椒茄子还没正式结，这些都是在路口小卖铺买的。

做完饭我带着弟弟玩，就等着父母他们。

很快父亲和哥哥先后回来了，但没看到母亲。

我们家的惯例都这样：父亲回来就开饭，因为他活重，紧着他吃。如今哥哥也是劳动力了，那更得照顾到他，有时候一进门饭没做好，他还得吓唬我一顿，说我贪玩。

把父亲和哥哥的饭盛好后，我又准备给母亲盛。

于是，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妈咋没回来呢？”

父亲边吃边说：“去窑厂那牵牛了，下午没地犁，打点草拴在门口就行了。”

既然父亲这么说，我也就没多想，让大弟赶紧吃，吃完还得去上学呢。

当然，我把母亲那份饭菜预留好，放在锅灶上，等她回来。

等我把锅碗都刷完了，母亲还没回来，再看看时间差不多1点了，我们是1点半上课，所以就跟大弟一起上学去了。

那天下午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上课时心里说不出的烦躁，心神不宁，老师说啥我也听不进去。

结果还没等放学，堂叔赵春荣气喘吁吁骑着自行车来了，站在教室门口喊我名字。

我吓得一激灵，莫名的心惊肉跳，于是我赶忙就跑出来了！

“文珍，快把文胜（大弟）喊来，跟我回去，你妈妈出事了！”

堂叔上气不接下气的对我说。

我一听两条腿发软，失魂落魄往大弟班上跑，去喊大弟出来。

堂叔骑的是那种“二八杠”自行车，他让我坐在后座、大弟坐在横梁上，赶忙往家跑。

我不敢问堂叔到底什么情况，但我心里有预感，母亲肯定不好了。

果然，我们还没到村庄，老远就看到村口那围着好多人，还有一个用树棍和稻草新搭的简易棚子，从棚子那传来阵阵哭声。

堂叔把我和大弟一直送到棚子跟前，我看到哥哥跪在旁边，外婆和两个姨坐在地上哭，大舅傻傻的蹲在那不停的抹眼泪。

老姨一眼看到我，就过来一把抱住我，哭着说：“乖乖啊～可怜哦，你们没妈喽……”

我再朝棚子里的地上看，只见母亲直挺挺的躺在那，脸上盖着黄表纸。

我一下子傻了，哭不出来，还伴有呕吐的感觉，好半天我缓过来神，朝母亲身上扑去！但被众人拉住了，说眼泪不能落在亡人身上……

原来，母亲落水而亡，地点就是那个废弃窑厂的那口水塘。

当年窑厂没散摊子的时候，为了节省人力，做砖坯用的土就是在旁边取的，记得冬闲的时候，村里的大人们都去挑土方挣点过年费。

天长日久，在那就形成了一口人工水塘，只不过这口水塘里的水是死水，全是那些年雨雪水积攒下来的。

因为窑厂就像一座“孤岛”，离农田远，旁边都是旱地，即使想用水，光水泵的胶管都使不起，因为太长了，所以也没人用。

也不知道是谁、从哪一天起，在这口塘的一侧，用大锹挖成了阶梯式的路，有时候在附近干活热了洗把脸，或者打农药兑水，都沿着这小路下来。

只不过我曾经听母亲嘱咐过我们，不许我们小孩子下去，说那个坑深的很，四周光滑，掉下去了想往上爬都爬不上来。

想不明白我可怜的母亲，她是怎么掉进去的呢？

原来，那天父亲吃完饭也没在家歇着，见母亲久久不回来，他也不放心，就准备去迎一截。

可等父亲去窑厂那一看，我们家的大牯牛还在那吃草，却看不见母亲的人影。

父亲嘴里嘟囔着，说我母亲干活墨迹，自己这回去把饭都吃完了，她还没回来。

于是父亲就扯直嗓门大声喊我母亲的名字，但仍然听不见母亲回应，父亲开始紧张了，说这人哪去了呢？

最后，他就朝那口水塘走去。

结果，在塘埂上，我母亲的草帽摆放在那，可能是怕被风刮走的缘故，草帽沿上还压着半块砖头。

再伸头向水塘下看，母亲平常用的蓝白相间的毛巾湿漉漉的堆在那，却不见母亲的人影……

父亲一看这样子，魂头掉了！他嘶哑着嗓子喊“救命”，声嘶力竭的声音在热辣辣的上空回荡，很快村里人聚过来了，想办法施救。

其实那时候我母亲可能早就归天了，但总得活着见人、死了见尸啊。

日后听说光打捞我母亲的尸体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即便会水的人也不敢轻易下去，坑太深了！

最后好像从邻村借的木划盆，用“滚钩”这样的工具把母亲找到的……

母亲一句话没留下就走了，丢下父亲和我们4兄妹，那一刻感觉家里的天塌了！

母亲虽然辛劳一辈子，最后却连家门、甚至村庄都不让进！因为这是有说道的，去世的人不能进村，说怕对活着的人不利。

既然是流传下来的老规矩，谁也不敢违抗，就这样，母亲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走了，留下我们无尽的思念。

母亲去世后，父亲有相当一段时间很消沉，经常我半夜醒来，还听到他房间里的咳嗽声和叹气声。

别看母亲平时啥事都听父亲的，但真没了她，家里运转失常了！经常大的哭、小的闹，不像个家的样子了。

不久，我自动提出退学，刚好小学毕业。

我回来后不仅仅局限在做家务活了，每天起早贪黑的忙完家里、忙地里，里里外外一把抓。

村里那些大娘婶子们每次看到就夸赞说，幸亏家里有个我，要不这个家几个“光棍”，哪能把日子过好？

慢慢的，我们家的日子步上正轨，那些年我不但学会地里的“十八般武艺”，还跟着婶子姐姐们学织毛衣、纳鞋底。

我还算心灵手巧，学啥像啥，尤其是纳鞋底，整个鞋底纳成后，板板正正，几乎没人能超过我。

那时候几个婶子就打趣我道：“老人们都说，鞋底纳的板正，不‘头翘尾翘’的，将来肯定能找到一个好婆家。”

说完，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臊的我脸红到起脖子根，不好意思。

转眼我18岁了，出落的亭亭玉立，虽然风吹日晒的，但一个冬季捂下来，又细皮嫩肉的，稍微收拾打扮一下，都不像农村长大的女孩。

我哥叫文兵，比我大4岁，20出头的小伙子，转眼也到了说媳妇的年龄了。

可我们家底子薄，又遭遇母亲离世，直到分田到户好几年，我们家5口人，还挤在前后6间房子里。

当然，这几间房不是砖墙，是土墙瓦盖的那种。

很显然，那个年代说媳妇，没有砖墙瓦屋肯定不行，那时候除了父亲暗暗着急外，最急的是我奶奶。

奶奶中年守寡，带着我父亲、二叔还有两个姑姑过日子，好不容易把我父亲娶妻安家后，接着又给二叔说媳妇。

好在那时候说媳妇要求不高，只要根红苗正、人老实厚道、身强力壮，几乎没有打光棍的。

俗话讲：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我母亲在世时她们婆媳关系一般化，谈不上有多好，就是大面子上过的去。

因为母亲对我奶奶有意见，说她偏心，就知道顾着小儿子，对我们家不闻不问。

可自打母亲去世后，奶奶明显的往我们家跑的次数多了，经常帮我们干活，还偷偷从二叔家拿点吃的，藏在袖筒里带过来，给我弟弟吃。偶尔还塞点块儿八毛的钱给我父亲买烟，因为奶奶知道我父亲“老烂烟”。

舍不得自己儿子，自然就想到孙子，尤其是对我哥找对象的事，奶奶更上心。

那时候跟我哥同龄的几个发小结婚的结婚，谈对象的谈对象，就是我哥单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家没盖瓦房，连说媒的人都懒得登门。

最后，不知道谁给我奶奶出主意，让我给哥哥换亲。这样一来不需要盖房，其次还省彩礼钱。

奶奶把换亲的话放出去，很快就有这样“合头的帽子”了！距离我们村十多里的彭家庄，也有一户人家，跟我们家情况差不多，只不过那户的哥哥比我们大好多，有人说男的都快30岁了！

得知给我找这样的人家，我肯定不乐意，不说条件有多好，但至少有个差不多吧。

但奶奶不管那一套，强行让见个面再说。

就这样，我们两家约了个时间，在集镇上见了面。

看到那户人家后，我失望至极，尤其是那个哥哥，个头倒是不小，但一张马脸，还是“地包天”的龅牙，脸上黑气腾腾的，一看脾气就暴躁。

回来后我眼泪一个劲的流，躲在房子里不出来，做无声的反抗。

哥哥则沉默不语，因为那家的妹妹长的小巧玲珑，还算般配。

见我不出来吃饭，父亲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怎么回事，但当时也没表态。

可无论怎样，日子还得过，就这样，第二天一大早，我红肿着眼睛，起床做早饭。

农村人做地里活都是起早赶晚，所以我起来的时候，父亲和哥哥已经去地里了。

等我把早饭做好，就开始扫地、泡脏衣服。

当我进了父亲的屋子里，迎面一股呛人的烟味，再看看地上，一大片香烟头，我大致估摸着，至少有两盒多烟！

看来，父亲昨晚失眠了，肯定是为了我换亲的事操心。

那一刻，我的眼泪再次止不住的流，我想到死去的母亲，又想到后背日渐佝偻、不再挺拔的父亲！这个家，如果我不舍身救一把，如何起的来？

于是我决定：同意了吧！为了父亲、为了哥哥，更是为了天堂里的母亲！

谁知道父亲回来后，一脸的淡然，等晚上吃完饭，我正准备收拾碗筷，他抽着烟，示意我坐在，他有话说。

然后，我们兄妹4个都懂事的围坐在父亲旁边，想听听父亲怎么说。

父亲吸了一口烟，随后不紧不慢的说道：“我想好了，换亲的事不能答应，不能把文珍扔进火坑。那家的哥哥实在捞不上手啊！”

父亲说完，又扭脸看看我哥，接着说：“文兵，你不要怪我，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文珍嫁过去今后日子过不好，我们会内疚一辈子的……”

不等父亲把话说完，就被我哥打断了，我哥说：“爸，纵使你不找我们谈话，我也要找你说说。人不能自私的光为自己活，那个男的我也看不上，这门亲事我也不会同意的！有本事我就娶，没本事我就打光棍，绝对不能委屈妹妹！”

那一刻，我眼泪如决堤的洪水，倾泻而下！我“呜呜”的哭出声来！这样的父兄，值得我拿命换！

后来虽然奶奶不高兴，还骂了父亲，但父亲让奶奶别操心了，儿女的事不需要她管。

只不过我下定决心：哪怕我到30岁，也要在家帮哥哥的房盖好，让他娶上媳妇！

后来随着打工潮的袭来，本来就会木匠手艺的哥哥，农闲去城里工地打工，大弟也去了北京学装修，我在家照顾父亲和小弟，协助父亲打理20多亩农田，平时养鸡养鸭养猪，以此来增加收入。

很快，在我们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盖了四间红砖青瓦、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有道是：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再说我哥一表人才，很快就经人介绍，有了女朋友。

第二年，我们就把大嫂娶回家了！

从此后，我们家的日子一顺百顺，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有一年春节我去老姨家拜年，老姨朝院子里坐着的一个小伙子指指，小声的对我说，那个小伙子是她妯娌的外甥，家住市郊十八岗村，那边地少，都是菜农，如果我愿意，她给我介绍。

小姨是自打母亲去世后，对我最亲的那一个，既然她说好，那我肯定没意见，再说那个小伙子看上去浓眉大眼，文质彬彬，我肯定乐意了！

就这样，我和那个叫刘松的年轻人相识并相恋了，一年后我们步入婚姻殿堂。

我出嫁的那一年，家里连大弟的婚房都盖好了，只有小弟在学厨师。

婚后刘松在市里搞装璜，我跟公婆在家种蔬菜大棚。

真像当年婶婶们当年说的那样，我公婆对我像女儿一样疼爱，知道我十几岁就没有妈，婆婆张口闭口唤我“珍儿”，语气极其宠溺，像极了母亲当年的样子，又让我重温到久违的母爱。

随着我一双儿女的出生，家里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后来刘松带了一帮徒弟，自己做了小老板，我就去给他们专门做饭。

再后来我们那划为高新区，土地和房屋全征收了，我们住上了楼房，正式成了城市居民。

当然，我富起来了肯定不会忘了娘家人，后来小弟结婚时，老公说一切开支都我们包了！

如今，父亲已经是80岁的人了，身体硬朗，红光满面，他住在哥哥给他盖的三间小平房里，吃穿不愁，儿女们个个都孝顺，父亲平时种种菜，闲暇之余玩着小牌，享受着安逸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