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刘到南方局

1940年上半年，我和王栋跑遍了施巴特委的所有县委，检查和安排工作，工作大体上上路了，但是转变作风的事，还没有解决好。

这时，日本侵略军向鄂西宜昌进攻，占领了宜昌和湘北一带，那里的党组织已经转到敌后，因此上级决定撤销湘鄂西省委，钱大姐也回到重庆南方局，管整个西南后方的党组织工作去了。我们施巴特委也划归南方局直接领导，就是归钱大姐管。我本来应该马上到南方局汇报工作的，但是我要到农村去安排工作，一时难以脱手，我和王栋商量，趁刘惠馨因怀孕不便走动的时候，就派她作为特委政治交通员，代表特委到重庆南方局汇报工作。

大概是五月，我把特委工作向小刘再作扼要的交代，我们已经有了一点钱，她化装成一个官太太，大模大样地坐公共汽车到巴东，坐上轮船，顺利地到了重庆。她回来说，她过忠县石宝寨时，在石宝寨上游十几里路的一个小溪口望进去，那里有一个瓦屋院子，说不定那就是我的家了。一点也不错，正是那里。她还说她在重庆时，曾抽空到海棠溪，找到了她的家，真想进去看看她的父母，却没有敢进去。只在远处街边望了好一会儿。

小刘在南方局向钱大姐汇报了工作。钱大姐对我们的工作是肯定的，但是也批评了我们。她认为我们是看出了问题的，也作了一些组织调整，纠正了一些老作风。但是下决心下狠心不够，似乎还有一点温情主义，她说，现在的形势不只是风雨满楼，而是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已经掀起来了，是暴风雨已经袭来了。我们还这么慢吞吞地说服再说服，是要误事的。

小刘听了指示后，可着急了，她不仅想马上给我发一封密电，还想很快坐船回来传达。钱大姐却要小刘陪她到鄂西来。同时她已经通知原湘鄂西省委的领导也到恩施来开会。

钱大姐到恩施来

小刘陪着钱大姐到了恩施，决定就住在我的家里。钱大姐还不放心，一来就检查我的住地安全问题。她得知，除了特委领导和交通站长，没有任何一个党员知道我的住处。那个交通站长老张，本来是钱大姐的同乡，原来就认识的。我要他以农场场长身份，注意从农场来我家的要道口，进行巡视。钱大姐觉得我这个地方在清江边，很偏僻，连农民来的都很少。就在这里开几天会，看来没有问题。她发现这农家小院还有空房，就叫才从宜昌撤退出来到了恩施的湘鄂西省委领导人何功伟和他的爱人许云，也住到这里来，免得天天开会走来走去，招人注意。

会议开始了。小刘因为已经知道钱大姐要传达什么，她就端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外理菜，看着远远的来路，担任警戒。

会议一开始是由大家汇报工作。

接着，钱大姐结合我们的工作，来传达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她谈到抗战到了相持阶段，国民党虽然也说是要抗战到底，但实际是一心一意地把注意力放到反共上来。不仅在敌后和我们八路军新四军闹摩擦，在大后方禁止一切日进步活动，到处特务横行，抓捕共产党和进步分子。眼见第三次反共高潮已经开始掀起来了。严峻的形势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还孜孜于学校的斗争，这是很危险的。

钱大姐讲的本地一些情况，虽然大半是我提供的，但是经她这么一把本地情况和当前全国政治形势结合起来传达，无疑就在我们面前描绘出一幅严重的斗争形势图，给我们敲了警钟。所以下面在讨论贯彻中央提出的白区工作方针"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时，就比较容易打通思想。要转变作风，把工作重点移到乡下去。因此钱大姐做出重大的组织调整。她宣布：撤销原来的施巴特委，改为相当于省委建制的鄂西特委，受南方局直接领导。由原来在湘鄂西省委负责的何功伟来担任特委书记，我担任副书记，王栋仍任组织部长，就我们三个人进行分工。何功伟抓总，但只和我与王栋联系，不接触下面的组织，以保证他的安全。我和王栋则分管南北两路各县委组织。都离开恩施，我到咸丰，王栋到北路，住野三关。都要有公开的职业掩护。所有下面的组织凡是暴露的，一律撤退，有一些可到四川去上学或谋职业，长期埋伏起来。有一些则转移到敌后大洪山打游击去，所有的组织都要划小，有的取消，采取单线联系。

钱大姐不愧是地下斗争的老革命家，她在当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冒着风险，亲自到恩施来，针对鄂西的情况，当机立断地做出根本性的组织调整，以保证组织的安全。她甚至连我们的个人问题也考虑到了。比如她知道许云已经怀孕半年，决定带许云到重庆去生孩子。又如她走以前，专门找我谈话，说她事先没有和我打招呼，就宣布撤销我管理的施巴特委，并且我不再任书记而改任副书记了，有欠考虑。我说："这有什么，一切从工作出发嘛，大何来挑书记的担子，我最高兴，因为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正担心担不起来。而且说实在的，我从原任一个地区的书记，改任一个省级特委的副书记，实际是提拔了我，我还自觉当不起呢。"她问我还有什么个人的要求，我说："小刘也怀孕半年，大概十二月就要生了，我们准备在恩施生了孩子后，要请假带孩子回四川我的老家去，把孩子交给我家里抚养，这样就省了好多事情了。"钱大姐说："那好呀小刘已经和我说过。甚至我想问你一下，大何和许云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送到你家里去一起抚养呢？"我说："这件事我可以和我的父亲说一下，我想是可以的。"钱大姐说："听小刘说，你父亲和你家里的人大概已经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了，你和小刘的孩子交他们养，理当如此。但是他能接受代养一个共产党员的孩子吗？"我说："我的父亲看来是比较开明的，他过去也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他知道我们的政治面目后，并不反对，只是担心我们的安全。他还照样给我们寄钱呢。"钱大姐说："那好，这个关系要好好利用起来。你马上和你父亲联系一下，如果可以，等许云生了孩子，就派人送许云带着孩子去你老家。"她真像一个大姐一样地关怀我们。

钱大姐要回重庆去了。我听小刘说，这次从南路坐公共汽车来恩施，可苦了钱大姐了，一路颠簸，走走停停，走了五六天。一路上检查又很严，什么都翻出来看。因此我们不能叫钱大姐再受这样的苦，冒这样的危险。我去省政府找了聂国青，他很痛快地答应给开了一个证明，是民政厅的家属回重庆的。于是她们两个扮成官太太，坐汽车到巴东换轮船，一帆风顺地回到重庆。

当机立断

鄂西特委由大何主持开了第一次会议，我和王栋参加，小刘因为掌管着机要，也列席。我们依照南方局的安排，坚决迅速落实。可以说是三下五除二，快刀斩乱麻地紧急处理。县委领导要调换的调换，要转移的转移。这些工作不到一个月就处理完毕。据省政府统战关系的消息，敌特正在布置侦察，还没有动手，有些"赤色分子"却突然消失了。可见我们走在他们前面了。

我和王栋两个人分别到南路和北路去，钻到农村里去领导农民工作。大何也搬到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地方去住。因为他害了疟疾，一直未好，身体拖得很弱，所以要在恩施的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好在他不再和下面接关系，以一个平头老百姓面目出现，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我为了行走方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小生意买卖人模样。到乡下去就是去收点山货拿出去卖。

得赶快做

我在南路几个县里的农村巡视工作完后，回到恩施，回到小刘营造的那个安乐窝。我一回家就感受到特别的温馨。我在那风雨里行走了一个月，睡不好吃不好，回到自己的家，有亲爱的人在迎接我，给我温存，自然有说不出的愉悦。

小刘把她好吃的东西都搬出来让我饱餐一顿，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山珍海味，最贵重的不过是她自己用烟熏的一块老腊肉和一串香肠。但是最叫我口馋的还是她用她们家乡方法做的扬州酱菜，咸甜适度，香脆可口。我一面吃着一面却埋怨她："你挺着个大肚子，跑进跑出，买这买那，为我做好吃的，把你累着了，怎么是好？"她却说："我问过人了，怀着孩子还是要常常走动走动才好呢。做这样的活，有什么累？"

真的，这点活在她来说，算不得什么，我在书桌上发现她编写和油印的一本小册子，才叫我大为吃惊，我没有想到，我出去后，她还是耐不住，坐在家里干起文字活儿，编写起党员学习教材《支部工作纲要》和《革命气节道德教育提纲》来。我对她开玩笑说："你这一下把特委宣传部长的工作也兼起来了。"

我把这两本小册子读了一遍，感到很好，是教育党员的好材料，特别是《革命气节道德教育提纲》更是当前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下，迫切需要的。我不禁把她搂起来亲她，我说："你真是一个有心人，我只有用亲吻来对你表示感谢了。"她说："嘿，你占了我的便宜，反倒说是感谢我呢。"

这两份文件，在鄂西特委后来遭受破坏时，被特务没收了。八十年代，恩施地委党史办专门来找我，拿来一叠从敌档中查出来的油印小册子。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刘惠馨所写的。因为我认得出是小刘的笔迹，那上面使用了一些代号，如以" D "代替"中国共产党"，以" ZB "代替"支部"，只有小刘才这么写，那是我和小刘两个学过的拉丁化新文字的简写，别人是不会的。我看到那份已经发黄褪色的油印小册子，睹物思人，真是百感交集，烈士英魂依然跃然纸上。小刘的音容笑貌，又闪现在我的眼前，不禁老泪横流。

军粮督导员

我回恩施后，和特委书记何功伟同志约时间见了面，我把我出去巡视农村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我还说，敌特好像更严格地在到处盘查。在旅馆里对看来像知识分子样的人查问得特别紧。我是以行商的面目出现的，也受严密的盘查，连我的手都要翻看。幸喜我在山上和大家一块儿劳动过，有些粗糙，才算过了关。看来今后走路，如果没有过得硬的证件，更不好走了。

大何说："现在反共高潮已经掀起来了，上级要我们都要职业化，你恐怕要在南路什么地方找个掩护职业才好。"我想也是这样，我说我正准备去找省政府的聂国青，请他帮我找一个小职员的差事。我又问大何："你准备什么时候到鹤峰？"他到鹤峰县政府去隐藏的事，是钱大姐在的时候就决定了的。

他说："我准备再过两个月走。"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已经派出我们的政治交通员王宇光到重庆去了，大概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回到恩施，我想等他回来传达南方局新的指示，并跟你和王栋研究布置后，才动身去鹤峰。还有小许这两个月内快生孩子了，照上次说好的顺路就送她带孩子到你老家去，然后回恩施。"

我去找了省政府的聂国青，要他在鄂西地区为我找一个流动性比较大的小公务员的差事，他马上说："正好，我不久前才签发了一个通过关系到民政厅来谋事、经请示厅长决定派到咸丰县去做军粮督导处长，他已经到任。我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你是我的亲戚，介绍你到他下面去做一个军粮督导员，我想他是不会拒绝的。这军粮督导员是专门在四乡催收军粮的，走动自然方便了。"这当然再好不过了，于是我拿了他的介绍信回到家里，告诉小刘，要她安心在恩施等着生孩子，我到咸丰去安排好今后的掩护职业，干一两个月就回恩施。

我到了咸丰，马上去找那个处长。他一见到聂国青的介绍信，见我是聂老的亲戚，当然满口应承，马上决定我做一个少尉军粮见习督导员。不仅给我发了正式"派司"，还给我发一套军装，带着军官皮带。处长给我解释说，军粮督导处本来是一个收粮食的文职机关，但因为是收军粮，军令如山，所以虽然没有军籍，却特许穿着军装，带着手枪下乡，还带几个兵跟着下去收粮。对于不交军粮的粮户，有军法从事的权力。我想这倒更好了，我可以大模大样地随便在乡下走动，穿上老虎皮，到恩施走南闯北，也很方便了。

督导处长给我暂时分配的任务是记账员，管机关日常开支的豆芽账。这种小进小出，自然没有多少油水。况且我初到机关，要表现出特别的奉公守法，连豆芽角角的小钱，我也不敢吃的。

老会计见我这么认真，真是又好笑又好气，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开窍？"他警告我说："我劝你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如果你还想在这里吃这碗饭的话。人家不从这里捞点外水，物价这么高，怎么养家糊口？哪里像你一个单身汉，吃饱了一家不饿？再说，莫非你另有津贴，你不和大家一起捞几个小钱，就够你过日子了？"

真的，我在这里不和大家一起贪污，恐怕这个位子坐不稳呢。而且我早听说特务内部有通知，在机关里要特别注意那些廉洁奉公的公务员，很可能他是共产党。我要在这里做一个不露形迹的共产党，非贪污腐化不可。我不得不也学他们那样贪污起来。

那个军粮督导处长，看我奉公守法的样子，做机关日用账的会计，油水实在不大。大概他想买好于为他安排这个肥缺的上级，找我去谈了一次话。他首先试探性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不开窍，直言没有什么困难。老会计知道了，对我说："我看你真是一个书呆子，老不开窍，他明明是给你开口子，你倒说没有困难。"看来我还真是笨，不过以他这么一点明我就懂了，我说："那我去找他说，我有困难。"他笑了，说："怎么好这么马上又去改口说困难呢？你得过一段时间，再去找他，把你的困难编得圆一些，叫他相信。"

我真的又聪明起来，过些日子，我去找处长，并且拿出一封从恩施寄来的信，说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久病去世，家资耗尽，无力葬父，向我求援，我无力支持。他表示同情，说："你先在同事处借一点钱寄去以救燃眉之急。我来给你安排，让你到乡下出一趟差，催一回军粮。"

下面的话，不用他说，谁都明白，到乡下出一趟差，催军粮是什么意思。

"自己人"

我在咸丰做地下党工作，披起国民党军官的"老虎皮子"，在乡下走动，倒也方便。同时，我就靠这一身"老虎皮"，在乡下还发现，真正的老虎却披着羊皮，装扮成善良的羊，在乡下寻找猎物﹣﹣共产党。这便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借着国民党在鄂西推行省主席陈诚提倡的那套"新县制"，把一批特务送进乡政训练班受训，然后派到四乡去担任乡政助理员，一直深入到乡保里去，侦察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在乡里口口声声称是来整顿吏治，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反对向老百姓摊派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反对乱拉壮丁。一时很能迷惑人，连我们的党员都有相信的，站出来支持他们的"新政"。

有一次，我穿着军装，到一个偏远的大路乡去。我下来时县委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可能在小学里当教员。我曾经到学校去了解过，可是没有见到本人。

当时我住在乡政府，和新下来不久的两三个乡政助理员住在一起。我们都穿着军装，是"国民党"的同志了，自然就有闲谈的机会。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喝茶，一个乡政助理员问我："你到小学去过吗？"我一听马上引起我职业性的警惕，支吾说："随便去玩玩。"助理员细声对我说："你是不是担负着特别任务？"我更警觉了，我到过小学的事，为什么竟然引起他们的注意呢？从他的话里我明白，他才真是负有特别任务的，我到小学找过人的事，竟然也进入到他的视线里去了。同时我猜想，他看我披着这一身老虎皮，大概没有怀疑我的身份。因此我就将计就计，故意装着有点神秘的样子，含糊其词地说："没有什么，我随便走走。"我这样一说，就坚定了他对于我负有特殊使命的看法，他到底还是初出茅庐的后生，于是对我另眼相看，对我细声说："你找的那个教员，就是有问题，我们正在做他的工作。"

原来我想了解的教员，已经成为他们的猎物。这是很危险的。我就顺势问他："你们做得怎么样了？"他说："还没有头绪，但是很可疑。"我装得很内行的样子，随便说："不过不要操之过急，打草惊蛇。"他真的相信我了，说："是的，是的，我们还想扯到蔓蔓，拉出串串，一网打尽呢。"

好危险，一网打尽，他们的野心还真大呢。看来我必须赶快通知本地的党组织，特别是那个小学教员，应尽快撤退，但又不能叫他马上走，以免引起特务对我的怀疑，好在我已经把他们稳住了。

我决定利用他们对我的真面目的无知，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到底知道我们多少情况。我和他们中那个看来是头儿的青年人套近乎，把我在恩施时，从统战关系那里获得的陈诚在新县制训练班上的讲话，说要到乡下去和共产党争夺民众，必须给老百姓办点好事的内容透露给他，使他感觉到我是"自己人"。

他们果然和我亲近起来。因此我建议他们要争取民众，在乡政府里办事，惩治那些贪污腐化分子，整顿兵役，不准买卖壮丁，反对财主大利盘剥。他都听进去了，说："这正是陈主席在新县制干部训练班上讲的。"我当然知道这是湖北省主席陈诚讲的话，不然我怎敢对这些小特务这么说呢？

天下大志

我决定和当地地下党的负责同志赶快见面，把特务的阴谋告诉他们。我约他到不远的朝阳湖里一个湖心岛的古庙里会见。星期天一大早，我换上便衣，不让那些小特务看到，溜出客房，一直向朝阳湖走去。

朝阳湖是四川黔江和湖北咸丰交界处的一个高山湖泊，青山绿水，风光很美，湖心有一个小岛，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有一个巍峨古庙掩映其间。到这里来的游人不多，十分清静。我准时和地下党的负责同志见了面，谈了工作。特别告诫他们，注意现在有特务深人到乡保里来，而且装出要为老百姓办好事的面目，千万要注意。那个小学教员不要再活动了，过一些日子就放寒假，放假后就不再回校了。

我们谈完后，我叫他先走，我则到大殿去看了菩萨，出了大殿，看到那木板墙上题了许多字，很多是诗词。我对于诗词素来有兴趣，便面对木板一首一首地读过去。我正站在一首较好的诗面前细读时，一个老和尚出来了，他见我读得那么认真，便挨到我的身边来，对我说："看先生一副斯文模样，想必是会吟诗填词的了。何不为敝寺题壁吟诗，以光寺壁，借申雅怀呢？"我听他说话文绉绉的，猜想他大概也是一个文人出的家，大概是常请人题壁，所以有这么多题壁诗。我正犹豫，还没有作答，他已经叫一个小和尚捧着一个墨盘，拿着一枝大笔，站在我的面前等着了。

我好久没有写诗了，这时忽然来了诗兴，就不客气地提起笔，饱蘸墨汁，在壁上题写起来，写的是：

我来自海之角兮天之涯，浪迹江湖兮四海为家。

韬光养晦兮人莫我识，风云际会兮待时而发。

我一气呵成后，正在回看，没有署名。那老和尚盯着眼睛看壁上的诗，又盯着眼睛看我，很惊诧的样子。他忽然说："先生无乃有志于天下乎？何不留名，以待异日？"我当然懂得他的意思，是以为我有打天下的志向，希望我留名，也许我有朝一日，功成名就，可以回来看看。

我哪里敢在也许有人看出这是反诗的壁上留名？我掷下笔，也不告辞，大踏步地走出了庙门。然而这首诗，我却一直记着了。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