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折，顾名思义就是秘密的奏折，这项制度始于顺治、康熙，在雍正时期得到确立。
具体含义就是官员将需要上报皇帝的内容写在折叠的白纸上，然后在外面加上特定的皮匣封锁，相应的钥匙配制两把，一把由上奏官员保管，一把由皇帝保管。官员派亲信家人将密折送抵京城，不扰累驿站，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批答。
这样一来，就只有皇帝和上奏官员才知道其中的内容，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拥有这一权力，而是由皇帝事先指定，因此只有皇帝的亲信铁杆才拥有这项权力。
密折带来的作用除了提高行政效率外，最主要的是通过增加皇权的神秘感，加强对官僚的控制，使得皇权专制进一步集中，清朝政治进一步黑箱化。
密折制度的由来密折制度的产生、演变和确立与清朝皇权专制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
1644年八旗入关以后，满清在十几年时间里逐步确立对全国的统治，不过与之前的汉人王朝相比，来自东北的满洲集团起步较晚。
入关后依然带有大量奴隶制文化残余，皇权专制制度尚不健全，即便是1651年顺治亲政以后，八旗宗室力量仍然很强大，甚至凌驾于顺治之上，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顺治为了能够拥有更大的权力弹性空间，首创密折制度，不过终顺治一朝，密折存量极小，内容也不过是一些皇帝私人事物，无太多实质内容。
到了康熙时期，密折制度有了实质性进步，1661年，年仅八岁的康熙继承大统，此时的大清内有鳌拜专权，外有三藩暗中作乱，国家形势十分险恶。
康熙要做的就是巩固皇权，在十几年里，康熙智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终于坐稳了江山，无愧于“圣祖”谥号。
不过在他执政中期，以索额图、明珠为首的党争愈演愈烈，他们各自结党，相互倾轧，对皇权再次构成威胁。
康熙只能一面维持党派平衡的，另一面笼络党派之外人员，就这样，带有皇权专制性质的密折制度应运而生。
不过在康熙时期获得递交密折的大臣只有一百多人，仅限于曹寅、李煦等皇室家奴和个别亲信。
他们上密折的主要目的就是打探社会、朝廷信息，比如康熙曾给李煦批示:
“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才好。”
不过这时的密折制度并不成熟，内容多参差不齐，但对获取大臣信息、打击朋党起到了很大作用。
明珠和索额图的先后倒台，都是康熙皇帝运作，瓜熟蒂落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密折起到了很大作用。
因此康熙对密折制度总体上还是满意的，《圣祖实录》记载:
“听朕有年，稍有暧昧之处，皆洞悉之。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密折制度的确立:雍正专权大步迈进康熙推行密折不仅沉重打击朋党势力，也让处在暗中争储的胤禛看到了密折的威力，并为之深深折服，1723年胤禛继位，是为雍正。
当时的朝廷局势微妙险恶，外有西北拥兵数万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禵，内有党羽遍布朝堂的皇八子胤禩，雍正的皇位并不稳固。
所以他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密折作为清廷的既定制度执行下去，康熙驾崩的第十天，雍正便下旨:
“内大臣以及闲曹，外而督抚以及州县，有适当人选，便“具折密奏”。
不久，雍正把上密折的权力扩大至四品以上官员，人数从康熙时的一百余人扩大至一千二百多人，这样一来，大臣与皇帝一对一奏事成为主流。
雍正凭此掌握了大量朝堂不为人知的信息，避开了大臣们的盯视以及言官的监督，这在打击八爷党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
1726年胤禩被革去总理王大臣、廉亲王爵位，议其罪状四十款，永久圈禁。1727年，大臣及各地督抚通过密折弹劾川陕总督年羹尧，最终雍正议定92条罪状罢其官，勒令自尽。
除了清除宗室及地方势力，雍正还依靠密折制度进一步控制官员大臣。
1730年雍正指令军机处负责密折管理，特许下级官员可直接向其弹劾上级长官。不仅如此，雍正还绕开中央朝廷百官，直接与地方大员沟通，处理政务。
内阁作为中枢机要在密折制度的反作用下，逐渐失去重大事务的参与权，以至于一些阁臣抱怨，很多事务自己不知情，连意见都没法提。
同时雍正推行密折制度对贯彻其改革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比如雍正推行火耗归公，本来在朝堂上提出遭到反对，但雍正通过密折与地方亲信巡抚直接商议，并在河南、山西试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样一来，大臣们也不好说什么了，最终得以在全国推广，整个过程前后仅用一年时间。
其余像改土归流、摊丁入亩，雍正均通过与地方督抚之间沟通，使各项改革得以落地实行。
随着密折制度的健全，雍正在政务上绕开了外廷内阁和言官大臣，得以乾纲独断，实现清朝前所未有的独裁。
密折的影响:皇权集中的高效杀器，悬在臣属头上的利剑毫无疑问，密折制度确实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使雍正真正实现了及时的下情上达，但却带来更多的消极影响。
最大的弊端就是使朝政进一步黑箱化，大臣们从同僚变成了“特务”，谁都有打小报告的可能，而且大臣可以用密折越级言事，引起上下猜疑，搞得防不胜防，人人自危。
再加上所言内容彼此都不知道，即使被诬陷也无处申诉，更有一些大臣自恃与雍正关系较密，借此挟持上司，以至于除了雍正的少数几个心腹大臣外，大多数人只能唯唯诺诺，明哲保身。
这极大扼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新生事物的成长，成为寄生在清朝皇权专制制度中的毒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