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清）张廷彦等绘《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
“古今论九州山脉，言华山为虎，泰山为龙。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张左右为障，总未根究泰山之龙，于何处发脉。”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与重臣李光地就泰山龙脉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李光地认为泰山龙脉“大约从陕西、河南来”，康熙却独出心裁地提出：“凡山东泰岱诸山来脉，俱从长白山来”，由此写下《泰山龙脉自长白山来》（又称《泰山龙脉论》）。
泰山是明清两代重要的神山，所谓“我国家定鼎燕冀，实惟兹山雄峙于东，侈形势，壮舆图，以奠王畿，国计漕源，亦维兹是赖”。泰山是定都北京的理据，亦是皇朝神话的基石。在老北京，“泰山信仰”深入日常，东岳庙之外，另有288座碧霞元君庙（供奉泰山娘娘），桥道要冲多设泰山石敢当。
康熙的泰山龙脉源于长白山论，将中原神山与八旗传统信仰巧妙结合起来，证据虽不足，却起到了化解矛盾、促进团结的作用，难怪李光地大为叹服：“倘非皇上灼知而发明之，则遗经之指，千载梦梦也。”
康熙并未解释什么是“龙脉”。古人缺乏定义意识，层积之下，“龙脉”成了只可意会、无法细究的词。在北京，至少有五处被称为龙脉：宣南龙脉、中轴线龙脉、紫禁城龙脉（龙穴在交泰殿）、水龙脉、十三陵龙脉……这些“龙脉”究竟是怎么回事，值得捋一捋。
“龙脉”源头是“地脉”
“龙脉”说貌似悠久，但相关古籍皆伪托，中晚唐始有此论，至宋勃兴。
“龙脉”出自“地脉”。据学者沈婉婷的《昆仑龙脉观念溯源》，《史记》最早提到“地脉”：
（蒙恬被秦二世赐死前）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司马迁评论说，建秦直道令百姓痛苦，蒙恬“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则“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王充在《论衡》中称：“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王充认为，地养万物，“绝地脉”即伤民生，应处死。
三人都相信“地脉”客观存在。“地脉”是比附人体而成的观念，视山峦为骨骼，视泥土为肌肉，视地下水为血液……人有筋脉，地亦有“地脉”。故《吴越春秋》称：“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问之山川脉理。”
掌控“地脉”，如乘地铁，据《列异传》：“费长房（东汉修仙者）又能缩地脉。坐客在家，至市买鲊（音如昨，腌鱼），一日之间，人见之千里外者数处。”
学者段志强在《经学、政治与堪舆：中国龙脉理论的形成》一文中钩沉，中国最早地理学文献《山海经》《禹贡》中，记录（欠准确）了山川分布，尚无等级、尊卑之分。东汉学者马融、王肃将《禹贡》中的大山从北至南分为三条（学者郑玄又分南条成二列），最北为碣石，最南为衡山，即当时人们界定的华夏核心区域。
一步步走向“龙脉说”
段志强指出，唐僧一行提出“两戒两河说”，是“以山川限华夷”之始。
僧一行认为，“北戒”始于三危山（今甘肃省敦煌市附近）、积石山（青甘边界祁连山支脉），沿终南山、太华山、王屋山、太行，直到濊貊、朝鲜，“所以限戎狄也”；“南戒”始于岷山、嶓冢（今甘肃省天水与礼县之间），经商山、熊耳山、桐柏、武当山、荆山至衡山，再至闽中，“所以限蛮夷也”。
“两戒”之间，又分“两河”，即：黄河、泾水、渭水、济水等组成的北河；长江、汉水、淮水等组成的南河。
“两戒”别华夷，“两河”分华夏。
这些归纳成的“规律”不产生新知识，甚至为“合理”而扭曲事实，但通俗易懂、便于记忆。“两戒两河说”最大的漏洞是：唐朝首都长安竟在“北戒”外，成了“戎狄”。据段志强钩沉，南宋唐仲友绘《唐一行山河分野图》时，悄悄将“北戒”向北移动，以将长安收入中原。
为补僧一行的Bug，南宋人在伪托唐人杨筠松的《撼龙经》中，将佛教的“四大部洲”说抄袭了过来，将须弥山定为天下中央，生出四条龙脉，唯“南方之龙”入中国，与长江、黄河相连。在同样托名杨筠松的《疑龙经》中，则称天下皆龙脉，有干龙、枝龙之别，“长作军州短作县，枝上节节是乡村……凡有枝龙长百里，百里周围作一县”。
《撼龙经》《疑龙经》皆出自江西，是堪舆术的基础典籍，到了明初，已是“其学盛行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只不过把“天下中央”从须弥山变成昆仑山。
朱熹又加了把火
堪舆术走向正统，多亏朱熹。
据段志强钩沉，朱熹喜风水学，他将客观的地理知识“义理化”。他提出“三条说”，以鸭绿江、黄河、长江三河为根本，主张“尧都中原，风水极佳”“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河东河北皆绕太行山，尧舜禹所都，皆在太行下”。
朱熹这么说，有反对偏安江南之意，且解释了金国为何崛起，即“以华夷共视为中脉，盖鸭绿江外又有大干为护”。朱熹的主张与道德理论相结合，让地理学染上神秘色彩。
后人称朱熹的观点“明理”，是“探山川融结之情，引经援史，远及方郡邑之大势，可与识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其好处是：只要懂道德原理，无需实地踏勘，即可当“地理人”。由此养成读书人只知教条、不顾实际的习惯，貌似博学，实则“为通而通”，只会毫无意义的“通”。
朱熹的“大风水”说（实为堪舆学速成法）影响巨大，成为意识形态。朱棣迁都北京，即有碰瓷“冀都”之嫌，其实朱熹没说“冀都”是北京。
在道士张留孙建议下，元世祖忽必烈允许在北京建东岳庙，并封泰山为天齐大生仁圣帝。
一方面，忽必烈信任张留孙，甚至任命宰相，也要张先占卜，得吉乃行。张留孙负责为皇家念咒驱邪疗病，且祈祷风雨。
另一方面，泰山神即天孙（天帝之孙，一说是盘古大帝第五代孙金虹氏），历来被视为皇权合法性的来源，且朱熹明确说，冀都是“泰山耸于左，是为龙”，礼待东岳大帝的言外之意，是将自己比拟为尧舜。
廖均卿未设龙脉
明代地理家王士性提出“三大干龙说”，即“自昔堪舆家皆云，天下山川起昆仑，分三龙入中国”，主要内容是：以“天下祖山”昆仑山为始，三支山脉穿越中国，称北干、中干和南干，即龙脉。北京在北干（最长的龙脉）上，起于昆仑山，终于天寿山（今属昌平区）。
昆仑山上位，一是被认作天下正中；二是长江、黄河等重要水系的发源地，符合龙驭雨水的传说。遂有“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之论。
“三大干龙说”适合历史解释，比如元朝兴起，是得北干之助；朱元璋起于凤阳，“发自中条，王气攸萃”；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回归冀都……可南干到横断山脉转为南北向，与理想中的格局不同。此外，南干少帝王，只好解释成：“古今王气，中龙最先发，最盛而长，北龙次之，南龙向未发，自宋南渡始发，而久者宜其少间歇，其新发者其当坌涌何疑？”
有说法称，北京城的龙脉是著名风水家廖均卿设定的，无据。朱棣建长陵时，因唐代杨筠松是江西人，下令江西各府找擅风水者，得廖均卿，据说是唐风水大师廖三传的后人。
廖均卿选定后来的十三陵，据他的儿子廖信厚记，挖陵时地下水涌出，主凶，卜地者应受极刑。廖均卿称明成祖亲至，水可立止。朱棣好奇，亲自到场，水仍涌出，廖均卿遂对山大喝，果然水止，下挖三尺，得石盆一个、石鲤鱼一对，令朱棣惊叹。这些记录荒诞不经。
廖均卿死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没赶上明成祖改造北京城（始于永乐十七年，即1419年）。
“龙脉说”不易实证
按风水理论，建城的首要原则是定龙脉，但北京城所谓的龙脉，多是模糊的比喻，即“龙者，山之行度，起伏转折，变化多端，有似于龙，故以龙名之”。
比如宣南龙脉，是金中都被毁后，最繁华的檀州街尚存，连接元大都形成密集的商业、手工业聚居区，即明代交龙碑上所写“正阳门西，由臧家桥至宣武门，乃龙脉交通马车辐辏之地”，但它是意外的产物。
有学者认为，紫禁城、天坛、北海和颐和园是北京的龙脉，但这些建筑非同时设计，且施工时间长，原设计被多次篡改，也许未经整体规划。至于中轴线龙脉、水龙脉，体现了传统城市的设计原则，但是不是精心谋划的结果，有待更多证据。
学者刘悦在《浅析龙脉、龙穴在故宫风水中的运用》中认为，紫禁城内有一条龙脉，核心是“龙穴”交泰殿。
交泰殿在乾清宫、坤宁宫之间。前者是皇帝起居和办公的地方，象征着天；后者在明代是皇后的居所，清代则成萨满祭祀用所，皇帝在此举办大婚，象征着地。“交泰殿处于二者之中，为天地交通之处，符合‘天地交通’的原则”。且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加上乾清门、坤宁门，日精门、月华门、隆福门和景和门，“整个建筑群在命名上就好似一个宇宙生成的过程”，隐含了天地阴阳的思想。
刘悦表示，交泰殿还符合“龙穴深藏”的原则，在中轴线上，但“它处于一个封闭的乾清宫建筑群”中，在前朝三大殿和后寝三宫中，只有交泰殿和太和殿上方悬挂轩辕镜。
这些细节的龙脉说，不易实证。
康熙偏要讲“科学”
相比于细节的龙脉，清帝更重视宏观的龙脉。
康熙三赴泰山，行二跪六叩之礼，在《从“泰山龙脉”之争看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文中，学者周郢钩沉：“康熙帝以如此隆重的礼仪亲祀泰山神，这是史无先例的。”
乾隆更甚，11次至泰山，是历代君王之最，最后一次，80岁的他三跪九叩，写诗自道“九叩申虔谢，八旬实罕逢”。
当时的朝鲜使节不以为然，认为是“无益之费”，称“清人之好佛，亦不让于前明，可不惧哉”。清代北京，东岳庙香火鼎盛，朝鲜使节一边感慨“非一两日间可以毕览”，一边讽刺庙中竟供臆想的东岳大帝父母，即“殿内奉一丈夫一妇人，乃泰山神爷娘也”。
清帝重视泰山，碧霞元君虽不见于典籍，属野神，康熙却多次祭拜，奇怪的是，他称碧霞元君是天妃（即妈祖）。乾隆也6次在泰山祭拜碧霞元君，以至无人再敢称淫祀。
为证明泰山来自长白山，康熙派传教士“航海测量”，《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称：“皇帝特遣西洋国人善解天文地理者来到凤城，历览地理，图画山形，后转向水上云云。”结论是，辽东半岛及渤海湾诸岛岩石，与山东半岛相同，北京的龙脉在长白山。
龙脉本是建构而成的说法，康熙偏要拿出“科学精神”来，未免戏精附体。李光地等人信以为真，可能因明代辽东也属山东布政司，长白山与泰山同省。其实，康熙的观点的科学依据不足，但“盖自圣祖御制《泰山龙脉论》出，而百家息啄矣”。皇权参与科学争论，必然是既无争论，也无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