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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尽头南极，又添了一个新地标。2月7日，位于西南极罗斯海恩克斯堡岛的中国秦岭站开站。这是中国第五个南极科考站，第三个南极常年考察站，也是我国首个面向太平洋扇区的考察站。

中国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沈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秦岭站不仅填补我国在该区域的科学考察空白，也为各国研究地球系统中的能量与物质交换、海洋生物生态和全球气候变化等提供重要支撑。

自1984年首次开展南极科考以来，我国南极科考已历经40周年。这些年间，从全国各单位选派的考察队员先后奔赴这块“地球上最后的净土”，为人类探险和科学考察添力。他们是如何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中开展科学考察的？在南极工作和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潮新闻采访了三位曾亲身前往南极的科考队员，听他们讲述各自眼中的梦幻南极，以及在极地披星戴月，昼夜不息的逐梦故事。

中国南极科考第五站

填补“难言岛”区域空白

罗斯海是南极洲南大洋的一个深海湾。气候恶劣，但是关系着南极海冰生成的关键区域，也是研究南极气候变化的重要海湾之一。

传说20世纪初，有一支南极探险队因补给不足，在罗斯海恩克斯堡岛的雪堆洞穴中度过了痛苦的冬季，历经的苦难难以言表。因此，恩克斯堡岛又名“难言岛”。

“那是一片纯净之地，让人震撼。”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涛曾经作为中国第32次南极科考队队员抵达过此地。他印象中，秦岭站所在的罗斯海纬度很高，环境绝美。“有海，有雪山，还有活动的火山，海是湛蓝的，雪是纯白的，埃里伯斯火山终日冒着烟，这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

公开资料显示，新设立的秦岭站主体造型设计理念，源于郑和下西洋使用的南十字星导航，建筑面积5244平方米，可容纳度夏考察人员80人，越冬考察人员30人，可以抵抗零下60摄氏度的超低温和海岸环境的强腐蚀。

早在2018年，在中国第34次南极考察中，这一站点就举行了奠基仪式。时为媒体记者的自媒体博主“神仙号船长”曾跟随中国第34次南极考察队前往南极，见证记录了奠基仪式前后全过程。

“当时，新站队面临着持续大风、降雪、低温等现实状况，大家顶着风雪，克服了区域罕见的海冰冰情、强紫外线、低温、冻土等困难，最终将物资搬到站点，开启了建设征程。”他回忆道。

南极区域广袤，总面积达1424.5万平方公里，单一科考站点难以完成全面科考任务。在秦岭站建成前，我国一共在南极建立了4个考察站——分别为建成于1985年的长城站、建成于1989年的中山站、建成于2009年的昆仑站和建成于2014年的泰山站。

中山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赵羲表示，此前建成的每个站点各有千秋。长城站建成时间较早，在南极圈之外，对科研人员来说，比较容易抵达。中山站可以进行度夏和越冬，在这里科研人员能完成高空大气、冰雪物理等观测。昆仑站和秦山站都是季节性站点，可以度夏使用。昆仑站位于南极腹地，是我国在南极海拔最高点建立的度夏站。泰山站位于中山站到南极腹地昆仑站之间，可以作为中继站使用。

“秦岭站建成后，可以和长城站、中山站形成一个大三角，对于中国在南极科研的覆盖将更加全面。”赵羲说。

科学家讲述亲历

在南极科考是一种什么体验？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这句话用来形容南极，或许再贴切不过。而对于跋山涉水初踏南极的赵羲来说，这片神秘大陆也确实担得起“奇幻瑰丽”之称。雪地、断崖、巨大的冰山、广袤的冰原，海天之间是一片纯净到极致的蓝白色，“那种空灵感让我内心震颤。”

2019年11月，赵羲被选派参加南极科学考察执行极地航空科研任务，常驻站点是位于南极拉斯曼丘陵地区的中山站。自1984年首次组织南极科考以来，我国共派出了40次考察队前往南极，赵羲参加的是第36次，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这一年，第二艘破冰船雪龙2号正式加入科考行列，我国首次以“双龙探极”模式组织实施南极科考。

据赵羲介绍，南极科考队员根据作业性质不同，可分为大洋队、度夏队、内陆队、越冬队和固定翼飞机队。大洋队主要跟船沿途采集数据，执行大洋考察任务；度夏队一般在站区附近科考，还要负责站区的维护等工作；内陆队会在抵达南极大陆后继续向内陆挺进，前往泰山站、昆仑站做任务；越冬队会在其他队伍做完夏季科考返程后继续留在南极过冬，直到来年“雪龙”送来新一批队员与其交接。

赵羲参加的固定翼飞机队，主要任务则是利用固定翼飞机在南极上空飞行的途中，通过各种传感器观测南极冰盖以及冰雪表面的变化特征等。不过，由于飞行有窗口期，需要在天气特别晴好，风也不大之时执行，因此，不能起飞的时候，赵羲和队友会乘坐全地形车前往10公里外的出发基地做准备，或是在站区进行已飞行收集的数据的处理工作。

在南极科考和生活，有许多可预见的困难。“记得有天遇上了好的飞行窗口，我们执行了一次7小时的满飞任务，印象很深。”赵羲说，她和队友搭乘的“雪鹰601”飞机是科研飞行平台，机舱搭载了不同类型的航空观测设备，舱内没有加压装置，相当于与外界是联通的，“舱内外气压、气温几乎相同，很冷，和乘坐客机完全是两种感受。”

也是在那一次飞行中，由于飞机外天线结冰，为规避危险，机长临时将原计划3500米的飞行高度拉到了5000米，“上去之后就高反了，头晕恶心，需要吸氧维持。”

在南极科考和生活，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趣味。“比如说我们到了站区后不久，有一天吃完饭，同事说他要出去找车轮，我当时很奇怪，后来才知道后勤保障的全地形车有16个车轮，经常走着走着就掉一个，大家要去找车轮掉哪儿了，因为没有商店可以再买一个。”

张涛所在的是大洋队。“我们那次环绕了南极大陆一圈，还在罗斯海海域观测和考察海底裂谷的形成过程，非常有意思。”张涛说，他们曾连续近80小时走航作业，成功采集到720公里测线的重力、磁力和反射地震等数据。

极地的“神奇动物”也是南极科考人员的心头爱。在南极，张涛和赵羲都见过海豹从冰缝中跳上岸晒太阳，见过企鹅成群结队到站区玩耍，见过通体雪白的雪鸌在附近筑巢，还见过贼鸥，“它会吃掉我们的食物。”和这些可爱又美妙的生物住在同一个星球，让科学家们倍感幸福。

2020年4月，在连续乘坐两艘雪龙号后，赵羲回到了祖国。尽管南极之旅已过去4年，可回想起来，一切还如同昨天。与千万年前的冰川对视，常让赵羲有“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之感，“在大自然面前，人生真是短短一瞬，所以无论何时，我们都要有探索人生之极的渴望，要抓紧时间在科研上做更多工作，也争取为国家的极地事业做出贡献。”

帮人类更好了解地球

中国积极参与极地研究国际合作

1820年1月27日，沙俄探险家法比安·冯·贝林斯豪森在茫茫大海航行数月后，遇到了一块大型冰块。后人认为，那就是南极洲的一部分。

在地球上，南极是人类最后踏足的一个大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无主领土。

在科研人员眼中，虽然这里寒冷、荒凉，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它成为一个天然的科学实验室。“通过南极科考，可以帮助人类更好了解地球生态环境。”张涛表示。

“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围绕南大陆的南大洋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有各种鸟类、企鹅、海豹、磷虾等。冰层覆盖下，还有着丰富的煤、铁、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赵羲表示，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富足”的南极成为各国争相探寻的宝藏之地。

为了促进南极科学考察中的国际合作，1959年，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签署《南极条约》，规定了南极应只用于和平目的，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南极的管理制度。

1983年，中国加入《南极条约》，从此开始深度参与南极国际治理。据人民日报，在第13次北极科考期间，中国和泰国在北冰洋首次开展合作，双方就新兴污染物——微塑料（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在大气、海洋和沉积物中的分布及来源开展调查研究；中俄在加克洋中脊开展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双方就深部地壳结构、岩浆作用和地球动力学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

“因距离其他大洲较远，在南极的科考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科学家们会开展大量的交流与合作。”采访中，赵羲还回忆了一件趣事，有一次印度科考站举行了一场学术会议，邀请了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邻近站点的科研人员参会，大家都坐直升机前往，“与会者乘直升机前往，我们还开玩笑说这是最豪华的国际会议。”

她认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人类了解南极、研究地理环境与气候变化等很有意义。

在最新建成的秦岭站附近，有意大利、德国、韩国、美国、新西兰等多国考察站，张涛就曾造访过这些外国考察站。“我们当时几乎所有附近站点都去了一遍，探讨了许多有趣的科学问题，比如南极特有的冰间湖现象，这是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他们中就有人专门研究这个现象。”张涛说，“我们还去韩国站点，看他们是怎么观测活动火山的。”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剑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通过与这些考察站的合作，将共同推进对罗斯海和罗斯冰架等观测研究，共同履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把考察站海洋实验室建成国际合作平台，助力南极考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