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古代皇室中，司马氏一直饱受世人诟病，后人对这个家族的评价，也是贬低远超过褒扬。

这不仅是因为西晋末年出现的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更是因为司马昭昔年背负的弑君之嫌。

虽然都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昭却并未直接发动的政变，反倒是曹髦大张旗鼓的先讨伐的司马昭。

历史上的司马昭，真的如人们口中说的那样不堪吗？

——【·司马昭之心·】——

在中国有个广为人知的歇后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背后故事，就是下面这两位仁兄一起演绎的：曹髦，字彦士，曹魏第四个皇帝，史称高贵乡公，干了六年皇帝，连个正规帝号甚至王爵也没混到，怎么看怎么憋屈；司马昭，字子上，曹魏权臣之一，西晋王朝的实际奠基人，尽管生前没有称帝，但史书上还是称其为晋文帝或太祖。历史何其不公平！

《三国演义》第114回对此事的叙述与正史记载基本保持了一致。朝廷军政大权被司马昭掌控，曹髦惴惴不安。

公元260年，他召集手下亲信研究对策，说：“司马昭将怀篡逆，人所共知。朕不能坐受废辱，卿等可助朕讨之！”

然后不顾尚书王经的劝告，亲自率领殿中宿卫杂役等三百多人去攻打司马昭。结果飞蛾扑火，被太子舍人成济所杀。

俗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难测，如同海水难量。年纪轻轻的曹髦凭什么断定司马昭之心就是篡逆之心？又凭什么断定“人所共知”司马昭有篡逆之心呢？

不幸的是，两千年来，人们一直在用这句歇后语来比喻“地球人都知道”的阴谋和野心，却并不关心其中真伪。那么，司马昭之心到底是颗什么心？

——【·无杀曹髦之心·】——

关于曹髦其人，陈寿的评价恰如其分：“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

唐代诗人王勃如是评：“高贵乡公名决有余，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经纬远图，求之数君，并无取焉。”

意思是，曹髦有才气，但性格不够“深沉”，浮躁轻率，缺乏帝王心术。

性格决定命运。当皇家威权尽失时，曹髦不能忍，结果自取其祸。

但曹髦原本可以不死。威权崩溃，他的身份优势还在。从君臣名分讲，他是君，司马昭是臣，这皇位他坐得名正言顺。司马昭若想越雷池一步，只能背负“弑君”篡位的历史恶名。

从正史来看，司马昭固然跋扈，但确实没有或不敢有弑君之心。即使曹髦让他对曹魏丧失了愚忠的最后心理防线，他也没想自己代魏称帝，而是坚决反对废曹髦。这体现了他对曹魏的社稷、法统以及皇帝的维护。

想想曹操是怎样对待汉献帝的。没当魏公魏王时，其在《自明本志》中可曾有一句尊重皇帝的话？

司马昭已经是晋王了，在他给孙皓书信中还对曹髦尊敬有加。毌丘俭、文钦等人都曾中肯地指出，司马昭“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恪守臣子之道。

退一步说，即便司马昭有弑君之心，如果曹髦能效法汉献帝，能多多体会古人所说的“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明而少怒，哪怕是装傻充愣，潜心恩结上下弥补威权之失，待时而起，未必没有翻身的机会。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跟曹髦的境遇就比较类似，曾私下说：“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帝生。”但元子攸懂得抓住时机适时出击，成功诛杀了权臣尔朱荣。

可惜曹髦不是元子攸，连郭太后也不支持他；而司马昭也不是尔朱荣，在人心向背定成败的认识上，司马昭显然更胜一筹。

——【·施惠于民为曹氏·】——

当曹髦愚蠢地采取自救式的最后一搏时，司马昭又在干什么？正筹划灭蜀大计呢。

在这之前，也就是258年，诸葛诞在淮南造反，司马昭建议曹髦亲征，并取得郭太后的支持，最终赢得了寿春之战。

是役，活捉战俘十多万，部下请求全部活埋，但司马昭不同意，说：“放他们回去，才显示大魏的宽宏大度。”此举与曹操为一己之私泄愤而坑杀数万战俘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后来，连扬州老百姓都不好意思再反对他。司马昭执政，以仁治国，以民为本，一以贯之。他爱护百姓、减轻刑罚，洞悉百姓热爱和平、期望统一之心，以招抚之策解决了少数民族“钉子户”问题，让北方八百万兄弟民族归顺，灭蜀后也能善待后主刘禅。

名将羊祜说：“先帝（司马昭）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张悌也说：“（司马昭）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这样的人，又怎能不成功？

司马昭用恩德仁政换人心，说到底为的还是曹氏。

当时朝野对司马昭的拥戴，已经比他父亲时期升格了很多。司马懿任丞相和加九锡，只是太常王肃拥戴；到司马昭，已经是太尉、司徒拥戴，比太常级别高。史称：“（景元）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国印绶，司空（徒）郑冲致晋公茅土九锡，固辞。”

司马昭前后六次“固辞”，第一次居然还“九让”，可见他终究还是为威权崩溃的曹魏政权做个周文王罢了，从未有过篡位之心。

对此，很多史书都有记载，如《南齐书》萧道成说：“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有臣子答曰：“昔魏臣有劝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为周文王乎！’晋文世事魏氏，将必身终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

——【·再看司马昭·】——

有权威者未必可以惠民，而欲惠民者必须先获得权威。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对曹髦抱有同情之心、批判司马昭靠仁义博取权威又重塑仁义行为的史家们，在逻辑上是打架的。

任何一个政权的颠覆、崩溃和瓦解，都难逃内生性和外生性两个重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有时是相互作用和关联的。

以曹魏政权为例，从魏明帝曹睿大兴奢靡之风起，内生性危机的种子已然埋下，世家宗族子弟只知享乐不知社稷，文武百官贪敛盘剥而不知恤民。无论是曹芳还是曹髦，凭他们的资质短期内是无法改变这种危机的。

在外，蜀汉、东吴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又虎视眈眈。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司马昭对曹魏的忠诚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卖命或愚忠，替皇帝卖命的忠臣属于最低等的忠心。古往今来，士大夫对皇家的忠诚标准，除了维护社稷、延续统治地位之外，爱民才是最高道德准则。

司马昭所做的，恰恰是“安内、攘外”并举，凝聚民心，帮助皇权维稳，消弭了内生性危机；“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招抚异族，使得外生性危机也不复存在，所以“海内得以休息”。

试想，如果司马昭不作为或不做权臣做犬臣，跟着小皇帝一起继续罔顾民意，放任士族，不思进取，一边反人民一边维稳，那就是政治乱伦了，何来曹魏国泰民安？其子司马炎又何来实力去完成大一统局面？

吊诡的是，史书中对司马昭罪行的鞭挞多不胜数，对他所做的好事却仅是微不足道的几笔，非常令人诧异。

相比曹操，介绍司马昭的文字也少多了。可是历史功过不是靠故事多少、记载的文字多少来界定，而是看他的政策、功业。

乱世百姓为刍狗，有一个有能力知仁义的人来结束这个时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一味夸大一个历史人物的负面形象是不公平的。

司马昭之心与“路人皆知”的弑君说，不能画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