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恋爱,人们往往会想到年轻人,很少有人会联想到老年人。然而,对老人而言,能拥有一份简单、纯粹的爱情,或许是夕阳中最靓的一抹颜色。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江苏省南通市采访发现,单身老人“搭伙养老”的现象日益普遍,老年人在追求感情过程中,依然面临传统观念审判、子女的亲情羁绊、预期的财产纠纷等多重阻碍。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黄昏恋”的“苦涩”及其可能引起的家庭伦理危机,均需引起关注。
“破天荒第一例”,签了《风险提示告知书》
2023年12月14日,海安市恒源康复护理中心88岁的丁锦秀与73岁的张发美“喜结连理”。护理中心100多位老人参加了他们的仪式,分享了他们的幸福。
此事本非一帆风顺,仪式之后又起波澜。
康复护理中心行政院长陈洁说,这里的老人多数是单身,平时在一起活动,打牌、聊天、吃饭、发呆,相安无事。丁锦秀与张发美此前并不相识,在康复护理中心,他们先后入住同一楼层。一段时间后,丁锦秀特别喜欢跟张发美“腻”在一起,每天好像有聊不完的话。两人走路手牵手,相互喂饭。其他老人看在眼里,开始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看到二人如此甜蜜,不如让他们名正言顺在一起。陈洁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投资人谢进平,却被一口回绝。“没有先例,不能让他们乱来。我宁可拒收其中一位老人,谁调皮,就让谁回家或转院。”谢进平让陈洁分别征求双方老人子女的意见,表明态度。
没想到,双方子女很开明,都表示尊重老人的想法。他们还愿意另外出钱,委托中心为老人操办仪式。双方子女表示,“老人辛苦了一辈子,以后的生活就随他们心意吧。只要老人高兴就好。”
子女的态度让谢进平犹豫了,他同意了陈洁的设想。
“这些老人大多单身一二十年,有异性关心,当然很开心。如果老人能放得开,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开点呢?”陈洁开始为老人的“婚礼仪式”做准备——一人一身红衣服、一对胸花、一对绣球,还买了喜糖、水果之类的,让更多老人分享。
“那一天,能够自理的老人都来参加他们的仪式。现场很热闹、很喜庆。”陈洁说,他们拍摄的“婚礼仪式”短视频,浏览量好几千,很多人留言为他们祝福。
“婚礼仪式”后,康复护理中心为两人安排了“夫妻房”。两人的护理费、医保卡还是各自结算,只是住到一起而已。
对于两位老人的结合,其他老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老人认为,中心做了一件大好事,一些老人觉得无所谓。
92岁的汤明仁与86岁的老伴张信功一起入住康复护理中心。汤明仁认为,老人的“黄昏恋”应该得到尊重和支持,只要他们真心相爱,且彼此忠诚,但事先要征求子女意见。张信功的观念似乎更超前:“即使子女不同意,老人也有追求爱情的自由。”
也有老人私下里会议论。有段时间,张发美都不好意思出门,怕被别人笑话。丁锦秀依然坚持帮她打饭、喂饭。
“老丁的变化很大。以前他脾气很暴躁,还不讲个人卫生。有了张发美的陪伴,他脾气明显变好了,开始注意个人卫生。”陈洁说,张发美的变化也很明显,入院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精神状态好多了,说话与反应能力也明显提升。
对于这“破天荒第一例”,康复护理中心尽量考虑周全,以防患于未然。
丁锦秀与张发美没有领取结婚证,是人们常说的“搭伙过日子”。“子女不知道他们能否长期在一起生活,也没考虑为老人领结婚证。我们事先跟老人及双方子女沟通过,并和他们签订了《风险提示告知书》。”陈洁说。
《风险提示告知书》首先祝贺两位老人步入幸福的殿堂,但老人的结合面临一些特殊的风险,包括健康问题、经济问题、家庭关系问题以及老人的心理适应等问题,均在《风险提示告知书》中一一表述清楚。
“我们手里就像握了颗定时炸弹。”陈洁说,尽管签订了《风险提示告知书》,但她内心依然不踏实。
子女反对老父婚恋,大打出手23次
据媒体报道,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年中国的丧偶老人总数近4800万,估计到2050年,这一数据将增加到1.184亿。《人民日报》曾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80%的丧偶老人有再婚愿望。
南通市崇川区经济开发区有一家社会组织叫“金牌红爷”,其党支部书记夏锦芳为单身老人牵线多年,成功撮合了好几对。
79岁的L先生,有两个女儿,老伴2016年去世。L先生跟夏锦芳曾经是同事,他找到老夏,表达了想找个老伴的想法。
“正好有个离异多年的老太太在我这边登记,也想找老伴。”夏锦芳就约两人一起吃饭,见面聊一聊。
“她比我小4岁,不骄不躁。老夏点了3碗馄饨,一人一碗。她觉得自己吃不完,就夹给老夏两只,又夹给我两只,很懂事……我心里,就留下了这两只馄饨……”L先生说。
然而,L先生的恋爱,被大女儿和大女婿粗暴干涉。他们认为,老太太是“骗婚”,贪图父亲的钱。不管怎么解释,女儿女婿就是不同意,还对他大打出手。
“前前后后,打了我们23次。家里的很多东西,都被他们砸碎了,打得我无家可归……”L先生潸然泪下。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他已经顾及不了那么多了,不仅和盘托出,还将多年前对女儿签的承诺(主要表达其遗产归女儿所有)、搭伙过日子的协议,颤颤巍巍地掏出来,“大女儿和大女婿很过分,说我们非法同居,多次到派出所报案”。
邻居劝L先生,“你们既然真心相爱,就该去领结婚证,这样才会受到法律保护。”
L先生领结婚证后第三天,大女儿、大女婿还是打上门去。他报警后,两人被拘留。
“我后来把他们保释出来了。”L先生叹了口气,“孙子跪在面前求我,我能怎么办?”
“但是,他们越打,越坚定我们在一起的决心。我们就是两块铁,他们越打,两块铁结合得就越紧密。”L先生的眼中,满是坚定。“疫情期间,我躺在床上半个月,老伴为我端屎端尿。如果没有她,我估计已经不在了。你说,她图我什么?”老人再度泪流满面。
在众人的劝说下,L先生才收住悲伤。“是的,不去想了,反正我现在挺幸福的。”他一直跟记者解释:“老伴晕车,否则她也来了。”
幸运的一对:双方儿女默认了
80岁的蔡荣春和76岁的孙萍的结合,也经历一些波折。
蔡荣春与夏锦芳也是同事。丧偶之后,他就委托夏锦芳帮他找老伴,谈了10多个都不中意。孙萍是夏锦芳的邻居,是观音山老年合唱团团长,三人彼此都熟悉。
“我丈夫2003年去世,去世之前,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不会再嫁人。老夏找我好多次,说老蔡怎么怎么好。后来实在拗不过他,我就说,先处处吧。结果发现老夏的确不错。”孙萍笑着说,刚开始女儿不同意,说“要嫁早嫁了,这么老再嫁,谁照顾谁啊?”
“我只是要找个伴,说说话而已。”孙萍找到夏锦芳,让他帮着做女儿的思想工作。
“她女儿都被我说哭了,就是不同意。”磨破了嘴皮的老夏对此无可奈何。
孙萍还是耐得住心的,没有为难女儿,而是有意识地带蔡荣春与家人接触。“相互多了解了解,彼此取得好感,就水到渠成了。”
如今,两人在一起生活5年了,既没领结婚证,也没有签协议。因为蔡荣春的丈母娘还健在,已经96岁高龄,孙萍没有强求住到蔡荣春家里去。
“老太太很喜欢我,每次去,她都拉着我的手说话,我也把她当自己的母亲看待。但如果我真的住过去了,势必会触动老太太的内心,想起她女儿。”孙萍说。
他们比L先生幸运的是,双方儿女后来都支持他们的来往,也是默认了。“比如双方家庭的祭祖仪式,我们都要参加。”孙萍说,“我们目前是不住在一起的夫妻,也是彼此的精神寄托。这样很好。”
夏锦芳做“红爷”以来,委托他找老伴的近二十人,成功的有五六对。“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提高,人的思想觉悟也在提高。以前老人找老伴,会被别人说闲话,子女脸上也无光。现在好多了,‘黄昏恋’最关键的一点,双方财产必须要明确,互不干涉,这样,成功的几率就会高些。”
“搭伙过日子”普遍存在
记者采访发现,“搭伙过日子”的老人不在少数,但他们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只能悄无声息——健康的时候一起生活,一旦有人生重病或去世,另一方就回到原来的家,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老人对金钱的需求并不高,他们更需要精神慰藉,尤其是独居老人。白天他们可以出去散散步串串门,到了晚上,真的就是孤身一人了。”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爱民村党总支书记张晓燕说。
据张晓燕了解,全村有10多位老人在老伴去世后,重新组建了家庭。“他们都得到子女的理解和认可,邻居也默认了。但是,一旦与邻居发生纠纷,邻居就可能借重组家庭的话题说不好听的话。”
张晓燕认为,“搭伙过日子”的老人,要过很多道坎:其一,面子问题;其二,子女思想问题;其三,资产问题。“如果双方经济条件差不多还好说,将来不会有太大纠纷。如果一方比较富裕,现实中的资金支配问题,将来财产继承问题,子女都会计较。另外,百年之后如何安葬?是与原配合葬还是他俩合葬?这不仅是他们的问题,更是双方子女必须考虑的问题。”
张晓燕发现,单独生活与重组家庭的老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村里有位70多岁的退休教师,爱人去世后,老人生活一直很低调沉闷,整天失魂落魄的样子。有一段时间,张晓燕发现老人的生活状态与以往大不一样,跟他聊天时,他竟然说:“不聊了,我要回家吃饭了。”后来才知道,这位退休教师开始与另一位老人一起生活了。不过,这位退休教师不愿对此向外人多说什么。
“五保老人”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由各地政府托底供养。他们“搭伙过日子”的现象,同样普遍。江苏省如皋市下原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丛海燕说,全镇283位散居的“五保老人”,有近30人与社会老人“搭伙过日子”。
“他们都没领结婚证,通常是‘五保老人’到另一方家去。对方子女一般不会反对,因为‘五保老人’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家里还多了一位劳动力。如果一方去世,‘五保老人’就回到自己家里,回归原来的生活。大家都这样,有这种默契,也不会产生什么纠纷。”丛海燕说。
“孤独,是老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如皋市民政局养老科科长季航莉说,城里老人的交际活动比较丰富,广场舞与老年活动中心不仅是老人追求精神生活的好载体,也是他们谈恋爱的好场所。而在农村,老人没有这些载体,会更加孤独。
季航莉有个邻居叫李莉,她的婶婶因车祸去世,两个月后,李莉问67岁的叔叔“要不要找个伴?”叔叔坚决反对:“找什么伴,你婶婶去世才多长时间?肯定不找……”但一年之后,李莉的叔叔就找了老伴。
李莉理解叔叔。叔叔是农民,单身一人。“以前他白天可以种种地、串串门,现在地里没什么农活了,很多老人都进城帮子女带孩子了,他能找谁聊天去?搭伙过日子,也算抱团取暖。”
季航莉认为,尽管有些子女会反对“黄昏恋”,但老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保障。只是她这位邻居的叔叔,同样不愿谈论这个话题。
基层工作人员认为,“搭伙养老”之所以得到社会的默认,首先因为单身老人的感情诉求是一种客观需求,他们相互陪伴、相互慰藉;其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子女的养老压力。基于上述两种考虑,一些子女甚至会主动帮老人找老伴。
给“黄昏恋”多一份支持
作为“黄昏恋”中的儿女一方,又作何感想?“金牌红爷”所在的三桥社区党委书记李菊红,主动谈及她母亲的“黄昏恋”。
“父亲57岁时去世,此后一段时间,母亲一度抑郁,整天自怨自艾。”李菊红想安慰母亲,也不知从何劝起,想给母亲关爱,也不知从何做起。“我们爱的人不在了,父亲走得那么突然,对家人的打击,外人无法体会。”李菊红慢慢意识到,要给母亲创造一个幸福的晚年,不是靠女儿的努力就能做到的。“母亲需要一个伴侣。”
在李菊红的支持鼓励下,她的母亲有了一个新老伴。“他们没有领证,只有口头协议,算是搭伙过日子。如果有一方先走了,另外一人还是回原来的家,互不牵扯。”
有了老伴之后,李菊红母亲的精神状态大为改观。“我父亲是个很粗放的人,回到家从来不干活,更不会对母亲嘘寒问暖。而现在的叔叔不仅勤劳,还很细心,对母亲很体贴。”李菊红笑着说,母亲遇到了比父亲更贴心的男人,她内心很为母亲高兴。
风言风语不是没有,尤其是李菊红的公公婆婆,依然是传统观念,容易受外人影响。这些风言风语,经由公婆的口,传到李菊红耳朵里。
李菊红急了,她跟丈夫说,“我母亲的事,别人没资格说三道四。而且,母亲找老伴,缘起在我。要说闲话,来找我。”
李菊红与丈夫都是独生子女,养老压力可想而知。母亲有了陪伴,她与丈夫的压力相对也减轻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至于村里的红白喜事,因为受传统观念影响,多不愿意请‘再婚’的母亲出席,我想,这点小事母亲应该不会放在心上。”作为社区书记,张家长李家短的群众工作,李菊红不知道做了多少次。关于母亲的爱情,她也在努力做多方工作。她明确表示,“我是母亲爱情保卫战的坚定守护者。”
对于“黄昏恋”,很多老人还面临着百年之后的归宿问题,尤其是一方离世,另一方只能重回原籍的“协议”,总让人觉得寒意凛人。有没有更温暖的归宿?
“有的。”崇川区幸福街道管园村老主任陈志娟说,他们村有对搭伙的老夫妻,结局让人感动。
1937年出生的陈长荣一直单身,50多岁才娶了比他小一岁的秦桂英(丧偶,有两个儿子)。两人一起生活二三十年,相濡以沫。2014年,秦桂英去世;2020年,陈长荣去世。陈长荣去世时,是女方的两个儿子为他办的丧事。
每个人都会老去,正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打破种种歧视和偏见,让外界看待老人寻伴这件事,变成与年轻人拍拖约会那样普通,对个人和社会都是好事。
受访基层工作人员认为,针对老年人“黄昏难恋”的问题,不仅需要社会舆论的引导、子女观念的改变以及法律武器的保护,也需要政府部门整合各方资源予以维护,通过营造合适的交际场所和良好的社区氛围,解决老年人“黄昏难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