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流传着关于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这一传说的内容是：我们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我们祖先的发祥地，是我们的根。

这一传说分布于在今天河北的中南部、山东西部、中部和南部、河南中北部以及安徽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在有些地区，大槐树变成了老鸦窝——一个大槐树上的老鸦窝。大槐树不仅仅是人们的口耳相传，它还被镌刻在古老的墓碑上，写在脆黄的族谱中。

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传说。在江苏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有关于苏州阊门的传说。

在湖北的江汉平原上，则广泛流传着江西南昌筷子巷和朱市巷。1990年我在安徽桐城公路边，见一老农正在晒稻谷。我随口问起他的“故乡”。老农不解我意，指着不远处的村庄答复我。我问：“你的祖上呢？”，答：“江西”。我继续问：“是不是瓦屑坝？”

老人惊讶不已：“你怎麽知道？”他又补充：“我们这一带的人大多数是从瓦屑坝迁入的。”在这之前，我已经从许多古墓碑和家谱中，得知了这个在这一地区广泛流传的移民地名。

近些年来，我经常进行类似的移民原籍的测试。如当我知道某人爲四川人，我就会追问其先祖是否来自湖北，若来自湖北，则可断定其来自麻城，来自麻城，则可断定其来自孝感。这里的孝感不是孝感县（今爲孝感市），而是明代以前的麻城孝感乡。

如我知道某人爲皖北西部颍州地区人，我就会追问其先祖是否迁自山东，如若迁自山东，则可断定其迁自枣庄或枣林庄。再如云南汉人多称迁自南京或江西，迁自南京者多称迁自杨柳巷或四牌楼，迁自江西者无类似的地名，但可大致判断其来自抚州其周边地区。

移民地名，是一个时代的遗迹，是活着的历史。所有的移民地名都是曾经或者现在仍然存在的。例如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就曾经是一个实体的存在，今大树已倒，旧物不存。又如苏州阊门，没有人会怀疑他的真实性。再如南京四牌楼，至今仍是一个重要的地名。南昌市的筷子巷和朱市巷，是我少年时代经常玩耍的地方，至今名称依旧。

村庄名称的确定要比城市街道的确定困难一些。如江西瓦屑坝，位于鄱阳县。名称已经雅化爲“瓦燮玲”，“燮”与“屑”同音，“土”字旁的“令”意指土沟，与“坝”相对，是鄱阳湖畔一个较大的村庄，当年可能爲渡口。我还在兖州府城北不远的地方找到了山东枣林庄，现名爲安邱府，明清两代称爲枣林庄。

明初大移民与宋金、宋元及金元之间的战争有关，只不过其性质不再是战争中的避难，而是战后的重建。在北宋时期，中国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中古时代繁荣的顶点。12世纪初，兴起于今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中游一带的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在灭了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后，又灭北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导致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

1141年，金与南宋订立和约，金朝统治着南起秦岭——淮河以北的北中国广大地区。宋金对峙时期，虽然秦岭——淮河是两个政权的分界线，但事实上，战争在江淮之间不断进行，使得这一区域长期成爲人口稀疏之地。元代末年，群雄并起，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一代枭雄，都是从江淮之间崛起的，战争也大多在这一区域内进行。

金朝统治下的华北人稀地荒。女真贵族采用不断收夺汉人的土地拨归屯田军户，一段时间以后，肥沃的土地转爲瘠薄，瘠薄转爲荒芜。至13世纪初，即使是风调雨顺之年，华北地区田之荒者也动辄百里，到处“草莽弥望，狐兔出没”。

13世纪初，新崛起的蒙古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开始征战。1234年灭金。在蒙古人的灭金之役的同时，北方发生大的瘟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初，不知农业生産的重要性，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元朝黑暗混乱的统治持续半个多世纪，北中国受到破坏最深。

北方地区安宁大约维持了一个世纪，14世纪中叶，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当中。鼠疫流行不仅造成中国北方人口的大量死亡，还随着蒙古人的征战，引发了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黑死病流行。直到今天，在华北地区的许多地方，还有关于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传说。

如在山东西部的茌平县，似说元代末年瘟疫流行，红头苍蝇四处乱飞。在苏北地区，则称“红蝇赶散”。在山东梁山，传说元代末年该地爲浓雾所笼罩，持续七日不散，人口大量死亡。同时代的埃及作家也记载了自商人那里听来的传说，中国北方毒雾迷漫，鼠疫肆虐。

南宋与蒙古人的对峙持续45年。最初南宋联合蒙古人灭金，以后却被蒙古人所灭。蒙古灭宋的激战主要发生在四川及相邻的陕南、鄂西一带，战争同时也有大规模的瘟疫发生，四川人口大部分死于战争和瘟疫。在湖南北部的长沙府，战争也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

在女真人南下的大约250年中，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面前，汉族一直采取防守的姿态，从未取得过真正的战略上的主动。由此看来，1368年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建立，实际上是南方的汉族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胜利。爲了防止北逃的蒙古人南下，也爲了恢复上述各战争破坏地区的社会经济，朱元璋决定对上述地区进行移民。　

边疆地区的军事移民朱元璋将今燕山北麓的人口全部南迁至今河北地区的北部和中部，沿边境线设置大量卫所，1120名军士爲一所，5所共5600人爲一卫。卫所将士戊守，必须携家属前往，军人和他们的家属构成军事移民的主体。以地区论之，在辽东设有辽东都司，在燕山以北设有北平行都司，在山西北部设有山西行都司，在陕西西部今宁夏、甘肃设有陕西行都司。

北部军籍人口的总数多达110万，他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即不甘心失败的蒙古人。另外，还有70余万军籍移民迁往云南和贵州。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国的军籍人口多达620万，除人口密集区的军人来自本地外，其他地区的军籍人口均属移民。数量以几十万人口计的投降的蒙古军队和他们的家属则被四散安插于各地卫所。

都城的政治性移民朱元璋将他的都城定在南京。南京成爲明初移民的重点。怀有异志的知识份子、富户、工匠、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大批迁入南京，使得南京成爲一个人口大约达到1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不过，京城中最多的人口还是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合计多达70万人。

朱元璋还在其家乡临濠设立中都，并营建都城。来自南方的大批富户迁入这一区域，军卫人口多达近20万人。永乐十九年，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以之相随的又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北京人口多达80余万，其中约70万人口爲军人及其家属。南京随之衰落。

一般区域的经济性移民政府组织了对于华北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大槐树的传说即与此类移民有关。在留存至今的淇县移民碑上，我们可见政府对于移民的组织是严格的，110户爲一屯，设有屯长。这种移民屯广泛分布，以至今天成爲北方地名的一个常见的重要尾码词。政治爲移民颁发信印，移民从山西各地来到洪洞县大槐树下领取信印，然后分赴各地。其他移民地名的性质大体类此。

也有一种自发的移民。人口密集区的人口迁往人口稀疏区，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例如，大批江西人口迁入长沙府后，直到永乐年间才得以解决户籍。迁入河南南阳及湖北郧阳一带的山西及江西移民则没有这样幸运，直到明代中期，政府还将他们视作非法的“流民”。

明初大移民使大批人口稀少地区得到了有效地充实，明代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然而，尽管经过移民，人口稀少地区的人口仍然相对稀少；所以，明代移民迁入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高于移民迁出区。就区域而言，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及四川的人口增长率要高于南方。

以政府组织移民爲主要特征的明初大移民，既表明了政府巩固国防、恢复经济的能力，也表明了政府对人民控制的加强。屯社制度与里甲制度互爲表里，表明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卓有成效。在明代初年尤爲如此。明初大移民对于知识份子的惩罚，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也是卓有成效的。

明代边疆移民的目的不在于开疆拓土，而在于守土保民。明代的北部边防线大致以燕山爲界，长城的修筑就表明了这一点。东北地区则囿于辽东一隅，从不越雷池一步。西北边界则以嘉裕关爲界，从不逾界。

对于明代的汉族统治者来说，明代以前几个世纪的北方异族的入侵对他们的影响实在太深了，能够守住中原的土地，保住汉人的政权，就足够了。明朝文化的内敛与保守，汉唐时代的雄风不再，实与明代统治者的这一心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