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中央首长进北平之人，58年被连降十级，毛主席：我要亲自过问 1905年，王范出生于江苏省如东县的一个普通农家。 1926年，王范在看戏时见证了一些地主家的少爷、少奶奶对穷苦孩子的凌辱和攻击，王范毫不犹豫地介入阻止。这一行为引起了刚来该地任教的共产党员王盈朝的注意。 1926年底，在王盈朝的推荐下，王范化名张云飞，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王范在农民运动中展现出领导才能，尽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势力遭受重创，王盈朝被通缉，但王范依旧坚持斗争。 1930年，王范加入了红十四军，参与了多次反抗地主恶霸的战斗。尽管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极为残酷，王范最终不得不逃离家乡，前往上海。在上海，王范生活艰难，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从未放弃寻找重返党组织的机会。通过巧妙地加入巡捕队，他成功接近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并通过提供情报，逐渐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 1931年，王范在上海英租界的地下活动中，频繁向党组织发送匿名报警信，帮助党组织逃避敌人的追捕。党组织对他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后，确认了这位忠诚的报警人正是王范。 1931年6月，随着中共上海沪西区委的交通员白某因酷刑而叛变，开始积极协助敌方逮捕共产党员，特科决定采取行动以防止进一步的损害。白某的背叛不仅给地下党的安全带来了直接威胁，也引起了党组织的高度警觉。 王范意识到直接跟踪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他机智地找到了一位熟识的食杂铺的小伙计。经过一番交谈，王范给了小伙计一块大洋，请求他骑自行车秘密跟踪白某，以确保行动的隐蔽性。不久，小伙计回报，白某进入了名为“春江楼”的娱乐场所。 王范通过这一信息，立刻通过电话向党的联络员报告，使用了事先约定的暗语。结果白某很快被特科成功除掉，此事甚至登上了报纸，使敌方特务陷入恐慌。 这次成功的行动不仅消除了一个大威胁，也验证了王范的忠诚和能力。特科之后对他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并恢复了他的党的组织关系。 到了1932年4月，尽管王范被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嫌疑人的名义逮捕并判处十年徒刑，他在狱中依然坚持党的工作，秘密传递消息，保护同志。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才获得释放，重新投入到党的活动中，继续他的革命事业。 1937年10月，王范远离家乡，奔赴陕西延安，那里的中央党校成为了他新的求学之地。 在任治安科长期间，王范与处长周兴密切合作，展开激烈的对敌斗争。他们成功破获了多起由日本间谍和国民党特工策划的案件，保护了边区的安全。王范的英勇表现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主席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扬了他的功绩，并且王范还多次获得党中央及西北局的表彰和奖励。 后来，王范的职责更为重要，他开始担任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个人安全保卫。在这一职位上，王范屡屡显示出非凡的能力和决断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范被调往热河省，担任公安厅副厅长。1946年，他领导成功破获了赤峰天主堂反革命案，显示出他在政治敏感性和处理复杂情况的高超技巧。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王范负责为党中央进驻北平的准备工作。他夜以继日地工作，深入基层调查，分析敌情，为中央机关及领导人安排住地和警卫。3月25日，当毛泽东等领导人进入北平时，是王范站在军队第一辆吉普车上，开路的。 1949年，王范随解放军进驻上海，担任华东局保卫处处长。在此职位上，他负责了多项重要的警卫和反间谍工作，确保了上海的平稳接管和安全。 1950年，王范升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并于1954年成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首任检察长。 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江南造船厂，这家厂房位于浦东，是中国造船工业的重要基地。在厂区的宽阔场地上，伴随着机器轰鸣声，毛主席一行人参观着各种造船设施。在这熙熙攘攘的陪同人员中，毛主席的目光突然锁定了一位面容熟悉的老战友——王范。他亲切地快步走上前去，问候道：“我记得你，你还好吗？现在在哪里工作？” 还没等王范开口回答，旁边的陈毅元帅打趣地插话说：“他是上海的‘包打听’呀！”这个昵称让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包括毛主席，他随即发出了心里的赞扬：“红色包打听，王范在延安八年中就因抓敌特，立大功，受过中央的表彰！”王范闻言笑着点头，内心深受感动。 然而，命运总是多舛，到了1958年年底，由于政治运动中的一次误解，王范被错误地下放，从中央的重要岗位降为上海市郊一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和工业部长，职位连降十级。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对王范的情况表示出了关切，并承诺要亲自过问此事。 毛主席的关心不是空洞的承诺。在经过调查和评估后，他指示有关部门纠正对王范的错误处理。结果，王范被重新安置，调任为闵行区的行长 1960年和1962年间，王范在华东以及江苏的工作进一步证明了他在实际工作中的效率和贡献。王范直至1967年去世，享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