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杭州已入春，西湖畔郁郁葱葱，各式各样的绿闯入眼底，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希望。

葬礼也可以是希望的象征。3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杭州钱江陵园举行2024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在对6位人体器官捐献者表达敬意和哀思后，他们的骨灰连同可降解的骨灰盒被埋入“生态葬”项目的草坪。

3月30日，2024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动现场。

捐献者曾给焦急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和家庭带来希望，而他们的生命也得到另一种意义上的延续。追思逝者的同时，我们也好奇：器官移植的过程是怎样的，如何确保器官的去向？南都记者采访了器官捐献者的家属和多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他们介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的来源除了志愿者登记外，还通过各种途径发现重症病房的脑死亡患者，并向患者家属介绍器官捐献。十年前这一工作困难重重，但近年来多位协调员发现，人们的观念逐渐开放，接受程度变高。

母亲确诊脑死亡后，一场生命的接力开始了

吴昊的母亲也安眠于钱江陵园“生态葬”那块青葱的草地。

2022年吴昊突发尿毒症，病程发展迅速，他觉得生活黯淡无光。7月底，他在浙江某医院接受手术，母亲来医院照料。不料住院第三天，母亲不慎摔倒、突发脑溢血，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其后被认定为脑死亡。

出事后，吴昊才得知，母亲来医院照顾自己时，已经在心里下定决心，要把肾脏移植给儿子，也想登记器官捐献意愿。但事发突然，吴昊的肾移植手术方案都没来得及定。在医院急诊室的谈话间里，吴昊告诉医院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林泽平，他支持母亲生前遗愿，但还是想和父亲再商量一下。

目前，中国对于生前有器官捐献意愿的，虽然并未明确规定必须取得直系亲属同意，但在实践中，器官捐献的执行机构都会将直系亲属同意作为捐献的必要条件，避免潜在的纠纷矛盾。

当时吴昊刚做完血透，走几步就大口喘气，“他当时很悲观，觉得自己也活不久了，还说等他没了也要把器官捐献出去。”林泽平说。

没多久，林泽平接到吴昊的电话，说父亲也尊重母亲的意愿，同意捐献。按照规程，吴昊带着母亲的身份证、户口簿等证件，和父亲一起，在人体器官捐献亲属确认登记表签上名后，一场生命接力开始了。

首先是对捐献者脑死亡的评估。如何判定脑死亡是目前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尽管中国已出台多部脑死亡判定标准及相关医学标准，但抱着“万一有奇迹发生”的信念，很多家属不一定会放弃对已被确诊脑死亡的亲人的抢救。

林泽平介绍，为保障潜在捐献者的生命和健康权益，浙江省专门成立了由省内权威的重症医学、神经内外科专家组成的省人体器官捐献评估组，实行三级评估制度：第一级是潜在捐献者所在科室主管医生的评估，第二级是省级专家，最后是省级评估组的核心成员评估，全省只有10位。三级评估意见一致，判定潜在捐献者的生命不可挽救、符合器官捐献的条件，才可以启动捐献程序。

器官获取医疗机构将所有资料包括器官捐献知情同意材料、病情评估资料等，提交省人体器官捐献伦理委员会审核，由委员会进一步确认捐献者病情评估、其直系亲属捐献意愿，以及程序等是否符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法律法规、政策要求。通过审核后，器官获取医疗机构专门负责分配的工作人员，将捐献者的相关信息上传至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并触发分配。

林泽平介绍，一般情况下，2-3个小时就能完成分配。负责获取的医生需迅速前往捐献者所在医院。

器官从取出人体的那一刻，一场生命与时间赛跑的枪声鸣响。装在恒温箱里的器官，通过人体器官捐献绿色转运通道，争分夺秒地被送往移植等待者所在的医院。

而另一边，医生为捐献者完成遗容恢复后，协调员负责为家属联系殡仪馆，协助料理后事。在浙江省，共有39处缅怀纪念人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者的“生命礼赞”场所，其中有18处，可以为捐献者免费提供不保留骨灰生态安葬服务，骨灰连同可降解的骨灰盒埋在草坪之下，几年后将一同降解，归于尘土。吴昊母亲的名字就刻在钱江陵园浙江省红十字“生命礼敬园”的纪念碑上。

送走了母亲，在林泽平等人帮助下，吴昊也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登记了“等待器官移植”。按照浙江省的鼓励政策，捐赠者直系亲属可在排队中提前一千天。2023年11月，仅等待了1年多，吴昊等到了捐献的合适的肾脏，顺利完成肾移植手术。如今，他除了每天要服用六七种抗排异药物，未感觉到身体有何异常。

吴昊曾想见一见母亲器官的受者，去感应“生命的延续”。他常常想起高中下晚自习，母亲每天都会接他回家，有一天快下课时吴昊突然感到心慌，此时母亲出现在教室门口，她说外面下大雨，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个细节让他相信存在“母子连心”。

不过在得知器官捐献需遵守“双盲原则”后，他打消了这一念头。遵循国际经验，中国的人体器官捐献也采用“双盲”原则，捐赠方和受者互相无法得知对方的信息，保护双方隐私和权益。

3月30日，参加钱江陵园的室外缅怀活动，吴昊的眼泪淌到口罩里，他愿意和不同人或媒体一遍遍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能引起对未成年肾病患者的关注，尤其提醒他们要重视器官捐献。在他的介绍下，当天有一位家属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14万：2万，人体器官移植背后的缺口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202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登记等待器官移植人数已逾14万人，但每年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数量仅2万余例。

多位协调员介绍，潜在器官捐献的信息重要来源之一是医院重症监护室确诊脑死亡的患者，林泽平的工作便是向潜在捐献者家属宣传器官捐献。

2019年以前，林泽平是肝移植术后重症病房的一名护士。他说，许多病人等不到移植器官就已经肝衰竭，腹部充满腹水，更严重的失去意识陷入昏迷，只能靠插管和机器维持生命。目睹患者和家属的焦虑、无助、绝望，林泽平也感到无力，工作第五年，他决定响应医院的号召，参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举办的协调员培训班，顺利通过考核，成为一名红十字会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份工作比护理病人更具挑战，首先需要获得家属的认可。对于家属来说，协调员是一个陌生人，从认同协调员的身份，再到认同器官捐献，这一步困难重重。林泽平说，一般由主治医生向家属介绍协调员，很多医生也会向家属介绍病情的时候，初步介绍器官捐献。林泽平说，在自己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设身处地的站在家属的位置考虑问题，他会先让家属的悲痛情绪得到宣泄，然后再告诉对方器官捐献是逝者生命的一种延续。“大部分家属都不会当场做出决定，都会说回去和家人讨论一下。”他说，所有的认同都是从信任开始的，对医生的信任、对协调员的信任、到对捐献体系的信任，最后认可捐献这件有意义的事。

与林泽平选择成为协调员的原因相似，此前在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外科担任了十年护士的汪敏，在2013年宁波率先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期间，成为首批专职协调员。她回忆自己十年的工作经历：十年来，600个家庭大概有150个家庭同意捐献，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被拒绝，以前甚至会有家属指着她的鼻子骂：“你去捐，你们全家都去捐。”但汪敏也发现，随着近年来的宣传更加普遍，人们对器官移植的接受度也在提高，“至少现在的人会听我把话说完，从‘70后’到‘90后’都有人表示愿意捐献器官。”她说。

让汪敏印象最深的是她见证的第一例人体器官捐献，当时一位年轻小伙因事故导致脑死亡，全身插满管子住进ICU。他父母从齐齐哈尔赶到医院，汪敏心里很忐忑，做好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去跟家属沟通，没想到她刚介绍完器官捐献，那位母亲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早一点出现我的儿子就不用这么痛苦了。”汪敏觉得，她也想放弃无效医疗，但缺少一个“理由”。

“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人体器官捐献，我的角色就是让他们了解器官捐献的详细流程，让他们知道浙江器官捐献体系遵守严格的规范，有健全的法律保障，打消家属对器官去向、遗容保护等问题的担忧。”汪敏说。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管理颁发》，来自红十字会和医疗机构的两位协调员共同在器官获取手术现场，见证手术全过程。

红十字会系统的一名协调员介绍，平时他会和同事去社区和大学宣讲，一次宣讲后，大学里一般有四五十人登记，社区一般是二三十人。她观察到，近年来，不幸突发脑梗去世趋于年轻化，年龄从此前的六十岁逐渐下降到三四十岁，甚至出现二十几岁就突发脑溢血的情况。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4月14日，中国登记自愿在逝世后器官捐献意愿的人数累计超672万余人，累计完成公民逝世后超过5.2万例，捐献器官超过16万个。2023年，中国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PMP）为4.58，与器官移植的实际需求比还有很大差距。

多位协调员表示，一部分人可能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希望逝者完整地离开。因此实践中不少执行机构在遇到想登记器官捐献的年轻人，首先都会先征求父母同意；遇到想登记捐献遗体的老年人时，则让对方先征求其子女的同意。实践中，登记器官捐献意愿的年轻人多于老人，想要捐献遗体的老人则多于年轻人。

做了十年协调员，汪敏也直接体会着这种观念的分歧。汪敏的父亲希望死后能捐献遗体，成为医院的一名“大体老师”或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但汪敏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到时候想悼念都不知道怎么悼念。汪敏和父亲开玩笑说：“你得‘走’在妈妈后面，才有捐献遗体的自由。”

（应采访者要求，“林泽平”为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郭若梅发自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