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赵茜

2024年春天，诸多文学盛事，90岁高龄的作家王蒙都在现场。

今晚，“以文立心，与光同行——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将在河南郑州举行，揭晓并颁发“2023年度长篇五佳”与“第二十五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奖项”。王蒙将与张平、陈彦、贾平凹、毕飞宇、黄灯等众多文坛名家相聚，见证年度佳作的诞生。一天前，他刚刚参观了河南博物院，深入了解中原文化。

再把时间拨回4月19日，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典礼现场，王蒙以《霞满天》获颁“春风年度致敬”。

热烈的掌声中，这位从事创作70多年的作者迈着缓慢却稳健的步伐走向舞台，当领奖结束、音乐暂停，他开口致辞，原本有些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颁奖典礼结束后，热情的观众立马涌了上来。曾经的老友奔向他，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也有读者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递上签名本，他没怎么犹豫便接过笔，潇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这天，是王蒙杭州行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清晨5点半，他从酒店出发，去往机场，奔赴下个目的地。

王蒙在第12届春风悦读榜颁奖典礼现场

在杭州的两天，王蒙的日程表非常满——

18日下午，抵达杭州，没休息多久便赶去浙江大学，给青年学子讲文学与人生；

第二天上午，与友人泛舟西湖，闲谈间提起一位名为“水上勉”的作家，他说，对方生前最盼望的，就是走不动路的时候，来一趟西湖，哪怕坐着轮椅；下午，为参加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典礼，他特意挑了一身西装，进场前还去旁边的浙江文学馆逛了逛，有些孩子气地问馆里的人工智能“王蒙最差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听到人工智能回答“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他哈哈大笑……

王蒙很受欢迎，这两天，无论走到哪，都有无数人等着见他，期盼与他交谈、合影。他是“年轻”的，少有高龄长者的疲态，更多是历经岁月打磨后的坚韧，还有对生活的赤忱热爱；他也是丰富的，当人们聊起他，想起的不仅是《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边风景》《霞满天》等闪闪发光的作品，更是他波澜壮阔的人生，与共和国同频共振的情怀与荣光。

如今，90岁的王蒙仍然带着满满的“青春”活力，用时间编织文学的“金线与璎珞”，接受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这位有着传奇老人坚定地说，他热爱文学，会尽力写下去，“我对人生还有各种体验、有兴趣、有感受、有感觉、有灵感，还有留恋，还有激情，甚至于有种表现的欲望，这种感觉到现在为止尚未完全结束。”

王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潮新闻记者专访

没学过作曲，却成了文学界的“音乐家”

如果用其他艺术形式来类比王蒙的小说，音乐是最合适的。

王蒙被称为小说界的“贝多芬”，作家李洱就曾说过，王蒙始终都在用独一无二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在学习和模仿贝多芬，但却永远达不到，而很多人也在学习和模仿王蒙，也是远远达不到，远远模仿不像”。

音乐是王蒙创作中头等重要的部分，自1953年他动笔写首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始，乐曲的节奏和旋律就成为他的老师，成为他的灵感来源，被淋漓尽致地融入小说的骨血中，读者因此见到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一起听《意大利随想曲》的林震和赵慧文，听到了《夜雨》中的风声、树声、雨声和钢琴声，还有《春之声》中的民乐小合奏……

他的每篇小说里，几乎都有音乐，有的是以篇名的形式出现，有的用来烘托气氛，有的则隐藏在文章的结构中，拉响词语与词语、句子与句子间的协奏曲，“我喜欢音乐喜欢的都有点过了，有位非常优秀的人物曾经说，王蒙太喜欢音乐了，有的地方他光提唱歌，唱得让人都火了。他们说，小说写这么多了，您怎么还在那写唱歌呢，您又不是唱盘。可是呢，我觉得音乐对我的启发太大了。”王蒙说，前不久，他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蔷薇蔷薇处处开》就用到了音乐的方法。

在王蒙看来，音乐是时间与演出的艺术，也是另一种组织小说的方法，更是写作的目的地。他曾在2006年出版自传第一部写到，写作的原因之一，就是追求音乐的效果，“我太不幸了，我没有学过作曲和器乐，我只能用文字代替音符，用句式代替旋律，用章节控制节奏，用抒情代替提琴，用叹息代替大管，用叙述代替定音鼓，用刻画代替竖琴的弹拨，用小说代替乐章。”

从事创作七十周年的对谈中，他也提到过：“如果你写小说的时候写出了咏叹调、对唱、协奏曲、交响乐……那是多么美妙和动人的感觉呀。”

王蒙最常用的写作结构，也是以乐曲曲式“回旋曲”命名的，30多年前，他曾发表过《李商隐的回旋曲（外二章）》，表示对这种写法的欣赏；而在小说《霞满天》中，他也采用了复杂的“回旋”结构，与李商隐的“回旋曲”相互呼应，“汉字还没有语法概念的时候，李商隐就已经将时间运用得如神器一般，让它在文章中穿梭，这种‘回旋’在他最短的一首七绝《夜雨寄北》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今，随着年岁的增加，“回旋曲”的结构在王蒙小说中用的越来越多了，“因为你说什么事，都和一系列的回忆有关系，你说着过去，又想到了现在，你不管怎么写，都会写到那些久远的回忆。小说除了现场的感觉，也会有些模模糊糊的，因为回忆而产生的感慨。”

他也提到，有些人不喜欢他所用到的音乐的方法，因为这种写法缺少那种故事的惊心动魄、节外生枝、突然爆炸等等戏剧式的手法，但他偏偏喜欢把它作为其中一种写法，“组织小说的方法简单来说有几种，一是传说故事的方法，即戏剧的方法，一上来给出矛盾，留下来一个包袱，读到最后把这个包袱解开，这是非常吸引人的；但也有音乐的办法，它是一种感情的联系，一种灵魂的联系，是一种不完全能解释清楚的联系。我的面比较宽，您看我写这么多，不是都是一个路子，笔墨比较多，好几套笔墨呢，有时候我换一个样别人还认不出来。您看我十来年前在《人民文学》上写过一篇《山中有历日》，不是‘日历’，是‘日历’的意思，但叫‘历日’，写北京郊区的农民。但责任编辑告诉我，他们发表了这篇作品后，他的同学给他写信，说你们这真敢让作者随便起笔名呀，把笔名变成王蒙了，那人就不认为是我写的。所以除了‘回旋曲’之外，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写法。”

活在历史的关键点上，想不“回旋”都不行

比小说的“回旋”还要“回旋”的，是王蒙的人生，出生于1934年的他，踏在了诸多历史的关键点上，拥有大多数人没有的人生体验。

“人生对我采用了‘回旋曲’的方法。”他说，“你想想，那不是‘回旋曲’是什么？《青春万岁》我是1953年写的，1956年在《文汇报》上连载了大概1/4～1/3，然后到1979年，这本书正式出版，从那时算，到现在，又多少年过去了？45年。这回旋得也还可以了，所以，历史、国家和个人命运，发生一些颇有滋味的‘回旋’，你写作的时候想不‘回旋’也不行啊。”

19岁写下处女作《青春万岁》，22岁因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名扬全国，29岁毅然选择前往新疆，与当地人民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79年返回北京，1986年出任文化部长，并于3年后如约卸任……

生活于个体与政治紧密难分的时代，王蒙的作品已不再是单纯的自我表达，更像是共和国历史的“旁注”，呈现出他对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的反思。当被问到该如何看待文学与政治间的关系，王蒙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政治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中国极具变化的时期，你想，20世纪如果离开了政治，你还怎么谈中国呢？谁的生活能和政治一点关系没有。我想，关键是生活中的政治、政治对生活的影响。即使你不是一个政治家，没想过用作品发挥政治的影响力，或者是影响政治的胜负，但当政治爬到你的门前、推开你的窗户、让你也坐不住的时候，难道你没有对人生的这种感觉吗？因此，我觉得创作者写政治无所谓多与少，但你得有真诚的人生体会。”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评价，王蒙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人。有人用“四大”来概括他的传奇人生——“写出过大作品、遭遇过大挫折、做到过大官、也得到过大荣誉”，中国各个时段的历史大潮、几经起落的人生和“多重身份”，带给他宽广的写作视野，也造就了他坚韧的生命力和荣辱不惊的处事智慧，让他与党、与国家、与人民共成长。

但某种程度上，这种“丰富”也让他的人生有了些许遗憾，王蒙曾在2008年出版的自传第三部中写到，“我算不上典型的干部——官员，同样算不上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者小说家。我的事太多，面太宽，侧面太多。可能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如果我专心攻一两样东西，一两部作品，可能比现在更美好更高级。”

可敬之处在于，无论是于人生高潮处起舞，还是在危难时刻的徘徊，王蒙生命的底色始终是明亮的，这种光明的底色，让他跨越了沉重的历史，举重若轻地面对生活好的坏的所有馈赠，就如同音乐的“回旋”一般，极尽书写着人生的“回旋”。“像我在《霞满天》里写的那个倒霉的女人，飞机失事、儿子在游乐场出事、后来的丈夫又‘出轨’，但她本人仍然坚持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生活、快乐生活。我想，我们应该用更健康的态度，用更乐观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中可能出现的不快，甚至出现的灾难，灾难总是有人碰上的啊，虽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碰上。人应该有强大的承受能力，谁保证你日子过得舒服，如果都舒服了，你知道什么叫幸福吗？你只有有了痛苦，有了困难，有了灾难，你才明白什么叫幸福。”

做时间的朋友，相信“未来可期”

90岁的王蒙，仍然把日常安排得井井有条，他睡得早，起得早，早上5点开始写是常事，“每天大概两三个小时，比过去少多了，过去七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都有。”

被问到有没有坚持锻炼身体？他笑着说，“必须啊，不锻炼早完蛋了。我一个礼拜游两次泳，每次400米。每天走路比过去少多了，但也有多次在外地，一天走个一万多步的情况，现在平均大概是6000步。”

他把时间管理做到“极致”，对他而言，生命的强者皆是时间的朋友，会珍惜人生的每时每刻，就像他在2018年出版的随笔《不烦恼：我的人生哲学》里写的，“人们对天才有许多定义，有的说天才即勤奋,有的说天才是三分运气，七分汗水，都言之有理。但如果是我，如果浅薄如我，都能有机会谈天才的定义问题，我要说天才即集中时间，即集中精力。”

他也说，孔子的《论语》中，最喜欢的便是那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包含了孔子面对时间的流逝，对于生命的珍惜与嗟叹，你再找不着这么合适的话了。”

王蒙仍然饱含生活的激情，用人生的“回旋”写下亮晶晶的日子，抵消岁月的消磨，也给流逝的时间赋予永恒的生命力。

说起未来的写作，王蒙觉得顺其自然，写想写的东西就好，“我从来没有为尝试而尝试，为创新而创新。每当我要写到什么东西，我就感觉这东西不可能用别的方法，只能用‘回旋曲’的方法，‘讲故事’的方法，或者是某个稀奇古怪的方法，我想，到那时候自己才会明白。所以，谈到我一些文学上的计划、策划，很难说，长篇小说策划时间还长点，特别是一些中短篇，有时候忽然就想写了。但是我能够肯定的说，如果我觉得这玩意是可以写的，早晚我要把它写出来，别人觉得这种东西绝对不能写，到了我这它就绝对能写，有时候就是有这种兴致。”

部分对话实录：

潮新闻：您的《霞满天》中有这样一句话——“九十五岁的蔡霞与八十七岁的王蒙见面，她笑着说：我读过你的《夜的眼》和《初春回旋曲》”，这里为什么会提到《夜的眼》和《初春回旋曲》？

王蒙：《夜的眼》是1979年，我从新疆回来几个月后，在《光明日报》上发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的写法，和当时流行的、所谓的伤痕文学有较大差别，更多写的是个人心理活动，还有对人生的一种感觉。有些文学界的朋友觉得有些奇特，有的还说看不懂，有的人觉得我写的是一个为修理汽车走后门的故事，说我后面好像离了题，没把这个故事写完整。但是也有一些青年，比如天津作家赵玫，当时她上着大学，读了《夜的眼》，突然感觉文学还有这样的，觉得世界变得不一样了，文学变得不一样了；再有域外，外国文学杂志的一些汉学家，他们说，看完《夜的眼》后，立刻翻译了它，因为觉得文学又回到了中国。至于《初春回旋曲》，是发表后鲜少被人提起的作品，也是我自己忘记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本来是1963年前后写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小说被冻结了，不能发表。然后这个小说找不到了，但是我还记得这个小说，等于“回旋曲”又“回旋”了一回。到了1990年又拾起了小说的内容，一边说明它是当初的小说，一边回忆小说的内容，把它又写了一遍。所以我写《初春回旋曲》的时候，比小说里的王蒙大七岁，里面境遇很糟糕、倒霉的一个人，突然又提醒了王蒙，让他回忆起了自己已经忘却的往事。

潮新闻：为什么要创作《霞满天》这样一部作品？

王蒙：因为我确证了这样一个人物、一个故事。《霞满天》中的蔡霞，是我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别人也在我耳边说过她所遭遇的一切，但我在无意之中，没有把它往心里去，因为有时候事太混乱太多了。忽然有次，过了7年到8年，又提起这个来了，我大吃一惊，我觉得这也是一位英雄人物，是不是？人应该有自己的力量，应该有自己的免疫力，不但对新冠有免疫力，对灾难也有免疫力。

还有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这点了没有，《霞满天》里的真正的弱者，其实是蔡霞的小叔子，小叔子对蔡霞的追求，也证明了他软弱的那面。小叔子没有能够在失去自己儿子和哥哥的情况下，保证他的妻子又是他的嫂子的幸福，也有这一面。某种意义上，我还暗示这个小叔子实际上是被宠爱的，是有自己先天的特点。他唱歌，但唱歌与生理条件关系特别大，所以他这种被宠爱长大的男性，实际比那些不被宠爱长大的男性在事业、政治前途上都碰到一些不愉快、不顺心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比。

潮新闻：您在《霞满天》中埋下许多谜面，有没有想过读者会如何解读这些谜面？

王蒙：也不止这一篇小说是这样的，在有些作品中，我把我自己，或者是王蒙，或者是用WM，好像把这个人物也放了进去，但是这个里面的WM和王蒙并不代表我，因为小说不是我的自白书，或者说我的自传。他们也是人物，换了一种经历。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是有点意思的，我这样写就是申明，小说的主角不是王蒙，因为有时候读者太认为写什么主角就是你，你要写一人偷我东西，他就想敢情王蒙也偷我东西。你要写一个人在火灾里救过人，他就想王蒙还有这么伟大的事，但我在《霞满天》里写的女士比我大七岁，还是王蒙的读者，她提的两本书还触动里王蒙的心扉，那她就不认为这是说王蒙的故事，跟这个也有关系。你写小说，什么实感没有、真实性没有，写出来的东西也很难得到成功，这事很要命的。但是你真实到，别人按照这个小说开始考察你、考证你，你明明没有这个事，甲经历跟你毫无关系，结果考证出来你有乙经历，他认为乙经历实际就是甲经历，这样的评论家、这样的读者都有，遇到这个你也不好和他抬杠，今天他觉得猜出你这个来了，过两天又猜出那个来了，梦见别人了，肯定也是他，避免这个现象，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也增加一些写作的乐趣，让人家觉得我写的东西还有各种小秘密在里头，真秘密假秘密，反正你看就比不看强，要是谁都不看，不也很悲哀吗。

潮新闻：《霞满天》塑造了一个勇敢光明的女性形象，人们时常担心，以男性视角写女性故事会降低小说真实性，您有过类似的困惑吗？

王蒙：我想，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男性都会写女性的故事，而且很多人因为写女性特别辉煌，屠格涅夫写女性就非常有名气。女作家也必然会写男性，所以这个不足为奇，各有各的角度。连演员都一样，演员女性可以演女性，女性也可以演男性，越剧里面都是女性演男性，京剧里又有大量的男性演女性，各有特色，谁也否定不了谁。如果你有某种天才的话，也许梅兰芳程砚秋就能永远放光芒。

潮新闻：近些年，您有没有关注一些社会现象？

王蒙：我关注的也有限，有的我不知道，有的也明白。只是我对各种事也有我的关心和见解。4月的读书杂志上有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谈咱们文字的“正字”，现在人们一会说这个字是“正字”，一会说那个是“正字”，比如“遇难成祥”，本来几千年都是“呈”，现在变成了成功的“成”，对这个我是有看法的，我认为字的改变属于立法性质，而且改的是上千年的法，不能随便改变，这些事别人不一定管，我提出当然也只是个人建议，供社会领导参考。

潮新闻：您的小说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性和时代属性，我们想知道，您如何看待虚构与现实的关系？

王蒙：我不是那类写作人，比如张爱玲，她写什么都强调实际根据，否则她觉得写不好也写不了；还有女作家韦君宜也说过这个话，她写什么都是有现实根据的，我当然对这个也表达我的敬意。但是我觉得，想象力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越是对现实有深深的感受，越要有各种各样的想象。

像我在《霞满天》里写的这样一个倒霉的女人，飞机失事、儿子在游乐场出事、后来的丈夫又“出轨”，用咱现在的词，她自己是自己的丧门星啊。书里我还用了法语、西班牙语、英语，我不会那么多语言，但是我愿意把它抡出去，就说这个丧门星、倒霉蛋、灾星，但她本人仍然坚持自己可能范围内积极的、快乐的生活态度，实有其人，但不可能情节完全一样，也不可能没有“我”在里面加油添醋的东西。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这和我的有些思想认识也有关系，夫妻、恋人、男女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是非常影响双方中一方的情绪和命运的，但我们又毕竟不能因为这些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来毁掉我自己，所以我也不主张用中国式传统的手法把这类事描写到极致，把天花板还“捅”三窟窿，说谁背叛了谁等等。不过说起这个，我绝没有这记录，也绝不是给我自己洗刷，谁能揭露我这方面的记录，我准备奖励他一千万元（笑）。

潮新闻：听说您现在还用电脑写作，电子产品您用得还顺手吗？

王蒙：电脑手机上各种陷井太多了，“坑”太多了，现在我已经做到了不财迷了，上面说您有16块钱请您马上收，如果今天不收明天就不给你了。后来我想，他撑的啊，他没事给我16块钱，我有那么困难需要这16块钱吗？所以我也就根本不予置理，再不受欺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