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欧洲专家关于与中国合作与对抗的一场辩论，我摘取得文字版本，里面因为大多数都是欧洲专家的直接发言，我尽量将其做一下分割，大家凑活看。
教授：多年来，实际上我们一直有点被中国带给我们的机遇蒙蔽双眼并为之着迷。但如今，至少在欧洲或者跨大西洋地区，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我们变得更加怀疑。但现在是不是为时已晚？我们真的能与中国脱钩吗？
嗯，我们可以试试，但这并不容易。中国无疑是全球第二大超级大国，极其重要的是，它正崛起成为一个科技超级大国，这意味着中国正如我前任刚刚所说，在高科技、人工智能领域超越我们。
主持人：全球在这方面只有两个主要参与者，教授，您说我们可以试试，但我们应该试吗？
教授：或许值得一试，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过去几十年我们与中国有往来，自 2018 年起，我们与中国陷入了贸易和关税战，战略竞争也日益加剧。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为西方世界，从美国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挑战有多大。您的想法有没有一点改变呢？
主持人：因为我从您的一次采访中读到，无论美国人怎么想，您都必须与中国保持一致，这可不是最近的话。
教授：我确实改变想法了，这主要归因于两个因素。一是疫情，让我们发现我们与中国的联系有多深，对中国的依赖有多深。其次，当然是俄罗斯全面的侵略行动，这改变了一切，改变了很多，因为我们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
主持人：甚至在中国，我现在就说，在乌克兰战争结束前，我们的双边关系不会一切照旧。您认为中国会失去我们目前看到的那种主导地位吗？
教授：嗯，我觉得在某个阶段会，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它在失去一些优势。但我们得记住一件事，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大约在 7400 亿欧元左右，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主持人：所以，我认为欧洲必须逐步准备，对合作进行区分，就像教授之前提到的，鉴于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目前在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局势，整个欧洲都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我不是说印度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中国，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亚洲其他国家也不行。
教授：但可以这样说，它们可以实现多元化，并不是说要完全终止合作。因为西方，总体来说是美国和欧洲，过去需要中国，是因为中国对它们来说是一个廉价的生产市场。您说这实际上几乎是我们的错，是我们让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是的，没错。而且我们现在正在犯的错，比如说，我们可以讨论将一些生产转移到越南或印度，但这是个错误。
如果要生产东西，就需要能源。中国仅制造业产出就比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和印度加起来还要大。所以怎么可能在一两年或五年内实现替代呢？要多久呢？因为这两位先生刚刚说我们至少应该尝试这么做。
主持人：那需要多长时间呢？
教授：我们与中国合作了 40 年，是的，没错。那我们要多久才能扭转局面呢？至少也得 40 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缺少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反复提到的，就是人才。
比如说我来自葛兰素史克（GSK），那里曾经有造船厂，有一整套造船的基础设施，从学校、大学到造船厂一应俱全。现在一切都没了，消失了。甚至连一个合适年龄的人都找不到，可以让我们培养成造船技术人员或工人。这就是主要问题。
主持人：在继续讨论之前，我想问一下苏珊，因为她还没发言。鉴于我们应该改变对中国的战略，那么东南亚有什么值得我们真正押注的呢？
苏珊：首先，我们必须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但也需要务实和坚定。因为现实是，在新的关键技术领域，中国在 75% 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其余的主要是美国，仅占 7%，这有点令人担忧。更糟糕的是，中国在很多这类技术上处于垄断地位。
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得与他们打交道。不过，这里也有一些希望。比如在人工智能方面，新加坡拥有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顺便说一下，它是由我的一位波兰教授朋友亚瑟・耶尔博士领导的，我们还讨论过学术交流，确实如此。
主持人：新加坡在人工智能方面也有相关政策。但您说的是产业方面，我理解。但该地区其他国家，不好意思用这个词，能不能联合起来取代中国的潜力呢？加上印度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您认为他们能取代我们助力打造的中国潜力吗？
苏珊：我认为很难取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治理结构。当中国决定要做某件事时，就像按下开关一样，整个国家都会行动起来。所有人都在想办法实现目标。而亚洲其他国家都是各个独立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政策和结构。G 教授，然后是 J.J.，我记得如果您告诉我们的听众，在亚洲的主要大国仍然是美利坚合众国，他们会很惊讶。我们有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十多年来一直在编制所谓的亚洲权力指数。根据这个指数，如果把美国的实力定为 100%，排名第一，中国超过了 90%。
比如印度、韩国和日本加起来都比中国小。所以目前在亚洲大陆有两个主要参与者，就是美国和中国。然后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南海、台湾问题。不不，在我看来，首先是高科技、太空、稀土、人工智能、新一代计算机等等。
教授：是的，就像我说的，我们不能就此终止合作，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共同努力实现多元化，回到刚才的问题，您问亚洲国家能否合作，他们可以合作，但就像苏珊举的例子，这也是事实，中国的运作方式不同，在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企业决定是否要做某件事，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
主持人：但从长远来看，你已经可以看到，早些时候西方国家将产业外包，现在又开始回迁，因为他们想重新发展。看看芯片产业，美国和欧盟都想把它带回本土。这能明天就实现吗？
不能，但总得有个开始。就总体国际政治形势而言，您认为情况在改变吗？我们欧洲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关系会有变化吗？已经改变了，很不幸，竞争，战略竞争会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选举结果，其次，还取决于国内的情况。
所以我们有点处于观望状态。但不管美国发生什么，两党对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即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挑战、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这一点不会改变。这会让欧洲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比如德国就深度参与中国市场，他们不可能轻易放弃。
欧洲就像一只脚在中国，另一只脚跨过大西洋。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短期内我们需要实现多元化，从长远来看，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
主持人：我能插句话吗？您想说点什么？
苏珊：好的，在我看来，欧洲缺少的是一个愿景。我们没有愿景。比如说，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比如韩国，韩国就有一个愿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朴正熙总统决定韩国要成为全球造船业的冠军，后来真的实现了。他只是命令大公司的领导人，要按照国家的意愿去做，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由企业主导国家，是国家主导企业。现在中国也是如此。
我们缺少的就是这个愿景，我们要想想我们想做什么。就像本次会议的主题，我们要在中国之外的亚洲寻找成果，我们应该反思，不要再把世界当成丛林，把欧洲当成花园。没错，一旦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念，也许不是在欧洲的这个地区，但其他地区，可能带着殖民主义的遗产，世界在变化，但老欧洲却一点都没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