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史论中避开前有定论和耳熟能详的道理，注意推究历史演变的深层原因，“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显示出非凡的史识。梁启超说，“自《船山全书》刻出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宋论》”。这两部史论著作立论迥异流俗，“ 往往有新解，为近代学子所喜诵习”。关于三国的盛衰，特别是有关曹魏的盛衰，王夫之揆之以理、察之以情，力求其实，从中可以窥见其历史兴亡论的特色。

曹魏能够代汉，并且在三国鼎立中占据优势，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结合历史事实，王夫之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迎天子于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土

东汉末年，群雄蜂起，汉献帝“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袁绍的谋臣曾提出“迎大驾安宫邺都”，但被袁绍拒绝。稍后，荀彧向曹操建议“奉迎天子都许”，谋臣毛玠提出“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敬纳荀彧和毛玠的建议，在政治上取得了优势地位。王夫之认为，这一举措使曹操在政治上占据了先机，地位高出一般的文武大臣，“曹操之篡也，迎天子于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土；二袁、吕布、刘表、刘焉群起以思移汉祚，献帝弗能制，而操以力胜而得之”。在后来的重大政治事务中，曹操都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显得名正言顺。

（二）屯田之利

曹操实现北方统一的重要因素，是推行屯田政策。王夫之认为，屯田制对于曹操统一北方、魏晋巩固统治后最终一统三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曹孟德始屯田许昌，而北制袁绍，南折刘表；邓艾再屯田陈、项、寿春，而终以吞吴；此魏 、晋平定天下之本图也”，史载“募百姓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屯田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也解决了流民问题，它将耕、战、守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王夫之高度评价曹操的屯田措施，认为这种措施产生了六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战不废耕，则耕不废守，守不废战，一也；屯田之吏士据所屯以为己之乐土，探伺密而死守之心固，二也；兵无室家，则情不固，有室家，则为行伍之累，以屯安其室家，出而战，归而息，三也；兵从事于耕，则乐与民亲，而残民之心息，即境外之民，亦不欲凌轹而噬之，敌境之民，且亲附而为我用，四也；兵可久屯，聚于边徼，束伍部分，不离其素，甲胄器仗，以暇而修，卒有调发，符旦下而夕就道，敌莫能测其动静之机，五也；胜则进，不胜则退有所止，不至骇散而内讧，六也。有此六利者，而粟米刍之取给，以不重困编氓之输运，屯田之利溥矣哉！”

曹魏组织士兵和经过军事化编制的流民开垦荒地，稳定了民心，大大提高了经济实力。曹操屯田“有其地，有其时矣”，在时间和区域上都把握得比较恰当，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屯之于战争之时，压敌境而营疆场，以守为本，以战为心，而以耕为余力，则释耒耜、援戈矛，两不相妨以相废”。一手持耒，一手持戈，耕、战两不相妨两不相废，将屯田的作用完整地发挥了出来，“故唯枣祗、邓艾、诸葛可以行焉，而后此之祖以安插天下之兵，是弭兵养懦之术也，故陵夷衰微而无与卫国。此屯之必以其时也”。

不仅必以其时，还要必以其地，许昌和两淮屯田都是在荒芜的旷土上进行，都是在战乱导致民众流亡失散的条件下推行，“许昌之屯，乘黄巾之乱，民皆流亡，野多旷土也；两淮之屯，魏、吴交争之地，弃为瓯脱，田皆芜废也”。如果屯的田不是荒田而是民田，就会激起民怨，导致失败，“非是者，可屯之地，畸零散布于民田之间，而分兵以屯之，则一散而不可猝收矣。夺民熟壤以聚屯，民怨而败速矣”。王夫之还以其他屯田的得失为参照，论证曹魏屯田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

（三）推心以待智谋之士

曹操不拘一格录用贤才，曾经三次发布求贤令，选拔各种有用之才。早在起兵讨伐董卓时，曹操就对袁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王夫之认为，“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谋之士，而士之长于略者，相踵而兴”。曹操推心待士赢得士人们的敬服，使众多的智谋之士归心。这些经由曹操擢拔的身怀特异禀赋的人才，不仅补济了曹操谋略的不足，还为曹丕时代的治国理政打下了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孟德智有所穷，则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无遗策。迨于子桓之世，贾诩、辛毗、刘晔、孙资皆坐照千里之外，而持之也定”。

曹操招揽的才智之士群体，虽然不太注重君子之道，但大部分还算得上是鲠直清严之人，他们不屑于招权纳贿，“魏氏所任之人，自谋臣而外，如崔琰、毛玠、辛毗、陈群、陈矫、高堂隆之流，虽未闻君子之道，而鲠直清严，不屑为招权纳贿、骄奢柔谄猥鄙之行，故纲纪粗立，垂及于篡，而女谒宵小不得流毒于朝廷，则其效也”。这些才智之士不屑于招权纳贿，保持了政风的清正，很少祸害朝廷。

曹操

曹操的推诚待士不仅成就了自己的功业，也给后来的曹魏基业奠定了人才基础，“魏足智谋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故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正是有了这个智谋群体，才使得曹丕、曹叡等才智平庸的继任者能够在与蜀吴的对峙中占据上风，“故以子桓之鄙、叡之汰，抗仲谋、孔明之智勇，而克保其磐固”。

（四）扼制宦官与外戚的势力

宦官与外戚势力是东汉严重的并蒂政治毒瘤，他们轮番控制政权的危害一直延伸到汉末。外戚何进要招引董卓进京打击宦官，曹操很不以为然，认为“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何进为了消除宦官势力，引狼入室，招致了更大的祸患。曹操一开始便认为这样做不妥。曹魏政权注意遏制宦官和外戚势力的滋生，对宦官和外戚制定了种种限令，“汉亡于宦官、外戚之交横，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过诸署令，黄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辅政，皆鉴汉所自亡而惩之也”。曹魏汲取了东汉败亡的前车之鉴，约束宦官和外戚势力的增长，使这种为人诟病的腐朽政治势力无法生长蔓延。

曹操通过官渡之战击败袁绍，逐步统一北方，后又发动赤壁之战以推进南北统一 ，但没能达到目标，这是因为当时还不具备统一的条件，“汉、魏、吴之各自帝也，在三年之中，盖天下之称兵者已尽，而三国相争之气已衰也”。王夫之认为，在东汉末年争逐中形成 的各股势力很难一枝独秀，“曹操知其子之不能混一天下，丕亦自知一篡汉而父子之锋芒尽矣。先主固念曹氏之不可摇，而退息乎岩险。孙权观望曹、刘之胜败，既知其情之各自帝，而息相吞之心，交不足惧，则亦何弗拥江东以自帝邪？权所难者，先主之扼其肘腋耳。先主殂于永安，权乃拒魏而自尊，乐得邓芝通好以安处于江东”。三方均知结束鼎立的条件还不具备，于是便各自专心发展自己，巩固自己的统治，“由此观之，此三君者，皆非有好战乐杀之情，而所求未得，所处未安，弗获已而相为格也”。

在鼎足而立的局面下，三国各自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蜀汉打出绍继汉室的旗号，在政治道义上占据高地；曹魏以版图最大、户口最多、 兵强粮足而雄踞中原； 东吴虽然没有义正和势强的条件，但有江河天堑，又有才具天子大臣的智慧的顾雍等为之效命，也是在短期内无法被撼动。因此，各方都有推进一统的行动，但在总体上无法改变鼎足而立的状况。

曹魏自黄初元年（220年）建立至咸熙二年（265年）灭亡，共计45年，相对而言，算是短命王朝了。王夫之通 过把曹魏与东汉的对比来归述它不足五世而亡的基本状况，“自其亡而言之，汉之亡也，中绝复兴，暴君相继，久而后失之；魏之亡也不五世，无桀、纣之主而速灭；以国祚计之，汉为永矣。乃自顺帝以后，数十年间，毒流天下，贤士骈首以就死，穷民空国以胥溺，盗贼接迹而蔓延”。曹魏统治时期，既没有暴君的败政连绵，也没有戕害贤才的人祸横行，更没有四方揭竿而起的民变蔓延，但还是迅速覆亡了，“魏之亡也，祸不加于士，毒不流于民，盗不骋于郊；以民生计之，魏之民为幸矣。故严椒房之禁，削扫除之权，国即亡而害及士民者浅，仁人之泽，不易之良法也”。相对于东汉王朝的老百姓而言，曹魏的老百姓还是幸运的，没有遇到改朝换代的杀戮和动荡，但曹魏的衰亡还是值得深思的。

王夫之

（一） 制度之弊

1、申韩之效

王夫之对申、韩之术持批评态度，认为“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他反对申韩的刻薄寡恩，“师申、商之小智，而沿汉末嫉害党锢诸贤之余习尔。曹操师之以杀孔融、夺汉室”。王夫之认为，曹操喜欢用申韩之术，这是曹魏灭亡的原因之一，“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惩汉失而以申、韩之法钳网天下；崔琰、毛玠、钟繇、陈群争附之，以峻削严迫相尚。士困于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于野，而寝处不能自容。故终魏之世，兵旅亟兴，而无敢为萑苇之寇，乃蕴怒于心，思得一解网罗以优游卒岁也，其情亟矣”。

王夫之在《老庄申韩论》中说：“曹操之雄也，申韩术行，而敺天下以思媚于司马氏，不劳而夺诸几席。申韩之效，亦昭然也。”曹操可谓成亦申韩，败亦申韩，“申、韩之术也，曹操终用之以成乎严迫之政，而国随亡”。可以说，申韩之术犹如双刃剑，既推动了曹魏的崛起，也动摇了人心，损害了曹魏统治的基础。

王夫之鄙弃申韩之术，他在批评法家时多次以曹操为例，“曹氏始用崔琰、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粗立。王道息，申、韩进，人心不固，而国祚不长，有自来也”，“若申韩，则贼仁义也烈矣。师之者，嬴政也，曹操也，武曌也，杨坚也，其亡也忽也”。王夫之认为，相比而言，司马懿抛弃了法家的苛刻，务从宽大，以小恩小惠赢得了士大夫的欢心，“司马懿执政，而用贤恤民，务从宽大，以结天下之心。于是而自缙绅以迄编甿，乃知有生人之乐。处空谷者，闻人声而冁然，栾盈之汰，人且歌泣以愿为之死，况懿父子之谋险而小惠已周也乎！……逆若司马，解法网以媚天下，天且假之以息民。则乘苛急伤民之后，大有为之君起而苏之，其为天祐人助，有不永享福祚者乎？”

司马懿父子放宽法网以收买人心，使得缙绅和编甿都感受到了快乐，以此受到他们的欢迎，“魏之授晋，上虽逆而下固安，无乃不可乎！”在三国中，蜀汉和曹魏相继灭亡，而东吴最后灭亡，“三国鼎立，曹、刘先亡，吴乃继之。孙氏不师申、 韩之报也；曹操不足道，诸葛公有道者也，而学于申、 韩，不知其失，何也？”王夫之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东吴不师法申韩的福报。

2、九品官人之失

陈群提出“九品官人”的方案，曹丕予以接纳，并且长期推行。但这种制度“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在实施中很快暴露出了弊端，“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九品中正制是战乱时期的产物，对和平时期的人才擢拔来说存在诸多弊端，“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

九品中正制示意图

最初，中正官在评定人才时还能依据德行、才学、家世来进行，但家世的重要性在后来不断得到强调，而德才却被忽略。王夫之对此做出剖析，“魏从陈群之议， 置州郡中正，以九品进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于选举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得以其姓名与于中正之品藻者鲜也，非名誉弗闻也，非华族弗与延誉也”。这种“所失亦多”的选举之道具有“三难八损”的弊端，造成任人唯亲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行贿受贿也普遍化，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发现和培育。

（二）择嗣之失

在宗法制时代，选好皇嗣事关国祚长久，但历代曹魏统治者都在择定继位者时出现了失误，造成后继乏人的状况。从曹丕开始，这种失误已初显端倪，“魏之无人，曹丕自失之也。…… 故魏之亡，亡于孟德偏爱植而植思夺适之日。兄弟相猜，拱手以授之他人，非一旦一夕之故矣”。曹叡无子，在选择皇储时，本应在宗室子弟中选定年长而聪慧的才俊，却选取了两个婴儿来养育，“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对选中继嗣的人，本应认真对其传授治国安邦的本领，却依然没有做，“若夫魏主叡，无子而非有适长之不可易也，宗室之子，唯其所择以为后。当其养芳与询为子之日，岂无贤而可嗣者，慎简而豫教之？迨其将殂，芳之为子已三岁矣，可否熟知，而教训可夙，何弗择之于先，教之于后令可君国而勿坠，而使刘放、孙资得乘其笃疾以晋奸雄于负扆哉？”

王夫之认为，“为天下得人者，得一人尔。得其人而宰辅百执无不得焉”。曹叡选嗣不慎，又缺乏对其进行必要的教育，只是寄希望于权臣来扶持，最终导致皇权旁落，“己既无子，唯其意而使一人以为君，不审其胜任与否，而又别委人以辅之，则胡不竟授以天下而免于篡弑乎？”皇权旁落的情况在东汉曾经反复出现，主要是因为外戚和宦官轮番作祟所致，“汉之自旁支入继者，皆昏庸之器，母后权奸之为之也，非若叡之自择而养之也。彼愦愦以死，无意于宗社而委之妇人者，无责耳矣，而魏主何为若也！”东汉皇权旁落事出无奈，但曹魏的权柄外移则是皇家自身的问题造成的。

（三） 用人之失

1、谏臣易得而忧国之臣短缺

人们崇敬敢于逆鳞指斥君上失误的诤臣，认为他们是难得的国之栋梁。但王夫之认为，直谏之士并不难得，真正难得的是具有远见卓识、 忠诚之心并深怀忧患意识的忧国之臣，“得直谏之士易，得忧国之臣难。识所不及，诚所不逮，无死卫社稷之心，不足与于忧国之任久矣。若夫直谏者，主德之失，章章见矣。古之为言也，仁慈恭俭之得，奢纵苛暴之失，亦章章见矣。习古之说而以证今之得失，不必深思熟虑，殷忧郁勃，引休戚于躬受，而斟酌以求宁，亦可奋起有言而直声动天下矣”。在王夫之看来，谏臣疾言指摘的君上之失，往往都是章章可见的事物，他们引经据典以古证今，很容易使人闻之动容。

曹明帝曹叡以能够接受大臣犯颜急谏受到赞扬，“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曹叡具有君人之量，群臣也能够直谏，不缺乏直臣。王夫之列举了直言极谏的旧臣大僚的事迹：“叡之营土木、多内宠、求神仙、察细务、滥刑赏也，旧臣则有陈群、辛毗、蒋济，大僚则有高堂隆、高柔、杨阜、杜恕、陈矫、卫觊、王肃、孙礼、卫臻，小臣则董寻、张茂，极言无讳，不避丧亡之谤诅，至于叩棺待死以求伸；叡虽包容勿罪，而诸臣之触威以抒忠也，果有身首不恤之忱。”王夫之认为， 这些人“触威以抒忠”的行为固然是可敬的， 但所关注的问题无关宏旨，对于潜在的祸胎却不能发出忠告。

高堂隆

高堂隆“以义正谏，甚得辅导之节”。在构建凌霄阙时，有鹊在上筑巢，高堂隆说：“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虑。”高堂隆还借助夏商更替的史实，以“至言”来警告统治者。曹叡心忧社稷，询问陈矫可否以社稷大事委托司马懿，陈矫的回答是：“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王夫之认为，高堂隆所谓的“深虑”依然是浮于言表，号称刚断骨鲠的陈矫也是避重就轻，知之不深而言之不力，“高堂隆因鹊巢之变，陈他姓制御之说；问陈矫以司马公为社稷之臣，而矫答以未知。然则魏之且移于司马氏，祸在旦夕，魏廷之士或不知也，知而或不言也。隆与矫知之而不深也，言之而不力也”。

曹叡作此质询时，司马懿还没有权倾天下，而陈矫的回答却有所保留，“当其时，懿未有植根深固之党，未有荣人、辱人、生人、杀人之威福，而无能尽底蕴以为魏主告。无他，心不存乎社稷，浮沈之识因之不定，未能剖心刻骨为曹氏徘徊四顾而求奠其宗祏也。逮乎魏主殂，刘放、孙资延大奸于肘掖之后，虽灼见魏之必亡而已无及矣”。刘放、孙资极力推荐司马懿，“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皇室。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裴松之说：“本传及诸书并云放、资称赞曹爽，劝召宣王，魏室之亡，祸基于此。”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王夫之认为，是这些谏臣缺乏社稷远虑，“以社稷为忧者，如操舟于洪涛巨浸，脉察其碛岸洑涡之险易，目不旁瞬而心喻之；则折旋于数十里之外而避危以就安也，适其所泊而止。岂舟工之智若神禹哉？心壹于是而生死守之尔。若夫雒阳、崇华铜人土山之纵欲劳民，与夫暴怒刑杀、听小臣毁大臣、躬亲细务而陵下不君，此皆见之闻之，古有明训，而依道义以长言之，则不必有体国之忠，而但有敢言之气，固可无所畏避而唯其敷陈者也。抑岂足恃为宗社生民之托哉？”仅有敢言之气而没有体国之忠之人，虽然无所畏避，却只是敷陈事实，不能思虑宗社生民的根本问题。

对于司马氏的潜在危害，没有人向曹叡提出，“魏主叡之后，一传而齐王芳废，再传而高贵乡公死， 三传而常道乡公夺。青龙、景初之际，祸胎已伏，盖岌岌焉，无有虑此为叡言者，岂魏之无直臣哉？”虽然号称骨鲠直臣者颇多，但能够剖心刻骨为曹氏徘徊四顾而求奠其宗的忧国之臣则少之又少，“由是观之，直谏之臣易得，而忧国之臣未易有也”。

2、托人之失

曹操曾经告诫曹丕：“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曹丕却将司马懿指定为辅政大臣，“而非但丕之失也，丕之诏曹真、陈群与懿同辅政者，甚无谓也。子叡已长，群下想望其风采，大臣各守其职司，而何用辅政者为？其命群与懿也，以防曹真而相禁制也。然则虽非曹爽之狂愚，真亦不能为魏藩卫久矣。以群、懿防真，合真与懿、群而防者，曹植兄弟也”。为了遏制宗室的力量，曹丕晏驾之际抬高了司马懿的地位，“魏之亡，自曹丕遗诏命司马懿辅政始”。这一遗诏为曹魏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曹叡‍

曹叡晏驾前夕，又将司马懿定为托孤重臣，“魏主叡授司马懿以辅政，而懿终篡也， 宜哉！法纪立，人心固，大臣各得其人，则卧赤子于天下之上而可不乱，何庸当危病昏瞀之时，委一二人，锡以辅政之名，倒魁柄而授之邪？”南宋陈亮说：“司马氏非有大功于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窃其机耳。”王夫之认为，司马懿虽然抗拒了诸葛亮，但成绩是“仅以不败”，而其主要作为是诛灭曹爽，挟制幼主，为其子孙的基业打下基础，“司马懿之于魏，掾佐而已，拒诸葛于秦川，仅以不败，未尝有尺寸之功于天下也；受魏主叡登床之托，横翦曹爽，遂制孱君、胁群臣，猎相国九锡之命，终使其子孙继世而登天位，成一统之业”。由于曹叡的钦定，司马懿有机会操纵天下，控制幼主，胁迫群臣，动摇了曹魏的统治。

曹操之后，两代皇帝均指定司马懿为顾命大臣，虽然也有一些限制措施，但最后还是被其操控，“然不再世，而国又夺于权臣”。一个征战沙场、 手握通国之兵的人来辅佐孺子、 左右社稷，如何能保证其始终不会有二心？事实恰恰是这样的：司马懿轻易剪灭了曹爽势力，将曹芳控制在股掌中，随意更换皇帝，“其恶在懿，其失在叡，而芳何尤焉”。王夫之总结道：“懿之不可托也，且勿论其中怀之叵测也；握通国之兵，为功于阃外，下新城，平辽东，却诸葛，抚关中，将吏士民争趋以效尺寸，既赫然矣。恶有举社稷之重，付孺子于大将之手，而能保其终者哉？”

3、以疑而召乱亡之祸

王夫之将曹操属意曹植与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确定嗣位做比较，“汉高意移于赵王，唐高情贰于建成，宋祖受母命而乱与子之法，开国之初所恒有也。而曹氏独以贻覆宗之祸”。究其原因，是由于汉、唐、宋初“不假秉政握兵之异姓，持权以箝束懿亲”，这样就不会将主动权拱手让与权臣，权臣也就没有机会兴风作浪。“汉、唐、宋争于室而奸邪不兴于外，岂有患哉？魏之自取灭亡，天邪？人邪？人之不臧者，天也。”

八王示意图

曹丕和曹叡担心宗室的威胁，因此压制宗室势力；司马氏吸取曹魏缺乏屏藩而亡的教训，扩大宗室的力量，结果出现八王之乱，严重削弱了统治基础。王夫之将上述概括为“魏削宗室而权臣篡，晋封同姓而骨肉残”。曹魏与西晋的夺权方式相似，虽然导致它们衰亡的因素相反，但都有多疑的因素在里面，都是因心怀疑虑而走向极端，“魏之削诸侯者，疑同姓也；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其所疑，而祸发于所不疑，其得祸也异，而受祸于疑则同也”。无论是疑同姓，还是疑天下，最后都是将精力放在消除疑虑上，结果却是赖以依靠的力量为皇朝掘墓，因疑而招来祸端，“亲亲而以疑，则亲非其亲；尊贤而以疑，则贤非其贤；爱众而以疑，则众非其众；夫何疑哉？”

认为天下没有可信之人，即为庸人之疑，其危害是人人受疑、人人自忧，“以疑而能不召乱亡之祸者无有。天下皆以为疑己矣，而孰亲之？其假以防疑者，且幸己之不见疑而窥其疏以乘之；无可亲而但相乘，于是而庸人之疑，终古而不释。道不足于己，则先自疑于心；心不自保，而天下举无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编氓也，皆可疑者也”。以少数统治者去怀疑众多的人，以仅有的智慧来对抗群智群力，实属愚蠢，难免造成严重的恶果，“其愚不可廖，其祸不可救矣”。曹氏和司马氏的覆没都是因疑心太重，偏信一面而导致祸起萧墙。

4、用人与行政，举一废一

治国之道，宽猛结合，一张一弛，相扶以治，才能使人有所畏有所乐，“用人与行政，两者相扶以治。举一废一，而害必生焉”。王夫之分析了执其一端对治国安邦的危害性：“虽无佞人，而亟行苛政以钳束天下，而使乱不起；然而人心早离，乐于易主，而国速亡。政不苛而用佞人，其政之近道，足以羁縻天下使不叛，然而国是乱，朋党交争，而国速以乱。”曹魏与西晋在这一点上均各执一端，举一废一，导致严重的后果，“曹孟德惩汉末之缓弛，而以申、韩为法，臣民皆重足以立；司马氏乘之以宽惠收人心，君弑国亡，无有起卫之者”。曹魏与西晋两者的殊途同归，是对举一废一的后果的生动验证。

王夫之批评苛刻与纵驰的极端倾向，认为两种倾向都会导致灭亡，“人而苟为治人也，则治法因之以建，而苛刻纵弛之患两亡矣。魏之用人，抑苟免于邪佞尔，无有能立久长之本，建弘远之规者也。孟德之智，所知者有涯；能别于忠佞之分，而不能虚衷以致高 朗宏通之士”。曹操能够辨别忠与佞，因此能免于邪佞的败政，但其苛政不利于树立恒久的制度、建立弘远的规矩、招致高朗宏通之士，不利于培养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因此，曹魏的败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四）风尚之失

曹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重才不重德，甚至对“不仁不孝而用治国用兵之术”者也不计较。王夫之说：“魏之得天下也，不以道；其守天下也，不以仁，其进天下之士也，不以礼”。曹操的人才政策是在“争乱之余”这种特定的时期制定的，但重才而不重德的习气后来却得到了沿袭，正如傅玄所讲的“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轻守节”。这一人才政策不能以道义感化世人、矫正风气，使世风浇漓，“争乱之余，智术兴，道德坠，名世之风邈矣”。

曹操

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清流之士崇尚名节，抨击逆流，“士以名节相尚，而交游品题，互相持以成乎党论，天下奔走如骛，而莫之能止。桓、灵侧听奄竖，极致其罪罟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风而不以为忌”。在政治黑暗的东汉时代，虽然屡兴党锢之祸，但不能遏制清议的风气，而曹操担心这种风气会乱政， 便以刑名予以钳制，“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为乱政，而标榜者之亦非善俗也，于是进崔琰、毛玠、陈群、钟繇之徒，任法课能，矫之以趋于刑名，而汉末之风暂息者数十年”。

曹操的举措对裁量执政的危言深论产生了压制作用，但到了太和时期，这种风气再度兴起，并且走向了崇虚堕实的极致，“诸葛诞、邓飏浸起而矫孟德综实之习，结纳互相题表，未尝师汉末之为，而若或师之；且刓方向圆，崇虚堕实，尤不能如李、杜、范、张之崇名节以励俗矣。乃遂以终魏之世，迄于晋而不为衰止”。

曹操抑制危言深论没有产生长久的效果，反而使其蓄势而流溢，“孟德之综核名实也，适以壅已决之水于须臾，而助其流溢已耳。故曰抑之而愈以流也”。经过曹操的抑之而愈流， 务虚之风一发不可收拾，延及数百年，“利者争托焉，伪者争托焉，激之已极，无所择而唯其所滥。夏侯玄、何晏以之亡魏……非崇质尚实者之激而岂至此哉？”曹操所压制的风气在太和年间出现反弹，夏侯玄、何晏等清谈之士将玄虚浮华发挥到极致，最终酿成了败德败政的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