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学历史课本，南宋的"绍兴和议""崖山之战"赫然在目，而同处12世纪的西辽帝国，却在卡特万战役中创造了中亚霸权。当耶律大石在碎叶城重建辽祚时，赵构正在临安筹建南宋朝廷。两个同样被金国摧毁母体的流亡政权，一个成为历史书的主角，另一个却沦为边注。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书写密码？是中原中心论的惯性使然，还是文明记忆的刻意筛选？
绍兴十一年（1141年），当岳飞在风波亭遇害时，万里之外的西辽军队正在撒马尔罕大败塞尔柱帝国。这两个同样使用"绍兴"年号的政权，在地缘上形成了奇特的镜像。南宋据守江南水乡，西辽称霸西域绿洲，中间横亘着金、西夏、蒙古等势力构成的"隔离带"。
《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曾试图通过西夏联络西辽，但使者穿越河西走廊时被西夏扣押。西辽方面，耶律大石虽在1134年派萧斡里剌率七万骑兵东征，却在阿尔泰山遭遇暴风雪折戟沉沙。据《辽史》记载，这支远征军"行程万里，牛马多死"，最终只能"勒兵而还"。地理的鸿沟让两个流亡政权宛如身处平行时空。
临安城里的南宋士大夫们，始终以"中国正统"自居。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强调："本朝追配尧舜，正统所在，决非僭伪。"而西辽虽然沿用汉制，推行"儒释道"三教并行，但其统治核心仍是契丹军事贵族。出土的《西辽钱谱》显示，西辽钱币同时铸有汉文和契丹文，这种文化杂糅性削弱了其中原正统性。
更具戏剧性的是两国对金态度。南宋虽称臣纳贡，却始终维持独立政权；西辽公主却下嫁金朝宗室完颜宗翰，这段联姻被《金史》记载为"两国修好之证"。这种微妙的身份差异，使得后世史家更愿将南宋视为文明延续者。
《三朝北盟会编》中关于西辽的记载仅"漠北有辽人余部"数字，而南宋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有200卷存世。这种史料悬殊源于记录载体的差异：南宋发达的雕版印刷保存了大量文献，而西辽的重要文书多用契丹文书写，随着1218年蒙古灭西辽，这些典籍大多毁于战火。
考古发现揭示了令人唏嘘的对比：杭州南宋官窑遗址出土瓷器数以万计，而西辽虎思斡耳朵故城仅发现少量残碑。正如葛剑雄教授在《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中指出："历史记忆需要物质载体，西辽的文化断层使其难以进入主流叙事。"
现行中学历史教材遵循"多元一体"原则，但具体到课时分配，《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宋元部分重点讲述"社会经济与科技文化"。西辽虽在吉尔吉斯斯坦发行货币，其推行的"户调制"却难以纳入中原赋税体系演变的主线。
更重要的是，西辽的历史舞台已超出传统中国疆域范围。当耶律大石在卡特万战役大败塞尔柱帝国时，这场改变中亚格局的战役，在《全球通史》中的篇幅远超中国史教材。这种选择背后，是历史教育对国家叙事框架的遵循。
历史课本的选择性记忆，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文明传承的复杂光谱。南宋的偏安与西辽的霸业，本质都是文明火种的另类存续。当我们为"直把杭州作汴州"扼腕时，也该记住在楚河畔重建契丹文明的耶律大石。或许真正的历史智慧，不在于计较孰轻孰重，而在于理解每个文明在绝境中的坚守与蜕变。这种超越正统论的历史观，才能让我们在回望过往时，看见更辽阔的文明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