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宋美龄到南昌，看见许多新兵正在训练，就问他们的长官：“新兵会不会逃走？”

有一次，宋美龄到南昌，看见许多新兵正在训练，就问他们的长官：“新兵会不会逃走？”长官们回答说：“起初有逃走的，后来有一帮女生来了做政治工作，以后就不逃了，现在不仅不逃，还有壮丁踊跃地跑过来服兵役。” 1944年，据国民政府军令部统计，国军的总兵力约有320个师，相较于日军的40个师团，表面上的比例接近8比1。这样的兵力对比，在数字上看似给了国军压倒性的优势。然而，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国军的表现远远未能达到预期，战场上一败涂地。除了战术和指挥上的问题外，兵员素质的低下是导致此次惨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兵员素质问题的根源在于大量使用强征兵役的方式补充兵力。据1945年7月国民政府军政部统计，国民党军队拥有的兵力达422万余人，这一数字不包括军事机关和军校的101万人，以及收编的几十万伪军。从1937年到1945年期间，国民党军队补充的兵员数高达685万余人，这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征召壮丁的方式获得。 在抗战期间，全国各省实际征送壮丁高达1405万余人。这一庞大的数字表明，国民政府为了补充兵力不惜采取强制措施。据1942年和1943年的统计，每年平均拉壮丁人数在200万至300万之间，尤其到了1944年和1945年，为了准备战略反攻，征召壮丁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在四川泸县，例如，1944年的征兵配额从以往的2000名增加到4500名，1945年更是达到6000名。这种大规模的征召不仅造成了壮丁数量的激增，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整体战斗素质。许多被征召的壮丁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和战斗意志，这直接导致了战场上的连串失败。 而且，国民党军队中的吃空饷现象严重，实际的战斗兵力远低于统计数字所示。兵员在战斗中的大量损失，如阵亡、负伤、失踪，以及因病逃亡的情况频发，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有效作战能力。 因此，尽管在数量上拥有优势，国民政府的军队在1944年的战役中却未能有效利用这一优势。 史迪威将军在1943年的估计也显示，每一百万新兵中有四分之三可能在征兵路上病死或逃亡。史迪威的观察得到了许多国民党高级军官的间接支持，他们对军中逃兵的普遍性有深刻的认识。例如，白崇禧就曾表示，每个师每月的逃兵数在三百到五百之间，一年下来，一个师可能会失去三四千名战斗兵。 国民党内部的其他高级官员也对此有所体现。何成濬提到，福建省的征兵非常困难，已征入营的壮丁中，逃亡者几达总数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何应钦同样承认，按照编制人数，每个师应有的士兵数远多于实际人数，逃兵是主要原因之一。 美军军事观察组的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对国民党军队的观察也揭示了相似的情况。他们记录了第十八军第十八师的情况，这支部队在1942年尚未参加战斗，但已经因为死亡或逃亡失去了近半数的士兵。即便是装备和训练条件较好的部队，如胡宗南的精锐部队，1943年的补充率也高达每月600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兵源动员过程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在内部管理和军事纪律上的严重问题。其中，壮丁的征召和管理尤为惨烈，成为国民政府无力抗战的一个缩影。 云南大理师管区在某次动员中送出了3000名壮丁，他们的目的地是重庆。然而，在行军中，由于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关系，贪污舞弊，致使新兵缺乏基本的装备与补给。在长达三十余日的步行途中，由于缺少被盖，加之恶劣的气候条件和体力透支，新兵们大量出现疾病。行军过程中，很多病兵被抛弃，死亡人数众多。到达重庆时，仅剩800人，且全为病兵，以至于部队拒绝接收这些壮丁。 在成都附近的一个壮丁营，原本计划接收四万名新兵进行训练。然而，由于长途跋涉中的种种非人待遇，包括食物和医疗的严重不足，导致大量壮丁死亡。最终，仅有8000人幸存至训练结束。 美军观察员包瑞德上校曾记录到，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因体力耗尽而倒下死亡。此外，重庆白市驿机场的国军属于大后方部队，尽管没有战斗任务，但每月仍有大量新兵死亡。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研究中指出，在1943年征集的167万人中，近一半在赶往部队途中死亡或逃离。整个八年抗战期间，约有140万新兵未能到达指定部队就已罹难。 军政部的记录揭露，新兵因病未得到治疗，饿死的事件屡见不鲜。例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接收的新兵中，死亡者多达两三千名。第九师收新兵1900名，抵达恩施时已有500余名死亡，剩余者多半裸露，以稻草遮体，民众见状无不感叹。 国民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抗战期间征召的壮丁有1400万余人，其中非正常死亡的至少350万。而根据其他统计，征召的壮丁达2000万余人，非正常死亡的壮丁则至少有500万。 这种高死亡率的背后，是一些军官有意不按编制补充壮丁，不发放粮食和装备，故意使新兵饿死或病死。他们在向上级申报时，仍按全额编制报领经费和物资，将多出的部分据为己有，同时，未发放的装备往往被倒卖以谋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