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日本东京的LV店里挤满了中国游客，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等名牌被中国人买断货。日元贬值刺激了海外游客的“疯狂”，有机构显示，中国游客在日本人均消费3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5万元），全球最高。

对于这个现象，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Economics)日本首席经济学家长井滋人(NagaiShigeto)苦笑着对羊城晚报记者说：“目前来说，疲软的日元对从事出口和海外业务的大公司有利，但对依靠国内业务的小公司和家庭来说，反而会因进口价格上涨受到负面影响。五一假期，很多日本家庭减少了出游计划。总体而言，我认为目前日元贬值过高。”

不仅分享金融政策的影响，长井滋人在东京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更围绕世界一流湾区——东京湾区的产业发展、日本的少子高龄化问题、企业出海以及创新等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日本在发展过程中走在前面，也率先面临了不少挑战，有些经验可以对中国企业提供借鉴。”

关于海外投资中国具有独特魅力

羊城晚报：日本在上世纪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近二三十年已进入内需不足的时期。在当前的背景下，日本如何在经济上进行转型以应对海外需求变化带来的挑战？

长井滋人：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经历了不动产泡沫经济，在此之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停滞期，终于在最近有些恢复的状态。

日本最初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试图减少劳动成本。但日本企业意识到这种模式有界限，不可能一直减少成本，因此转向高附加值的产业，比如精密制造业等。当时有很多日本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海外，在海外获得更多竞争力。

这个过程中，中国是日本的主要选择。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海外市场，一方面是在21世纪初期，中国加入了WTO并进入了国际市场，处于非常强大的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国有很多人口和丰富的劳动力。

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地方。比如广州地区很早就随着港口开放打开了大门，这里有很多日企进行投资。日本企业不是财产出口，而是资本出口，通过资本出口提升了国内需求，可以说，日本希望通过资本出口，提升国民收入，进而拉动内需。

然而，这种拉动内需的模式在疫情期间并不顺利。个人消费是内需主导中最重要的部分，但一直停滞不前，这是日本内需主导模式无法顺利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日本还面临人力不足的情况。日本政府的理想是推进内需，但目前正处于疫情适应新模式的阶段。日本目前的情况比中国提前十几年，因此日本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提供参考。

羊城晚报：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中国市场与其他市场有何不同？

长井滋人：在选择海外投资地点时，日本企业主要考虑两件事情，一是未来市场份额会如何提升，二是人力资源成本，在此基础上，再选择投资地点。

尽管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率有所放缓，但与其他地方相比仍然较高。目前中国的人工成本有所增加，但仍然是有优势的。

日本企业青睐的地区，例如粤港澳大湾区，有完善的供应链，产业集群聚集在一起，这对日本企业的发展非常有帮助。同时，中国拥有AI大数据等一系列高新技术，日本企业不需要从日本转移技术，中国已经存在的技术可以及时利用。因此，中国投资具有独特魅力。

关于扶持中小企业要让僵尸企业退出市场

羊城晚报：日本是最早通过大规模运用产业政策刺激经济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日本如何通过产业政策推动新兴行业的发展？

长井滋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非常独特。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但是，日本在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期后，产业政策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在这件事情上，社会各界的认识尚未达成一致。特别是在最近20年，日本达到了经济高峰之后，针对产业政策的评价，实际上反而是负面的。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半导体行业。在全球竞争中，日本的半导体行业反而输给了其他亚洲的国家和地区。日本经济产业省为振兴半导体行业而设立，呼吁日本国内的半导体企业进行合作，并在此期间实施产业政策。目前这个政策并未得到良好实施。原因之一是日本政府没有强制性的权利，只能呼吁。二是日本并未投入足够的资金，支持他们的合作。第三是企业方并未意识到半导体需求的变化。

接下来，哪些产业会成为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可能不够完善。虽然企业从政府获得了大量补助金，但是补助金是否发挥正确的作用尚不确定。

羊城晚报：日本拥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您认为在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方面日本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政策？

长井滋人：日本对中小企业采取了相应措施，有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些原本无法生存的中小企业，需要破产退出市场。但由于政府的支持，他们从银行获得了许多低利息的借款，从而导致他们的情况虽然恶化还仍然保留在市场上。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接下来都需要提高生产力。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创新非常重要。因此，日本应该让失去竞争力的僵尸企业退出市场。

关于湾区优势创新和人才是关键

羊城晚报：制造业是日本传统的优势行业。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推进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目前日本在这方面的推进情况如何？

长井滋人：许多国家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数字化，因为高附加值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低劳动成本更为关键。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仍然会有所改进。我一直认为可以发展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商业模式。为了提高附加值，我们需要调整，从制造产业驱动转向知识要素驱动，在这之中数字化显得至关重要。此外，还要通过运用劳动者的智慧，促进他们接受教育，培养人才，让他们自主发展。

羊城晚报：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制造的重要集中地，目前众多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的问题。日本东京湾区作为制造业的世界一流湾区，这里的企业是否通过智能化和自动化提升制造业的用工效率？

长井滋人：日本制造业目前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大家普遍认为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是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法。例如工厂里制造的机器人，它们可以进行更有效率的工作，这能减缓人手不足的情况。这些技术也可以应用在超市或者其他场合，使用更少的劳动力完成这项工作。目前日本大部分企业确实在和数字化方面进行了努力，但这需要一些时间。

羊城晚报：日本新的增长引擎从传统的单一制造转向知识产权升级。这种变化在东京，尤其是东京片区周围的城市群中尤为显著。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长井滋人：是人才。具备专业知识的高尖端人才聚集在一起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这些idea往往是高质量的，这是创新的一部分。国际性人才在东京较为容易集中，这也是东京湾区发展较快的原因之一。除了国际化人才容易聚集之外，东京作为大都市，它的文化、美食、城市设计等都具有非凡魅力。

吸引国际性人才，并且让他们在其中有所作为，让他们有交流场所并且能够一展拳脚，这对创新有益。需要强调的是，吸引更多多样性的国际化人才到日本，并非让他们在这里短暂停留，而是希望他们能够更长时间的居住。

羊城晚报：您认为人才问题是日本目前最大的挑战吗？日本经济目前还面临哪些挑战？

长井滋人：虽然人手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归根结底是日本的少子高龄化问题，这甚至影响到人们的消费。

日本的少子高龄化比中国提前很多年，因此日本当前的情况和对策，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作用。在少子高龄化人口减少的情况下，个人消费和投资都会减少。因此，经济发展速度也会减缓。

在此背景下，要提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避免出现问题。让大家安心生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银行里就会产生更多的过剩储蓄，这会影响投资和消费。

关于汇率日元贬值过度了

羊城晚报：关于日元贬值，您如何看待它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长井滋人：无论如何，这都是很大的影响。目前来说，疲软的日元只对从事出口和海外业务的大公司有利。相反，对于依靠国内业务的小公司和家庭来说，日元贬值对他们来说除了提升成本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有利影响。具体而言，日本曾试图克服增长停滞和通货紧缩的问题，但迄今效果有限。日本央行实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致日元过度贬值，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国内的生活成本危机。

总体而言，目前日元贬值过高。日本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通过结构改革才能重新获得经济活力和提高生产力。

关于中日企业合作全球变暖问题需要携手

羊城晚报：中日企业之间未来能够如何进一步合作？

长井滋人：中日企业应该互相借鉴各自的优势，共同合作。这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情。对于日本而言，中国国内的巨大市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中国企业可能尚未掌握一些技术，我们可以进行技术交流。

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全球变暖的问题，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共同参与。比如新能源方面，目前全球企业的竞争仍然非常激烈。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竞争问题。有企业发明一项能够有助于减碳的技术，整个行业应该互相交流推进。这件事情并非你赢了还是我赢了，而是需要世界各国的企业来进行合作。

文｜羊城晚报特派东京记者孙晶孙绮曼莫谨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