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碑刻往往有丰富的文字信息，其边饰纹样在构图形式和题材、风格特点等方面也都有较多的变化，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众多精美碑刻，历来以庄重肃穆、典型规制著称。但凡事皆有例外，在寺庙碑刻展区有一通雕刻图案构思精巧、刻画细腻的石碑，碑座画面布置满密，四立面采用对称均衡的构图形式，浮雕二龙戏珠、狮子、祥云、松树、瑞草、寿山、福海等吉祥纹样。

令人诧异的是，碑座两侧立面浮雕披发狮子却与常见的清代石狮大相径庭：该狮体型庞大，四肢粗短，长发披肩，长长的尾巴绕于脚下，立着一双枣核眼，骨瘦如柴又愁眉苦脸，仿佛随时准备要与你诉说衷肠似的。因其呆萌可爱，深受大家喜爱，被戏称为“老也不高兴”，这通碑亦被称为“披发狮子碑”。碑文的撰写者是曹学闵，书丹者是冯廷丞，他们均为清代三晋大地的杰出人才。

三晋庙原为马神庙

“披发狮子碑”正名为“增修三晋庙碑”，原立于广安门外手帕口三晋庙旧址，该碑为青白石质地，螭首方座，通高3.27米。碑文撰写者曹学闵与乾隆朝的纪晓岚、翁方纲私交颇深，书丹者冯廷丞因王锡侯《字贯》案获罪。碑文洋洋洒洒777字，记述了马王庙扩建及易名三晋庙的经过，见证了它曾经的辉煌和荣耀。

三晋庙坐落于广安门关厢（老门牌关厢34号），原为马神庙，始建于康熙年间。马为耕战之必备，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周礼》中有四时祭祀马神之制，隋、唐、宋，乃至明、清均有沿袭，长期把祭祀马神列入国家正祀。在中央政府马政机构太仆寺和御马监、地方官府衙署等处，多建有马神庙。

有明一代，始终面临着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比较重视养马。“马政即国政”，“天下凡养马处，皆有祠，遂为通祠”。当时各地关帝庙众多，有些地方就把马神与关帝同祀。清朝统治者以弓马定天下，马喻示军事力量，祭马神是清宫祭祀的重要内容。康熙朝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击败噶尔丹后，天下太平，马神信仰逐渐深入到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之中，不仅护佑家畜，还承担应对旱涝灾害、发展庙会经济等功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内务府总管大臣和上驷院卿被指定为“致祭马神之典”的“主祭人员”，仪式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

北京自明嘉靖年间接修外城，西南各省士绅工商进出北京多经广安门。历史上晋商、徽商、潮商并称中国三大商帮。明清时期，晋商因靠近京师快速崛起，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所到之处，修建了大量的山西会馆，成为推动马神信仰发展的重要群体。

曹学闵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祖籍山西汾阳，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宗人府府丞，深受皇帝赏识，在晋籍京官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虽久居北京，但不忘乡梓，为解决山西学子“引见、入都庶常肆业以及大考、进士、举人选拔、朝考复试，皆无就屋之烦”的问题，曾出资在京修建山右三忠祠、三晋会馆、杨椒山祠、义园等。乾隆三十年（1765年）六月，曹学闵提议重修马神庙，此举得到了晋籍士绅的一致赞同，晋商踊跃捐款襄助。修缮一新的马神庙有殿宇三层，旁列廊庑，房屋六十间，规模宏敞。马神庙扩建工程竣工后，将门额更易为“三晋庙”。庙中供奉释迦佛像、关羽、关平、周仓、马王诸神仙佛，另外立有五座石碑。1992年因广安门外大街拓宽工程，三晋庙内建筑陆续被拆除，石碑亦被移出。

汾阳曹氏三代翰林

三晋大地关河阻隔，人杰地灵，历史上著名的太原王氏，河东柳氏、裴氏、薛氏，都是名满天下、人才辈出的氏族。比如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就出身太原王氏，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出身河东柳氏。

重修马王庙的曹学闵出身于汾阳曹氏。曹家世居汾阳太平村，自曹学闵起三代翰林，荣耀一时，可谓“诗书簪缨之族”，在朝野传为美谈。使曹氏崛起的第一代人就是曹学闵，曹学闵字孝如，号慕堂，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是曹氏第一位进士，后选入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御史、给事中，专司纠察建言之职达八年之久，在政治得失、除弊革新、惠及民生等方面直言进谏。曹学闵在朝任职三十年，两次担任纂修官，三次巡试，两充同考官，端品励行，为官清廉，深受乾隆信任。曹学闵诗文多抒写性情，著有《紫云山房诗文抄》。曹学闵的次子曹锡龄，著有《周易集粹》《翠微山房诗文集》，三子曹祝龄官至户部江南司员外郎。曹锡龄与曹祝龄少时曾经受学于朱珪、钱大昕。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冬，曹学闵去世，次年十月葬于家乡。此后，朱筠撰《曹慕堂墓志铭》，钱大昕撰《曹公神道碑》，翁方纲撰《慕堂先生传》，邵晋涵撰《曹公家传》，纪昀撰《曹宗丞逸事》。朱筠是清代著名文献学家、藏书家，与其弟朱珪并称“朱氏两神童”，史载他“博闻闳览，于学无不通”“尤喜奖拔士类”，戴东原、邵晋涵、王念孙、汪中等皆受其奖掖，任大椿、洪亮吉、章学诚等皆为其门下弟子；钱大昕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一代儒宗；翁方纲是清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并称“翁刘梁王”，与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齐名，亦称“翁刘成铁”；邵晋涵是清代著名学者，曾入四库全书馆任编修，负责“史”部，与负责“经”部的戴震、负责“子”部的周永年、负责“集”部的纪昀是同事；纪昀就是大家熟悉的纪晓岚。

嘉庆元年（1796年），曹学闵的长子曹锡龄、三子曹祝龄邀请山西同朝任官的五位同僚，将曹学闵的碑铭志传逸事录入《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又邀请王杰、张若霭、王昶、董诰为之题跋，历时十三年终成一册。王杰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内阁首辅，董诰是乾隆、嘉庆两朝的重臣，东阁大学士；张若霭的父亲张廷玉是雍正、乾隆朝大学士；王昶是清代著名学者，早年与王鸣盛、钱大昕等人并称“吴中七子”。

时光流转，百年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获得该册，精心装裱制封，题笺为《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并郑重钤印“壹公”名章。后来接任张之洞的金石大家端方接藏此册，宣统三年端方死于武昌起义，此册又辗转到了李宗桐手中。一本《曹慕堂先生碑铭志传逸事册》，足见曹氏在清代文学圈的地位。

冯廷丞莫名被免

“三晋庙增修碑”的书丹者冯廷丞是乾隆十七年（1752年）举人，山西代州（今山西代县）人，其祖父为湖南巡抚冯光裕。代州冯氏从明万历至清末三百三十年间，考取功名者多达113人。冯氏一门诗书传家，冯廷丞工于诗文，著有《敬学堂诗钞》。冯廷丞与曹学闵父子既同朝为官，又同为山西老乡，由其书丹，也在情理之中。

冯廷丞曾出任福建分巡台湾兵备道台，兼提督学正，是台湾地区的最高长官。在担任江西按察使期间，他竟因莫名其妙的罪名被革职。

中国历史上因言获罪的文字狱比比皆是，秦始皇时期有焚书坑儒，汉朝的杨恽因《报孙会宗书》针砭时弊被斩，宋代有乌台诗案，清代则有大量文人士子因文获罪。有清一代，因文获罪可以说是连绵不绝，为祸也最为酷烈。康熙朝最著名的文字狱是《明史》案和《南山集》案，雍正朝的文字狱有《西征随笔》案、查嗣庭案。乾隆年间是清代文字狱的最高峰，将宋明时期传下来攻击元朝的文章都算作诋毁朝廷，文字狱的对象由文人士子延伸到了粗通文墨的平民百姓，以《字贯》案和《一柱楼诗》案最为典型。

冯廷丞牵扯进的是王锡侯案。王锡侯，江西新昌县（今宜丰）人，38岁中举后九次考进士皆不中，迫于生计只得靠写书养活家小。因其懂训诂、善诗文，善于考证字音字义，对《康熙字典》研究颇深。王锡侯有感于《康熙字典》字数过多、体例松散的不足，自创了一套“以文贯字”的方法乾隆四十年（1775年），已经63岁的王锡侯用一处旧房抵押了135两银子，编写并出版了一部名为《字贯》的新字典。两年后，他的侄子王泷南向江西巡抚海成告发叔父王锡侯，揭发他批评并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主要罪证就是该书《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诋毁圣训。海成以“狂妄不法”的罪名上报皇帝，请求革去王锡侯举人功名。乾隆翻看《字贯》后发现，王锡侯竟然把康熙、雍正、乾隆的名讳直书，犯了大忌。按照清朝的规定，凡是皇帝名号皆应减一笔或加一笔以不书来避讳。乾隆认为，王锡侯的行为属于“大逆不道，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

这样一件在今天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居然成了一项灭门重罪。同年十二月，《字贯》案审结，王锡侯斩立决，他的十五岁以上子孙王霖等七人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他人全部“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家产被查抄，所著书籍十三种全部销毁。受《字贯》案牵连，江西巡抚海成被判斩刑，缓期执行，发配新疆；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罪，降两级使用；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被革职治罪，牵连近百人。而冯廷丞被革职治罪的原因，竟然只是因为看过《字贯》，却没有发现《字贯》的悖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