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5年2月28日，余华英被贵州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执行死刑，这位曾拐卖17名儿童的女子终于迎来了法律的制裁。
记者在执行前最后一次采访中，面对摄像机，余华英眼含泪水却依然辩解：“我真的不懂法”。然而，那双躲闪的眼睛和颤抖的声音，似乎并不能掩盖她内心深处的恐惧。
这位从1993年就开启犯罪生涯的人贩子，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无法正视自己的罪行，她真的只是不懂法，还是不愿承认自己的罪恶？
余华英临刑前的困惑与恐惧
死亡的脚步声近了，余华英的双手不禁微微发抖。
面对镜头，她的眼神闪烁不定，仿佛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吐出那句“我真的不懂法”。这位拐卖过十七名儿童的女子，用这样一句话试图为自己开脱。
泪水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肆意流淌，对于死亡的恐惧显而易见。但对于那些被她拆散的家庭，却鲜有真诚的歉意。
心理专家分析，余华英这种“不懂法”的辩解，实则是犯罪者常见的认知扭曲。就像古人所言“知错不改，是为过矣”，她或许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却始终不愿承认错误的严重性。
记者注意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余华英并未表现出对受害者的同理心，而是不断强调自己的判罚过重，仿佛她才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
“我并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要判我死刑”？这样的问题从她口中说出，反映出她对自己犯罪行为本质认知的缺失。
在中国古代，拐卖人口被视为“十恶不赦”之一。余华英却似乎从未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
当记者询问她是否后悔时，她不自觉地躲闪着目光。语气中透露出一丝不甘：“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不会这样做”。但这种悔意，更像是对死亡惩罚的恐惧，而非对犯罪行为的真诚反思。
法院心理医生评估报告显示，余华英具有典型的道德感缺失特征，对他人痛苦的感知能力极低。这也解释了为何她能够长达十一年持续进行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而不感到良心不安。
余华英最后的话语中，提到想要“平平淡淡地过完自己的一生”。这样的愿望听起来如此普通，却因她剥夺了十七个孩子与家人团聚的权利而显得格外讽刺。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刑，余华英的恐惧和困惑似乎是真实的。但更让人心碎的是，那些被她拐卖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所承受的痛苦和绝望将伴随他们一生。
被毁灭的幸福与难以弥合的创伤
杨妞花得知余华英死刑执行的消息时，正在直播间卖货。
消息传来的那一刻，她的手突然停住了，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随即便匆匆下播，留下姐姐杨桑英独自面对屏幕那头好奇的观众。
对杨家姐妹来说，这一天等了太久，杨妞花的父母早已离世，带着寻找女儿未果的遗憾长眠地下。而如今，她只能带着姐姐和外婆前往父母坟前，低声诉说这个晚来的“好消息”。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的样子”，杨妞花曾这样描述面对警方照片时一眼认出余华英的经历。那张脸如同烙印般深深刻在她的记忆中，伴随着无数个噩梦，挥之不去。
而在贵州的一个小山村，张荣仙听闻余华英伏法的消息，默默抹去眼角的泪水，她的两个儿子被余华英一同拐走。如今大儿子王艳龙仍未与家人相认，小儿子王能能才刚在今年春节首次回家，这个家庭被强行撕裂的伤口依然鲜血淋漓。
“像是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张荣仙哽咽着说。但一家人失去的二十余年时光，却再也无法挽回。
被拐儿童李聪的母亲卿素华闻讯后默默松了一口气。这些年来，她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寻找儿子，两鬓早已斑白，眼角的皱纹如同年轮般记录着一位母亲的痛苦等待。
余华英的死刑执行，对这些家庭而言如同一剂强心针，证明正义虽迟但终将到来。但它无法填补家庭破碎的空白，也无法抹去那些孩子成长过程中缺失的爱与陪伴。
心理学家指出，被拐儿童即使重回家庭，也往往面临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的深度挑战。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再次栽种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重新扎根。
十七个家庭，十七个被摧毁的幸福，还有多少类似的悲剧仍在中国的某个角落上演？
上海儿童保护中心的数据显示，虽然近年来拐卖儿童案件有所减少。但每年仍有数百个家庭因此支离破碎，而余华英这样的人贩子，正是这些悲剧的始作俑者。
当余华英辩称“不懂法”时，那些永远失去孩子的父母、那些再也找不回父母的孩子，他们的心中又何尝不是一万个不解与质问？
从卖掉亲生子女到职业人贩
一九六三年冬天，余华英出生在云南大理鹤庆的一个普通家庭。没人能想到这个女婴日后会成为臭名昭著的人贩子。
她二十一岁时与王某文结婚生女，本可过上寻常人家的生活。却因丈夫涉嫌盗窃被捕而不得不独自谋生，将女儿交给公婆抚养后，她只身前往县城打工。
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就此出现。余华英在打工期间认识了比她大二十岁的龚某良，两人未婚同居并生下一个男孩，这个不被法律承认的孩子，竟成了她迈向犯罪深渊的第一步。
“经济困难”成了她卖掉亲生骨肉的借口。在龚某良的运作下，这个尚在襁褓中的男婴被卖到河北邯郸，换来了区区数千元的“报酬”，一桩原本不可想象的交易就这样轻易达成。
古语有云：“虎毒不食子”，而余华英却轻易突破了这道人性底线。从此开启了长达十一年的拐卖生涯。
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三年间，余华英仿佛变了一个人。她学会了如何物色目标，掌握了诱骗孩子的话术，甚至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反侦察手段，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搬家，像是一只狡猾的狐狸，总能在猎人的追捕中脱身。
从云南到贵州，再到重庆，余华英的足迹遍布西南多省。她的身后，是十七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十七个被迫改变命运的孩子。
心理专家分析，余华英之所以能持续作案如此之久。与她缺乏基本的道德感知和同理心密不可分，为了金钱，她已然麻木于自己给他人带来的苦难。
二零零四年，余华英和丈夫王某文因拐卖两名男童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但令人震惊的是，这对夫妻竟使用假名张芸、王伟受审服刑，欺骗司法系统的同时也为日后的再次作案埋下伏笔。
刑满释放后，本该痛改前非的余华英却似乎从未真正悔改。直到二零二二年被拐女孩杨妞花的报案，才让这个潜伏多年的人贩子再次落入法网。
余华英的犯罪轨迹如同一部荒诞剧，从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子开始，一步步沦为职业人贩，再到使用假身份规避法律。最后因为一个永不放弃寻找真相的受害者而伏法。
这条通往地狱的路，是她亲手铺就的，每一块砖石都浸染着无辜家庭的眼泪。而她自始至终都不明白，为何要为此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从杨妞花认出罪犯到最高法核准死刑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二零二二年，当警方放出一沓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时，杨妞花毫不犹豫地指向其中一人——那张刻在她噩梦中的脸，余华英。
这一幕堪称余华英案的关键转折点，一个被拐卖的女孩。即使过去了近二十年，依然清晰记得那个改变她命运的人，就像古人所言“仇人相见，分外眼明”。
随着杨妞花的指认，警方的调查渐渐揭开了余华英长达十一年的犯罪历史。一桩桩拐卖案件如同多米诺骨牌般被串联起来，最终锁定了她拐卖十七名儿童的滔天罪行。
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庭上，余华英从最初的镇定自若到最后的惊慌失措。当法官宣读判决时，她仿佛如遭雷击，呆立原地，随后不断辩解要求从轻处罚，却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无力回天。
余华英不服，提出上诉。但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并将案件层层上报，最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法律的程序是冰冷而严谨的，从立案到执行死刑，每一步都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充分体现了法治的公正与威严。正如古语所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为确保被执行罪犯的合法权利，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还安排余华英会见了近亲属。这种人性化的处理，恰恰彰显了法律的尊严与威严并存。
余华英案的审判过程，也是中国司法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通过建立全国性DNA数据库、开展“团圆行动”等专项行动，越来越多的历史积案得以破解，被拐儿童得以回家。
全国打拐办数据显示。二零二零年以来，中国已累计解救被拐儿童上千名，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千名，这背后是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的不懈努力。
余华英的死刑判决，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对拐卖儿童犯罪，法律绝不姑息，哪怕时隔多年，正义也终将到来。
在重庆市大足区智凤街道茅里堡社区，余华英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听闻余华英被执行死刑的消息。都不约而同地说：“执行得好”，这简短的三个字，道出了民心所向。
法律的天平终于倾斜向正义的一方，余华英为她的罪行付出了最高代价，而那些被她伤害的家庭。或许能从中获得一丝慰藉，尽管那些失去的时光，永远无法挽回。
结语
虽然余华英的死亡无法弥补那些破碎家庭的伤痛，但法律的公正判决向社会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拐卖儿童的恶行终将受到严惩。在这些被拐卖儿童的故事背后，是我们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机制的不断完善。余华英的“不懂法”之言或许让人愤怒，但如何让每个人都真正懂法、敬畏法，防止更多悲剧发生。这才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你认为，面对儿童拐卖，我们的社会还能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