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4日，英国举行议会大选，执政的保守党惨败，失去了手中掌握了14年的权力，在野党工党则赢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
现任首相苏纳克，因为保守党议会选举失败，已经提出辞职；在后续履行程序后，工党领袖斯塔默将出任新的英国首相。这次选举结果被视为工党领袖斯塔默的个人胜利。5年前，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在2019年大选中遭遇了百年来最惨重的失败。很难想象，2020年才当选为工党领袖的斯塔默，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改造了工党，让工党从2019年大选惨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在这次大选中彻底碾压老对手保守党，使双方的位置完全颠倒了过来。
不过，与工党的转败为胜相比，更为戏剧化的是保守党5年前后如同天壤之别的选绩变化。
保守党为什么输得这么惨？
在7月4日投票日前夕，英国著名足球评论员加里·内维尔发了一条推文：
“他们疫情隔离期间举行派对，他们下注赌选举日期，他们搞垮了经济，他们瘫痪了每一项公共服务，他们摧毁了公职的正直和诚实，他们给关系户输送利益，他们把朋友安插在上议院，他们为亲信封爵，他们一再撒谎，他们被警方定罪，他们违规度假，如今，他们竟然厚颜无耻地质疑工党领袖斯塔默不够敬业。我永远不会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但我希望他们在7月4日被选下台。这些人是英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政客和政府！”
内维尔推文中所说的“他们”，就是指英国保守党。内维尔是足球评论员，不是政治评论员，但在今天的英国，“外行人”说的话，也许比“内行人”说的话更代表民意，因为他说出了无数虽非政治评论员、手中却握有选票的英国人的心声。
诚如内维尔所言，保守党败选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他们搞垮了经济”。就像美国大选中的那句名言“笨蛋，关键是经济！（It’sEconomy，Stupid！）”，因为在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选举中，选民最看重的，还是经济。
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选民对英国经济状况的失望是他们抛弃保守党的主要原因。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对英国选民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2024年，78%的英国选民对本国经济状况持悲观态度，只有22%的选民认为英国经济状况良好，而在2017年，看好英国经济的选民比例高达51%；而保守党选民对英国经济看法的跌幅更大：2017年，大约75%的保守党选民对英国经济持乐观态度，7年后，怀有同样乐观看法的保守党选民比例，却在2024年骤降到27%。
许多独立研究机构的数据也清晰地表明：在保守党执政的14年里，英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根据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TheNationalInstituteofEconomicandSocialResearch）的估算，英国的趋势增长率已从1945年至1973年的每年3.4%，下降到1973年至2008年的每年2.3%，再进一步跌至2008年至2024年的每年1.2%。
注意：保守党是在2010年上台的。
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Foundation）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2007年到2023年，这16年英国的人均GDP增幅只有可怜的4.3%，远远低于之前16年的增幅（1991年至2007年英国人均GDP增加了46%），是1826年以来最低的增幅。
注意：2007年到2023年基本上与保守党的执政期（2010年至2024年）重叠。
另外一家英国智库财政研究所（InstituteforFiscalStudies）在今年6月3日发表了一份题为《保守党和英国经济，2010—2024》的报告，报告指出：
“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自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收入和生产力增长一直非常缓慢。但按人均计算，英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美国、欧盟27国和德国。考虑到英国经济及其生产力在2008年之前增长相当快，此后英国的增长放缓尤其明显。虽然就业增长强劲，但平均收入增长却很糟糕——几乎不存在。如果金融危机前英国的增长势头能够延续下去，那么，英国的人均GDP将会比现在的实际水平高出1.1万英镑。”
注意：保守党恰好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10年上台的。此前的1997年至2010年是工党执政。
财政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还说，在保守党执政的这14年期间，英国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可能是过去200多年以来最缓慢的。
英国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决议基金会和财政研究所，这三家机构都是独立于任何政党，也独立于政府的研究机构。
那么，金融危机后英国经济的糟糕状况，究竟与保守党的执政有多大的关系？
财政研究所的分析比较全面、客观，该研究所认为，金融危机后英国收入和生产力增长的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任何政府都无法控制的国际因素造成的：金融危机、新冠疫情、能源价格飙升，但这些国际因素和英国特有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阻碍了经济增长，导致英国放缓的程度超过了其他许多发达国家，而这些英国特有的因素包括投资低迷、政策失误、政治不稳定、英国退欧等等。
此外，尽管保守党上台时宣称要大幅削减财政赤字，但在它执政的14年期间，英国国债占GDP的比例却从2010年时的64.7%，增长到2024年初的96.5%，是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这次大选的竞选活动中，保守党能够用来攻击工党的“炮弹”之一，就是声称工党上台后会大幅加税，但根据财政研究所的说法，在保守党执政的最后一届议会任期（2019—2024），它的加税幅度比1945年以来任何一届议会任期都高。
就是在这一届议会任期内，短短5年，保守党竟然产生过三个首相：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其中特拉斯任期最短（49天），但给金融市场造成的震荡却最大：2022年，特拉斯推出了旨在为富人减税的“袖珍预算案”，减税额高达450亿英镑，却没有资金支持，完全靠举债，这一“袖珍预算案”宣布后，马上引发了股市大跌、债市狂抛、汇市崩盘。
退欧更是保守党执政14年期间最大的一次自残行为，不仅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经济，也加速了保守党自己的垮台。在我看来，退欧至少在三个层面造成了“害国更害己”的自残效果：
首先，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退欧彻底改写了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给英国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其次，持续多年的退欧闹剧，耗尽了保守党大部分的执政精力和政治资本，使保守党无心也无暇顾及其他更重要的议题，例如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劳动生产率；
第三，退欧彻底分裂了保守党，原来居于党内边缘的退欧派，借助退欧公投的结果，夺取了原来居于党内核心的留欧派手中的权力，甚至以是否赞同“硬退欧”（即无协议退欧）来划线，把一些留欧派人士和“软退欧”派人士清除出党，从而在保守党内引发了“劣币逐良币”效应。保守党因此流失了一大批最优秀的人才，他们或被清除出党，或被边缘化，或转投他党，或彻底退出政坛。
中国近年来有句网络流行语：不作不死。可以说，7月4日的投票结果，就是英国选民对保守党这14年来种种胡“作”的一种惩罚。
欧陆右转，英国左转
在英国，工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保守党是中间偏右的政党，工党的获胜，似乎可以看作是英国向左转。
仅仅4天前，法国也举行了议会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得票率位居第一，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党团得票率屈居第三。而6月初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的结果也显示，欧洲整体的政治天平向右倾斜，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支持率明显上升。
所以许多中外媒体报道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政治变化时，都用了这样的标题：欧陆右转，英国左转。
不过，在我看来，欧陆和英国的选举结果，可能更多的原因是选民对现状和当下政权的不满，而马克龙和苏纳克恰好是现状的代表，于是不幸地成为选民发泄不满的目标，也许与他们的政治光谱是左还是右关系不大。
欧陆是否真的右转，本文暂且不谈，而英国是否真的左转，可能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不错，历史上，工党确实是一个代表劳工阶层的传统左翼政党。但随着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英国制造业逐渐空心化，随着英国“蓝领”产业工人规模逐渐萎缩，工党为了赢得大选胜利，为了吸引白领职员、知识分子、少数族群，甚至企业家阶层的支持，便不断朝着亲自由市场和亲私有企业的方向调整政策，不断改变党员和核心干部的阶级构成。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布莱尔、布朗联手接管工党时，工党已经成为一个名左实右的政党，因此被媒体称为“新工党”，以示区别于传统左派的“老工党”。
正是因为工党的这种转变，右翼传媒大亨默多克旗下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非常大的英国右派小报《太阳报》，在1997年大选前罕见地发表社评支持工党；也正是因为工党的这种转变，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在那一年的大选中赢得了碾压传统右翼保守党的胜利；更是因为工党的这种转变，后来全球保守主义阵营的偶像、英国保守党的“铁娘子”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私下里把工党领袖布莱尔（而非当时的保守党领袖黑格）看成是自己的“精神继承人”。
诚然，工党在2010年大选失利后，作为在野党，经历了逐渐再左转的变化，到2015年科尔宾当选党领袖之后，工党确实是一个比较左的政党，但2019年工党败选后，科尔宾辞去了工党领袖一职，斯塔默在随后的党魁选举中获胜，成为新的工党领袖。此后，斯塔默为了赢得选举胜利，又对工党进行了布莱尔式的改造，把科尔宾时期大幅左转的工党，再次往右扭转，使工党转到了英国政治光谱上的中间地带。
所以，与其说这次大选结果是英国左转，不如说是工党右转。
虽然相对于保守党，如今的工党仍然处于中间偏左的地位，但在意识形态上，它比“老工党”更倾向自由市场、更亲近私有企业、更远离加税增支的“福利国家”政策导向，而在某些经济政策上，它比保守党更稳健、更谨慎、更强调政策的稳定性，例如，在这次大选的竞选活动中，工党领导层一直反复向市场保证，它将避免重蹈保守党前首相特拉斯“袖珍预算案”造成金融市场地震的覆辙。
自从苏纳克宣布了选举日期以来，无论是工党领袖斯塔默，还是工党的女影子财相里夫斯，在谈及工党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时，都非常谨慎、保守，避免发表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的言论，例如，斯塔默多次承诺，工党上台后不会提升个人所得税，不会提升国民保险金，不会提升增值税；再如，里夫斯承诺，如果工党赢得大选，将确保债务占GDP的比例在5年内不断下降。
里夫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工党将把重点放在推动增长经济上，她说：“增加举债不是一个替代选择，因为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处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增税也不是一个替代选择，因为税收已经处于70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工党向中间地带转移的同时，保守党却在远离中间地带，向更右的方向移动：保守党因为退欧和内斗，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以原教旨右翼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偏执性政党，其选民基础更多是富人和老人，在经济政策、欧陆政策、移民政策上，更加靠近改革党那样的极右翼政党。
对于市场和企业来说，如果他们必须在右翼激进的保守党和中庸稳健的工党之间选择，那么，他们更愿意选择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竞选期间，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和著名企业家都纷纷发声，公开支持工党，因为在他们看来，工党更能给他们带来商界最看重的稳定性。
一些英国媒体指出，里夫斯在财政方面的谨慎态度，有助于英国国债市场在大选前保持相对平静，这与法国债券市场因极右翼政府可能上台引发的动荡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英镑也是今年唯一对不断升值的美元保持坚挺的主要发达市场货币。
皇家伦敦资产管理公司（RoyalLondonAssetManagement）的债券投资组合经理克雷格·英奇斯认为，里夫斯享有“安全之手”的美誉，这要归功于她作为前英国央行经济学家的经历。
英奇斯指出，考虑到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的部分原因正是特拉斯的灾难性经济学实验，所以，工党不太可能这么快就想破坏这一局面。
“魅力不再被视为一件好事”
如果说经济学家出身的英国第一位女财相里夫斯享有“安全之手”的美誉，那么，律师出身的英国新首相基尔·斯塔默则以缺乏魅力、像个邻家大叔而著称。你很难把电视镜头前那个朴素平实的“大叔”与他辉煌的履历联系在一起，你更难想象他曾经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权律师和把许多臭名昭著的大人物送进监狱的检察总长。
英国历届首相有很多人是律师出身，但多数人在法律行业都是蜻蜓点水，律师从业经历并不长，也没有办过什么著名的案子。斯塔默却不然，他在2015年英国大选时才被选为英国议会议员，至今从政生涯还不到10年，此前近30年，他一直在法律行业工作，先是做律师，后来又当检察官，办过许多著名的案子，还因在刑事司法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爵位。
斯塔默196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在家中四个孩子里排行老二，父亲在工厂工作，母亲是护士，父母都是工党的支持者。据称他们为了纪念英国议会第一任工党领导人基尔·哈迪，而给老二起了名字“基尔”。
斯塔默中学毕业后，先后在利兹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法律，成为家中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1987年，斯塔默正式成为一名律师，专攻刑事辩护和人权法。20世纪90年代，斯塔默在道提街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顶尖的人权律师，处理了许多高知名度的案件，包括代表环保活动家对抗麦当劳的“麦克利贝尔”诉讼案、涉及北爱尔兰人权侵犯的案件等。
2008年，斯塔默被任命为英格兰和威尔士皇家检察署的检察长，这也是他在这次大选的竞选活动中经常提到的角色。
2015年，斯塔默当选为英国议会议员，后来又在2017年大选和2019年大选中重新当选为议员。他曾经在科尔宾担任党魁期间被任命为英国退欧事务影子大臣，在科尔宾辞去党魁职务之后，斯塔默在2020年4月当选为工党新党魁。此后他对工党进行了彻底改造，扭转了科尔宾时期许多过分左倾的政策，从而扩大了工党的选民基础。仅仅4年的时间，斯塔默就领导工党转败为胜，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有人认为，相比起布莱尔那种口若悬河、魅力四射的光彩，斯塔默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技术官僚。
在斯塔默申请第一份律师工作时录取了他的道提街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杰弗里·罗伯逊说，斯塔默面试时表现不佳，看起来像个缺乏自信的孩子。即使他在后来的法律生涯和从政经历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仍然缺乏前工党首相布莱尔或前保守党首相约翰逊的那种魅力，“但在政治家身上，魅力不再被视为一件好事”。
伦敦玛丽皇后大学政治学家蒂姆·贝尔也认为，斯塔默虽然没有布莱尔那样的人格魅力，但考虑到英国退欧以来所经历的种种动荡，这个国家确实需要一个“乏味却能干”的稳定班子。
然而，工党这次赢得压倒性的选举胜利，更多应该“归功于”对手保守党14年执政期间的种种自残和乏善可陈，而非斯塔默有什么神奇的“回天之术”。斯塔默确实有改造工党的能力，但他的治国能力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而他上台后所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他究竟能够在多长的时间内改善被保守党“搞垮了”的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