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像我国这样还存在统一问题的大国极为少见，这不得不说是拜蒋介石所赐。当年蒋氏拥岛自重，拒绝大陆提出的“第三次国共合作”以及和平统一的提议，心心念念要“反攻大陆”。可惜民心背离，实力更不济，不仅“反攻”无望，还一手打造了孕育“台独”的温床，为中华民族留下难以解决的统一问题。

把“台独”归罪于蒋介石，可能会有人为他鸣不平，认为他虽然没能让台湾回归祖国，却一直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甚至还杀过“台独”，有人因此认为蒋介石是有民族大义的。

1960年代的蒋介石

果真如此吗？要为蒋介石辩解，就得先搞明白“台独”是怎样产生的，然后再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民族大义。

“台独”最初只是一种台湾本土意识，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才最终形成今天的“台独”。

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台湾人民有极为强烈的本土意识，尤其是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多数情况下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渡过难关，这一点从台湾的历史中可以得到印证。

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400多年间，台湾前后16次遭到日、美、英、法、荷以及西班牙等国入侵，其中两次沦为殖民地：第一次从1624年到1662年沦为荷兰殖民地38年；第二次从1895年至194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50年。

日占时期的台湾

如果说我国近代史是一部饱受侵略的屈辱史，那么台湾首当其冲，其所受外国侵略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苦难之深，在我国几十个省份中是绝无先例的。

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面对侵略，台湾人民多数情况下只能自救，这是导致台湾人民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很长时期内，台湾人排斥清廷，而以明朝人自居。

同时，在与入侵者的长期斗争中，台湾人民逐渐形成一种休戚与共的“台湾意识”，这种意识既有爱国性、反抗性和自主性，也有排他性、狭隘性和分离性。也就是说，“台湾意识”既有正面特性，也有负面特性。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台湾意识”的负面特性表现得并不明显，直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先后离世，“台湾意识”才逐渐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在一定范围内演变成滋生“台独”的温床。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又是如何为催生“台独”助力的呢？这要从抗战胜利后说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时任台湾总督的日本安藤利大将，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递上降书。第二天，台北数万人举行大游行，欢庆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

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

可是高兴劲还没过去，问题就来了。

日本对台湾50年的占领与掠夺，让台湾经济在战后陷入瘫痪，物资匮乏，物价高涨，人民大量失业，社会治安严重恶化。国民党政府执掌台湾后，并不信任台湾本省人，他们在台湾实行严格的经济管控：一方面接手日本人的殖民资产，另一方面又延续日本殖民政府的专卖制度，垄断贸易，排挤本地民营企业，让台湾人民大失所望。

另外，三年内战让台湾也深受影响，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1947年的台湾物价，已涨到了日占时期的100倍。台湾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百姓贫困交加，流离失所，600多万台湾人，有近三分之二挣扎在贫困线上。

国民党在台湾的经营让台湾民众怨声载道，有人画了一幅“狗去肥猪来”的漫画挂到总督府门前，讽刺国民党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丑恶行径。

政府与民众矛盾的日益加剧像随时都能引爆的火药桶，而“二·二八事件”则成为点燃它的导火索。

1947年2月27日，台北40岁女烟贩林江迈在私贩香烟时被缉私员抓获，林江迈跪求缉私员归还已合法缴税的香烟和被没收的钱财，被缉私员拒绝。二人纠缠中，缉私员用枪托将林江迈头部打伤致其昏迷。围观群众见状，愤而将缉私员包围，缉私员慌乱之下开枪示警，却意外击中20岁的围观市民陈文溪。陈被送医后不治身亡。

事发后，愤怒的台北市民包围了台北警察总局和专卖局，但此二局不仅未能给予民众满意答复，还下令军警开枪打伤群众，从而引起该事件的真正爆发。

2月28日，几百名台北市民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陈仪请愿，遭卫兵枪击，当场死伤数十人。群众被彻底激怒了，和平请愿演变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陈仪随即宣布全市戒严，并派出大批军警到街上巡逻。

台北随后出现了大面积的罢工、罢课、罢市，市民包围行政长官公署、电台、警察局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释放狱中罪犯，抢劫军用仓库，通过电台向台湾全省发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进来反抗。在官民的对峙中，冲突不断升级，流血事件频发，台湾多地民众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行政机关。

当时国民党刚到台湾，兵力不足，无力控制局面。几天后，除高雄、基隆两地外，台湾其他地区均被民众控制。

陈仪见事态恶化，派代表与台湾民众成立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进行谈判，但谈了多次都无法达成协议。一些亲日的士绅和流氓又火上浇油，向政府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被陈仪严词拒绝。谈判无果及市民的过激行为，促使陈仪加紧部署镇压行动，并急告蒋介石请求派兵支援。

陈仪

3月8日中午，国民党第21军赶赴台湾基隆，联合原驻守的国民党部队，对台北和基隆的运动群众进行血腥屠杀，造成1.5~2.5万人伤亡。

3月10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二·二八事件”是共产党煽动的结果，并以此为借口在岛内大肆搜捕所谓的共党分子和直接参与暴动的骨干成员，同时宣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非法，勒令解散。

随后，国民党以“肃奸”为名在岛内开展“清乡”运动，让民众互相揭发，隐瞒不报者会被连坐，未经审判即被捕枪毙者甚众。

“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的影响极为深远。事件过后，蒋介石对台湾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在这种封闭式的高压统治下，国民党垄断了岛内的政治资源，民众被剥夺基本权利，与政府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这种独裁统治，正是促使“台湾意识”转变为“台独”的重要原因。

二·二八和平纪念碑

为迷惑民众，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蒋介石祭起“反共”大旗，不仅悍然在大陆发起内战，暗中聘请日本甲级战犯冈村宁次为其“军事顾问”。更为惊人的是，为对付中国共产党，蒋介石还秘密组建了一个由日本军人组织的“白团”——

1949年9月，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第一处处长曹士澂[chéng]与冈村宁次、富田直亮在东京秘密签署了一份“盟约书”，约定日军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团”，由冈村宁次任顾问，汤恩伯居间联络，原华南派遣军第23军参谋长富田直亮少将出任团长。 富田直亮的中文名叫“白鸿亮”，所以顾问团也叫“白团”。以“白”命名，显然有对抗共产党的“红色”之意。

曹士澂

蒋介石与“白团”成员合影，前排右二为富田直亮

1949年11月初，“白团”首批19人秘密抵达台北。这些人在台湾的主要工作，一是负责设计台湾防务，二是协助国民党重建国民政府部队，传授日本军队的军事技术和作战经验。

从1949年成立到1969年解散的20年间，先后有83名少将至少佐级别的日本军官加入“白团”，这其中有82人上过中国战场。83名高级将领的配置，让“白团”的实力相当于战前日军三个师团的脑力。

为支援“白团”的工作，1953年，日本人还在东京成立了一个军事研究所——富士俱乐部。该俱乐部以台海危机为主要研究课题，搜集与战争相关的资料，每周开一次研究会，并将研究结果汇报给“白团”领导层。

1954年，“白团”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反攻大陆初期作战大纲之方案》，蒋介石大为赞赏。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中，“白团”将领还亲赴前线进行指导。

“白团”为蒋介石培养了至少2万名高级指挥官，富田直亮更因“造育国军英才无数”，而被蒋介石擢升为“陆军上将”，成为台湾地区唯一一名外籍上将。

白团成员，1969年1月3日摄于台北

1968年，“白团”撤回日本，于1969年2月1日解散。

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恳请富田直亮留在台湾，称要“接受白将军的指导”，并再次授予其上将军衔。

真让人不可思议！

中国人民以牺牲3500万人的巨大代价，才把这些恶魔赶出中国，蒋介石却悄悄打开后门把他们引进宝岛，还一力打造成为“英雄”！

联想到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那番被日本人感恩戴德的以德报怨的讲话，“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敌人的暴行，以侮辱答覆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以及冈村宁次描述对蒋的印象“始终带着微笑，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得到蒋介石的以胜利者面对失败者所假装出来矜持与宽容，还有暗藏着的“穷人乍富”的欣喜。可是在他身上，又哪看得到半点民族大义？

蒋介石甚至援引《圣经》上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希望国人“牢记‘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

更有甚者，蒋介石还曾派立法院长张道藩参拜靖国神社，向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恶魔鞠躬、献祭！实在令人齿寒！

蒋介石派立法院长张道藩参拜靖国神社

面对侵我国土、夺我钱财、杀我父母、侮我妻女的恶魔，谁能以德报怨？谁又能不念旧恶并与日本人为善？敢情日本人杀的不是蒋介石的亲人，他才能如此轻松地说出这样的便宜话。他甚至没搞明白孔子不仅反对以德报怨，而且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蒋介石与他的家人

“白团”解散后，那些军官回到日本也没闲下来，多数人成为战后日本所谓“台湾帮”的主力，与日本右翼前军人、战前财阀、政客、官僚等军国主义余孽，组成了一个反共大联盟，继续做着他们当年侵华的“美梦”。

公认的“台湾帮”之祖，是前不久遇刺身亡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此人行为乖张，性情怪僻，时人称之为“昭和妖怪”。岸信介是操纵伪满洲国的五巨头之一，东条英机内阁成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甲级战犯。在美国的支持下，于1957年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

50年代的岸信介

他上台后，多次窜访台湾，与蒋介石商谈“反共大计”。岸信介下台后，鼓动蒋介石放弃在联合国的安理会席位，保留一般成员国席位，试图以退为进，让“两个中国”在联合国成为事实。蒋介石虽然极力反对“两个中国”的论调，但对日本和美国操纵反共、反华、亲美、亲台的政策却持默许和支持态度，为日后“台独”思潮的形成埋下伏笔。

显然，日本人向台湾派出“白团”，成立富士俱乐部，组建台湾帮，绝不是那么好心真要帮助蒋介石，而是其侵华野心在战败投降后的延续。

日本从明治中期就已形成以中国为对外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明治维新后的70多年里，日本发动和参与的14次对外侵略战争，有10次是侵华。

1927年，日本第26任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奏章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扩张纲领。此后，日本加快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先后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继而发动“九·一八事变”，迈出了全面侵华的第一步。

1945年战败投降后，日本贼心不死，时刻寻找侵害中国，毒化中国人的机会。蒋介石“适时”地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两眼冒绿光的日本人岂有不接之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蒋介石学了些日本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技战术，日本则趁机对台湾国民党将领灌输反华、反共以及“台独”思想。

当然，干坏事少不了美国。

蒋介石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都坚决反共，但是又有着分歧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视台湾为其控制亚洲的战略要塞。通过在战后推行“一中一台”政策，支持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阻挠中国的统一，直接导致了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

蒋介石虽然嘴上喊着“只要一息尚存，绝不接受‘两个中国”，但实际上却默认日、美两国明里暗里为实现“一中一台”“两个中国”而上窜下跳。相比国家统一，蒋介石更看重的是自己在台湾政权的稳固和从日、美两国得到的好处，至于影响，他是不会考虑的，或者说可以暂且搁置一边，一如他当年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一样不计后果。

至于美国后来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从事实上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以及加速台湾政权台湾化的种种举动，蒋介石反对过吗？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是拒绝的，怎么可能让“台独”势力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来？

在美国的支持和纵容下，“台独”势力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从与国民党政权分庭抗礼，到如今的民进党取国民党而代之，无一不是美、日等国外势力操纵的结果。国民党这么容易被打败，在台湾几十年的政权轻易易手，皆因蒋介石种下孽根，因此，今日之祸，蒋氏难辞其咎。

1966年3月14日，蒋介石父子参观访台的美国勇往号航空母舰

蒋经国掌权后，发现“反攻”无望，就开始谋划“独台”，即不改变国号的台湾独立。“独台”的政策很快被“台独”势力利用，“台独”分子开始在岛内大肆进行“台独”活动。

起初，蒋经国还煞有介事地抓捕“台独”分子，但在众人的反对声中，他很快妥协了，不仅放了抓捕的“台独”骨干分子，其执政后期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台独”势力在岛内发展而不加管束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自由”“独立”的民进党才有了生存土壤。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执政台湾省，从对“台独”的手段疲软到公开支持“台独”，在台湾实行“去中国化”，说明台湾已经从两蒋时期的威权统治的社会，转型成为一个所谓的“民主”社会。

可是台湾的“民主”，只是模仿了西式民主的皮毛，是美、日野心家与“台独”分子操纵下的畸形产物。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发育不良，只能沦为阴谋家们对抗中国大陆的工具而已。

时事变迁，中国不再是几十年前积弱已久、任人欺压的中国了，无论“台独”分子如何上蹿下跳，反华势力如何搅弄风云，不仅改变不了历史走向，反而会加速祖国统一的进程。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相信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远。届时，蒋介石如地下有知，不知是欣慰还是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