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是明清之际重要的政治人物，更是艺术史上的大家，在诗文、书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学术界对王铎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而在日前出版的《王铎的庚辰岁月》中，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张颖昌先生立足新发现的王铎诗文手稿真迹，填补了王铎研究的诸多空白。而以庚辰为视角的研究思路，也进一步拓展了王铎研究的学术视野，极具开创价值。
新黄河记者专访张颖昌先生，请他讲述《王铎的庚辰岁月》背后的故事。
张颖昌
尘封在博物馆库房的稀世手稿
很多事情，仿佛前缘注定。
2014年，张颖昌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博士毕业，进入山东博物馆工作。2017年，在库房做甲骨文摹本时，他无意中发现了《王铎诗文手稿册》真迹，“煌煌万余言，书迹飞动恣肆，震人心魄”，细细察看，张颖昌发现，这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曾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先生于新中国成立前购得，于二十世纪50年代入藏山东博物馆。王献唐先生曾跋数语，言“册内各诗类在未仕清前所作，正明亡漂泊流离之际也”，然未及深研。此后博物馆屡经搬迁，文物也转运数次，这一手稿真迹也就深藏于库房了。
“此稿自明末离乱散佚，至今已有三百八十余年的时间了。此间虽数易其手，但知者不多，问津者也就更见其微了。有缘邂逅，适我愿兮，捧读手稿，感慨遂生。”张颖昌觉得，这或许是自己与王铎的缘分，“世事隔尘，我今来默对拜观。既如此，我也就有义务将其整理刊布出来”。
张颖昌于是将所有手稿全部扫描出来，置于案头，决心对其进行全面的释读和断代。然而这一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断断续续做了两年多时间，“王铎好用古字，且稿草涂抹修改处颇多，释读本就颇费力气了，而手稿中可兹依据的断代信息更是散乱驳杂，一时难以措手。”此前，张颖昌对王铎多停留于书迹的感性认识上，“至于能在时代坐标中观照其诗文、履历和悲欢思虑，将之作横向与纵向的勾连，的确是有许多功课需要去补的”。于是，他开始系统整理王铎的传世诗文书画，梳理其年谱资料，并大量阅读明清之际的历史文献，渐次厘清了这一批手稿的前后关联，也将关注的点集中在了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
王铎的这批手稿，自入藏山东博物馆以来，一直未经对外发布，在整理过程中，张颖昌日益发现手稿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弥足珍贵，“手稿包含了大量新发现的信息，能填补王铎研究的诸多空白点。通过对手稿的释读断代，可以发现：除了一件请求致仕归养的草稿是写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己卯秋冬外，其他手稿均是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所作。这批手稿不仅可以补充王铎在这一庚辰年的行迹事略，还能纠正以往研究断代工作中的个别疏谬。在此基础上，借助以往年谱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重新建立起王铎在庚辰这一年的叙事框架，同时也使庚辰年视角下的王铎和晚明文化研究成为可能。”
山东博物馆藏王铎诗文手稿
庚辰这一年
如同《万历十五年》以一年为时间线索展现当时的历史情境一样，在《王铎的庚辰岁月》中，张颖昌也希望能立足于新发现的手稿，将王铎在这一年中的行迹、心迹和历史情境呈现出来。“审视王铎的一生，我们可以依时序线性展开。每一个时间段既有其相对独立性，又与其他时间段环环相扣。将研究的视角定位在某一年，既有助于我们更为详尽地了解王铎的行迹交游，观照他的内心思虑，又可以承上启下，在完整的人生视角下去找寻隐藏其中的因果机缘。”
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王铎四十八周岁。这一年是他的本命年，也是他在晚明政权供职的最后一年。张颖昌认为，从他一生的角度进行审视，这个庚辰年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一年，在倦怠失意中开启。自崇祯十年（1637年）冬日返回北京，王铎一改往日游离于党争之外的处事作风，在朝堂上言辞激切，站在了当政者杨嗣昌、薛国观等人的对立面，也因此遭受了被降三级的处分。此时，连丧两女、疾病缠身也让王铎备受打击和煎熬。国事、家事、身病叠加，对仕途倦意深重的王铎接连三次上书请求致仕归养，但都未获批准。进不能，退无望，在自己的本命年到来之际，王铎决心韬光养晦，将自己置身于政坛争斗的漩涡之外。
这一年的春、夏、秋三季，在京的王铎淡于政事，将大把时间用在了访僧问道和诗酒游历当中，并对僧、道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
这一年王铎的仕途出现转机，他沉浸在升职的喜悦中。崇祯十三年(1640年)九月二十二日，王铎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升职，且到南京任职，带给他莫大的人生欢喜，也昭示着他与南京不解的悲喜之缘。
这一年，在归乡、奔丧和移居中落幕。初冬，王铎踏上了归乡的路途，兵火遍地，凄凉满目，归途充满了艰辛。十一月二十八日行至怀州，王铎听闻父亲去世的噩耗，随即去职丁忧，归乡也成了奔丧。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已是庚辰岁尾，家乡已不可居，于是王铎举家搬迁到黄河北岸的怀州避乱。这次移家也开启了王铎三年多的漂泊避乱生活。
张颖昌说，虽然王铎渴望林泉间的隐逸生活，但他也无法放下对仕途进阶的期望。甲申国变后，南明政权一声召唤，他就毅然决然地奔赴而至了，并官至次辅，到达了人生仕途的顶点。“但是只在一年之间，谁也未曾料想，人生就由顶峰迅速滑至低谷了。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弘光帝和首辅马士英出逃，还蒙在鼓里的王铎成了替罪羊。他被不明就里的南京市民擒住，群殴至“须发尽秃”，所幸被友人移入狱中才得以保全性命。两天后，王铎列名文武迎降清军。耻辱、绝望、悲愤、哀叹……他成了自己曾经最为鄙视的人。而这其中的际遇，我们都可以在庚辰年中找到端倪。”
山东博物馆藏王铎诗文手稿
面对历史人物，需要“共情”而非“审视”
2019年，张颖昌开始对王铎的这批手稿做录考研究，陆续写了十几篇个案文章，并最终在恩师王元军先生的建议下，写成了《王铎的庚辰岁月》这一专著。
也就是从2019年开始，张颖昌的脑海中时时萦绕着王铎的身影，“与之晤对俯仰，梦寐间也时时相遇。彼时王铎与我年龄相仿、心境易通，我也就对他的悲欢喜乐产生了诸多共情。生逢鼎革之际，王铎虽然一直小心处世，但被裹挟在历史的巨轮当中，最终还是陷入了人生的泥沼，荣辱浮沉俱尝。从这个角度而言，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这种复杂不仅体现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更体现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我们以庚辰为视角来审视他人生中的诸多因果关联，循着时光的轨迹去贴近他的内心，并试图与他共情。我们无意去臧否人物，只是尽可能地去贴近和了解他。”
张颖昌认为，艺术史研究必须重现历史人物的日常，我们需要去做大量细致的工作，但无论怎样细致都不为过。“尽管时光久远、世事蒙尘，许多细节已无从寻觅了，但随着每一点新材料的发现，我们都可以补充更多细节，使这一框架更加丰满，使更多散乱的信息得以串连成线，使叙事脉络更为清晰”。
张颖昌是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同时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国家进出境文物（书画）责任鉴定员、山东省文物鉴定中心文物鉴定专家，《王铎的庚辰岁月》让他对书画鉴定和研究也有了新的体会，“对于书画鉴定而言，仅仅停留在主观的艺术感动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要更深入地理解书画作品，必须关注这些作品诞生的历史时空，关注艺术家在特定历史时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
对于张颖昌个人的学术研究而言，《王铎的庚辰岁月》显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此为基点，将研究关联到更大的时空跨度，并不断向更深处引入，这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张颖昌认为，王铎是明、清之际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人物，能勾连起庞大的文化群体，具有重要的坐标点意义，“进一步以此来切入明清书画研究，当然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径”。7月22日，由他策展的“晚明书风展”将在山东博物馆开展，如同将王铎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去凝视一样，他希望“晚明书风展”也能让观众经由书法而进入历史，因为“书法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会给我们更多启示”。
记者:钱欢青编辑:徐征校对: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