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大特务集团里，戴笠最有名，郑介民和毛人凤出现次数也不少，不过都是这两人的内斗，引来军统内部的人事倾轧，特务头子就是这样，不仅在外面斗，在内部也斗的死去活来。沈醉这个特务头子，从功德林出来，写了沈醉回忆录，把自己的罪行，轻描淡写的划过去，却主要写自己的功绩，那真是不脸红。 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长戴笠在决定前往上海的途中遭遇不测。 戴笠是国民政府秘密警察的头号人物，以其严密的情报网络和无情的手段著称。当天，尽管天气恶劣，戴笠仍坚持搭乘由青岛沧口机场起飞的飞机前往上海。这架专机在当天中午前后起飞，却在1时06分后与地面失去了所有联系，开启了对戴笠下落的搜寻。 3月18日晚，军统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刘启瑞在浙江岱山发现了飞机残骸。调查人员在现场发现了焦黑的尸体，通过尸体口中的六颗金牙及腋下的衣物残片辨认出这是戴笠。此一事件对于蒋介石及其政权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蒋介石本人在南京亲自主持了戴笠的葬礼，并将其灵柩从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护送至紫金山灵谷寺安葬。 戴笠的意外去世导致军统局内部权力真空。蒋介石很快指定郑介民接替戴笠成为军统局的代理局长，同时，毛人凤和唐纵也被分别任命为副局长及警察总署署长。表面上三人关系融洽，实则暗流涌动，各自试图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 郑介民，出生于1897年的广东文昌，是黄埔军校第二期的毕业生。他在苏联学习期间，深造了政治经济学，回国后先是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后加入中华民族复兴社，并迅速崛起为复兴社特务处的副处长。郑介民不仅在军统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蒋介石的亲信之一。1943年，郑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负责安保工作，并在会后不久晋升为陆军少将。 戴笠去世后，郑介民的晋升可谓顺理成章，他的领导下的军统局继续承担着国民政府的情报收集与内部安全的重任。同时，军统局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日趋激烈。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各自为首的派系相互角逐，各地的下属也纷纷寻求靠山，形成了以广东派、江浙派和湖南派为主的三大势力。 毛人凤，生于1898年的浙江江山，他从沪江大学毕业后，他进入黄埔军校深造，虽因健康原因短暂休学，其后的政治与军事生涯却是显赫一时。 1935年，毛人凤的政治生涯得以起飞，他加入了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复兴社特务处，初任武昌行政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股长。随着复兴社的扩编成军统局，1938年，毛在戴笠的提拔下担任调查统计局副主任秘书，实质上掌握了该局的实权，尤其是在郑介民名义上担任主任秘书而实际不到职的情况下。 1941年，毛人凤进入中央军校高教班学习，并成为蒋介石的门生。戴笠遇难后，蒋介石更是委以重任，任命毛为军统副局长兼主任秘书，尽管他的职位仍然位列郑介民之下。 唐纵的生涯同样充满传奇。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酃县的唐纵，1928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他的职业轨迹也与情报和政治紧密相关。1930年，唐纵加入复兴社担任情报处主任秘书，不久后升为总社副书记。 唐纵出国经历，包括担任民国驻德使馆的副武官，更显其外交与情报工作的能力。回国后，唐纵被蒋介石任命为警察总署署长，此职位使他成为了蒋家父子信任的核心圈成员。至1946年，随着军统局更名为保密局，虽然唐纵的直接职务与保密局无关，但他仍全面掌握了民国警察系统，被誉为“警界之父”。 赴台湾后，唐纵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先是负责改编赴台特务人员，后成为总统秘书长，甚至还担任了大民银行董事长。 20世纪中叶的中国，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军事统计局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两个组织虽然共同为国民党服务，但他们的权力斗争及内部运作各不相同。 中统由陈果夫和陈立夫掌控，两兄弟与军统的头目戴笠关系紧张。戴笠在世时，军统能与中统抗衡，但戴笠1946年意外去世后，军统开始走向衰落。戴笠去世后不久，军统的新任负责人郑介民尽管刚上任就面临重大决策，但他对军统的精简并不反对。相对于军统的其他高级成员，如唐纵只是想从中谋取私利，郑介民的立场则显得较为务实。 军统原有的大量人员和机构在短短几个月内经历了大规模的撤销和合并。原本高达十万人的机构被精减到仅剩两万余人，这些留下的大多是抗战前的核心成员以及抗战期间经过特训班正式训练的基本成员。同时，为了减轻经济负担，还对数千名牺牲特务的家属进行了一次性的经济处理。 1949年戴笠老友胡宗南和宋子文的建议下，蒋介石重组军统为保密局，意图让其洗心革面。保密局成立之初，原军统的权力争斗依旧存在。毛人凤和郑介民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尤其在郑介民常驻北平而不过问保密局事务时，毛人凤独揽大权，其行为方式狡猾而又残忍。 毛人凤以其独特的手段，逐步积累权力。他鼓励部下送礼同时煽动特务家属在寿宴上制造混乱，大大损害了郑介民的声誉。最终，毛人凤成功将郑介民排挤出权力中心，自己上位成为保密局局长。
来自 伍立杨著. 兵谈[M].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