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林玮

《默杀》展示的是暴力，而讨论电影中的暴力问题有一个既定视角就是“暴力美学”。所谓“暴力美学”是指对暴力富有技巧性的艺术渲染，它不会使观众产生心理或道德上的不适之感。作为电影风格的暴力美学主要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的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近年来已趋于平缓。

《默杀》显然不属于传统暴力美学的表征范畴。它没有对暴力的艺术性渲染，而是将暴力近乎赤裸裸地展示于观众面前。用导演柯汶利的话说，就是要让“你在电影里感受到痛”。为什么要让观众感觉到痛呢？因为导演有很强的社会介入意识，其片名为“默杀”，就意在提醒观众面对罪恶不要沉默，因为沉默本身也是“杀”的一部分。暴力美学没有这么强的道德责任感，而《默杀》有。在这个意义上，《默杀》可以说带有“后暴力美学”的意味：暴力重回社会意义层面。

可是，在《默杀》中，暴力的道德责任感是践行于虚空的。电影虚构了一处太平洋岛国的华人社群，用暴雨、海啸、垃圾、危房、滴水等符号构建出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形象，那里的警察几乎没有象征与维持正义的能力，校长人品低劣，看似德高望重的精神领袖方老师“也只是个人”，公益组织“共建慈善会”与学校勾结卷入罪恶之中。所有代表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公共机器”都形同虚设。于是，社会的正义只能诉诸个体行为——李涵自私掩埋了丈夫的尸体、林在福凭一己之力杀了四个霸凌女生、小彤靠着自己高超的智商和精巧的设计逃出“禁锢”、女儿失踪后的家长只能在校门口发传单寻人……以及《觉悟》等“精神鸦片”。

也就是说，《默杀》的暴力缺乏现代伦理基础。它想要倡导社会迈向人人都能发言、出力的理想状态，一如其出品公司名单中那家极为抢眼的“上海最坚持正义电影有限公司”之名，可它的实现这一价值的工具竟是“一把榔头”带来的私刑，或是如方觉众替林在福挡刀、戴国栋为救小彤而狠狠摔碎摄影机时的激情善意。在电影中，身受创伤的李涵、林在福、小彤、惠君等人没有得到任何现代社会支持系统的救济与援助，连徐妈虔诚信仰的慈善会和现代出版物《觉悟》都不过是幌子。这就消解了现代社会体制化正义的可能性，抽掉了本该作为“后暴力美学”伦理基础的公共信任，使观众回到缺乏没有制度设计的前现代社会中。

《默杀》带来的痛感和爽感都是显豁的。只是，它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前现代的“飞地”之中，每个人都会问一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而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默杀》也只是“默杀”，大家只不过在电影中重温一次沉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