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4年8月4日凌晨2时33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政道，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8岁。

“8月5日中午我听到消息时非常震惊、悲痛。就在不久前，我还听李政道先生的儿子说起，老人家身体还不错。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难接受。”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他想起了40年前第一次见到李政道的情景。李政道来南京大学作报告，当时还是大学生的王贻芳虽然在现场听得不是很懂，却在心中种下了高能物理的种子。他买了一本李政道写的《场论与粒子物理学》，在人山人海中排队等待签名。

[他的贡献不论怎么描述都不为过]

在王贻芳看来，李政道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既让人敬仰，也让人感动。

无需赘述的是，李政道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发现，在物理学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改革开放后，李政道成为中国科教事业的一位有力推动者——从发起并亲自组织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到提出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力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建立，到以他和已故夫人秦惠䇹的名义设立“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

王贻芳感佩不已：“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其中一件事就很了不起，李政道先生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的贡献不论怎么描述都不为过。最感染人的，就是他对中国科教事业的无比关注和坚定推动。”

令王贻芳感动的是，“李政道先生品德高尚，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个人的利益。”

[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李政委”]

“物之道：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这首诗的作者正是李政道，如今被镌刻在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一座名为“物之道”的雕塑上。半个世纪以来，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李政道做出了无人可以替代的巨大贡献。

1972年9月，李政道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首次提出中国应考虑建造一个小型正负电子对撞机。1973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应运而生。

在几乎完全没有基础的中国，建设亮度比SPEAR（曾助力获得两个诺贝尔奖的加速器）高一个量级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时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大家都亲切地称呼李政道先生‘李政委’，有事就找他。”王贻芳说，李政道先生押上了自己的声誉，花了很大精力推动和组织美国能源部所属的五个国家实验室在物理、技术、工程、人才上支持和帮助中国建造加速器和探测器，并亲自参与各种讨论，协助发现和解决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

1979年，李政道访问高能所。

“回过头看，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是当时所能做的一个最好的决定。首先科学意义重大；其次造价低，一台8.8亿元的设备让全国近千名高能物理学者用40年，是极为划算的。第三是技术含量高。”王贻芳说。

2003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在大亚湾建造一个中微子探测装置。李政道知道了以后并未立刻表态，回美国后，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阅读文献，找国际上的相关专家研讨，并与美国能源部科学局高能物理办公室沟通。最终他在2004年表态支持这个项目，并强烈支持中美开展合作。

2012年3月，大亚湾实验组获得首批数据，确认了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模式的存在。这项成果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2012年十大科学突破之一。我国的中微子实验研究从无到有并走到了世界前列。

“没有李政道先生的帮助，我们不会这么快取得成果，或失去先机成为后来者。”王贻芳说。

[和他相处不经意就会学到很多东西]

“李政道先生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但做起事情非常脚踏实地，考虑问题非常周到。说起来，别人恐怕不太容易相信，但他是真做事。”王贻芳说，如果拥有李政道这样的声誉，又上了年纪，很多人可能不会再亲力亲为，但李政道先生一旦认准了就会全力以赴，把它当作自己的事。

出生于上海的李政道说话软糯，为人谦逊、和善、儒雅，无论是对科学还是生活都充满着热爱，“和他相处，不经意就会学到很多东西。”

当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模式被发现，李政道第一时间发来了贺信。“先生竟然在贺信中称呼我‘贻芳兄’，对我们这些晚辈表达了‘最热诚的恭贺’，让人感到特别不好意思。”

王贻芳至今难以忘怀，2007年6月的一个深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北京谱仪超导磁铁研制成功。研制大型超导磁体的难处在于，只能在全部制造完成后测试，如果有问题也无法修改。李政道当时正在一个晚宴上，获悉喜讯后当场表示要去看看大家。“我们都很感动，其实他口头表达一下就行，当时已经81岁高龄的他深夜11点来到现场，给了大家莫大的鼓舞。”

李政道先生（左三）亲临超导磁体研制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