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是“经邦”、“经国”、“济世”、“济民”的综合和简化。古汉语中的“经济”一词最准确的含义是“经世济民”，也就是所谓“治国平天下”的意思。“经济”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概念：古汉语中的“经济”包含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充满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内涵。春秋时代管仲就是一位善于经邦济民的“经济学家”：他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也构建了和谐的社会秩序。
管仲治国有两个原则：一、稳定压倒一切；二、先富民，后强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先构建一个民众生活富裕和谐稳定的社会。一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和谐呢？怎么样才能稳定呢？管仲认为：分业管理是要点。他把老百姓分成四个类别：士、农、工、商。这四类人之间职业不同、收入不同，所以他们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也容易使人见异思迁导致社会混乱。因此管仲首先推行了四民分业、三国五鄙制度。
让士、农、工、商四民互不杂处，各归所属，父子相袭，安居乐业。四民中士、工、商三民居于国都，农民居于郊野。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家和高家各管五个乡。国都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就是“三其国”。每级各设官长，各负其责，每年正月乡长向国君报告治理情况。
对在郊野的农民则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这就是“五其鄙”。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每年正月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这样就使全国形成了统一的整体。这一套管理方法简称“分居”和“定业”：“分居”不是如今的夫妻分居，而是四业分居，好处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定业”就是父业子承，促进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和技术化。
这样的社会管理体系十分科学，因此成为其后各个朝代的范本。令人敬佩的是这样的管理体系并不是户籍制：并不限制人口流动，更没像后来的秦国那样搞成连保和连坐。这种人性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完全符合管仲以民为天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勤俭节约是齐家治国的根本。正所谓“历览国家兴亡事，成由勤俭败由奢”：千百年来甚至延续到今天上至国家下至个人每一个中国人都在拼命为子孙后代积攒财富。
相比之下西方人却在大玩借款举债的经济模式。我们的人民远没美国老百姓富裕，可我们却当了美国最大的债主，以致于有人开玩笑说：“每个大手大脚的美国老太太的背后是十个中国老太太积攒了大半辈子的财富被其挥霍”。莫非世间还有越节俭越贫穷，越奢侈越富裕的道理吗？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经济流派：一派是由苏联传入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是改革开放后由西方传来的西方经济学。
首先这两派的立论基础就不同：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是劳动创造价值，认为商品的价值来源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者的劳动；西方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是交换创造价值，认为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创造出商品的价值来。换句话说商品的价值不取决于物本身，而取决于有没有人主观上愿意交换。这就好比对一个不玩游戏的人而言游戏装备分文不值，可对职业玩家而言就愿意用真金白银去买。
我国古代传统的儒家学派的经济观点与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一样的立论基础上的。这种立论认为财富是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因此要勤劳创造，同时要节俭、避免浪费。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如果劳动创造价值，那么为何有人一毕业就失业呢？当然有些人是怕苦怕累不愿劳动，所以宁愿在家啃老。可也有人愿意用劳动改变自己的生活啊，为什么还会出现就业难的现象呢？
因为他们的劳动和用人单位需要的东西不合拍，于是就无法达成劳动力的交换。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卡尔马克思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他曾说道：“商品的销售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这就是说商品的销售（包括为人打工出卖劳动力）就像玩超级马里奥跳过去了前途光明，没跳过去回到起点从头再来。如果我们以”交换创造价值“的论点来看待财富节俭就不一定是好事了。
因为交换创造财富嘛。如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鼓励扩大商品的交换流通就会带来财富增值，因为大家都在交换中获得了自己心中真正想要的东西，大家从中获得了满足感和获得感。管仲在人们对自身经济活动的认识还相当蒙昧的年代就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洞察了人类经济发展最原始的规律——那就是一切经济活动归根到底都离不开人的消费。现代人认为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但投资与出口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
为此管仲写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千古奇文《侈糜篇》：大张旗鼓鼓励消费鼓励奢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主要最关键的还是老百姓普遍缺乏安全感。人们积攒财富不是为了消费，而是没钱在手里攥着就心不安。管仲的对策是建立健全遍及全国城乡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管仲的福利制度一共分为九种：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振困、接绝。
管仲在齐国每个城市都设有“掌老”官。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一个儿子免除兵役，而且官府每三个月还送一次肉；八十岁以上的两个儿子免兵役、每月有肉送；九十岁以上的天天有酒肉送。所有老人去世都由国家负责丧葬费用——这就叫老老。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幼”官。对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有三个小孩的就可以免除征收的布帛；五个小孩的政府配备保姆、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到孩子长大——这就叫慈幼。
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孤”官。凡是孤儿有亲戚邻里收养的，那么收养几个就免几个兵役。“掌孤”官定期了解孤儿收养情况，必要时进行救助——这就叫恤孤。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养疾”官。对那些因为各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可以住进国家设立的“疾馆”生活，由国家负责养活，直到去世——这就叫养疾。每个城市都设有“掌媒”官负责撮合鳏夫和寡妇，给他们分配田宅、提供工作——这就叫合独。
所谓问病就是凡士民有病的由官府来加以慰问：九十岁以上的每天一问；八十岁以上的两天一问；七十岁以上的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重病的向上报告，国君亲自慰问。所谓通穷就是若有贫穷夫妇没有住处的、贫穷宾客没有粮食的其所在乡里要及时上报。所谓振困就是凶年的时候官府发放仓粮来救济百姓。所谓接绝就是对烈士亲属给以抚恤。仔细看看管仲这些政策不就是要着力打造一个和谐社会吗？
这就是要让作为社会整体一份子的齐国一个个家庭全都美满和谐。在这个社会中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得到关怀，流浪人员得到救助，贫穷之人得到国家福利补贴的教育和医疗，单身之人由国家介绍对象。国家还定期给老百姓发放酒肉让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员。管仲为监督各级官吏了解百姓生活状况制定了所谓八观——就是要从八个方面去监察巡视国家各地的情况。
巡视一个国家的田野观察它的耕耘状况、计算它的农业生产，那么这个国家的饥饱状况就知道了；巡视一个国家的山林湖泽看看它的桑麻种植、计算它的六畜就能区分出贫富之国；观察一个国家的宫室、车马、衣服就能区分出奢俭之国；考察灾年的饥馑情况、计算服役的人数、看看楼台亭阁的建设、计算财政开支的费用就能区分出虚实之国；考察国家的风俗，了解人民怎么接受教化就能区分出治乱之国。
来到朝廷观察君主的左右、了解百官的情况，看朝廷重视什么和轻视什么，那么国家的强弱就能区分出来；根据君主的立法出令和从政治民的情况就能区分出兴灭之国；估量敌国和盟国、了解君主的想法就能确定存亡之国。不仅要有自上而下的巡视，还要广开言路鼓励老百姓自下而上把实际存在的问题反映上来。管仲设立了“啧室”。啧就是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的意思。“啧室”就是当时的信访办。
管仲设立“啧室”的目的是“察民所恶，以自为戒”。啧室门口写着四句话：法简而易行，刑审而不犯，事约而易从，求寡而易足。翻译成现代话就是：法律是不是简明易行？刑罚是不是审慎公正？政事是不是简单而不扰民？税收是不是少而且方便缴交？设立啧室实际上就是鼓励老百姓针对上述问题踊跃发表意见。在当时的齐国直接批评国君过失的人被称为正直之士。他们的意见都会被受理。
通过巡视制度自上而下发现的问题和通过信访制度自下而上反映上来的问题汇集起来就需要各级官员处理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因为官员们的道德素质和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有不同的效果。管仲将每年腊月最后五天定为年终总结。这几天齐桓公会亲自临朝听政议定罚、罪、刑、杀。年终总结之后就是全年考核。每年正月初开始就是齐国的考核期。考核也是五天时间，也由齐桓公亲自进行。
年前年后这十天是齐桓公全年最忙的时候。平时基本不用干活，因为管仲内阁把什么都搞定了。管仲早就拟定好了考核的内容：考核的对象是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考核之后做得好的有赏，最后一名会受到批评警告。这在今天就是末位淘汰。考核结束之后开始法律学习班。新的法令在正月初一向百官颁布，但在初六开始召集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进行学习从而认真领会法律精神。
为什么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要专门有一个学习班？因为他们还要负责把法令传达到各地。学习班结束之后五乡乡师和五属大夫回到各自的管辖范围必须第一时间把新法令公布出去。最难能可贵的是管仲的改革不只针对各级官员和平民百姓，而是要求齐桓公和自己作为君主和宰相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怕的是自身不善，不要怕别人不了解自己。
个人可能会有错误的行为，但是人民不会有错误的评价。总之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善于责备自己的，那么人民就不会责备他。只有不肯责备自己的、认为自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那么人民才会去责备他。所以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强’的表现；修养自身的节操是‘智’的表现；不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是‘仁’的表现。因此英明的国家领导把过失归于自己，而把功劳归于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