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各路说法尽管各有千秋，但大致情节却大同小异。
今天是七夕节，我们不妨重新回溯牛郎织女的故事，从中看到七夕作为女儿节的本质与中国人的浪漫优雅。本文摘自《七夕：星空、神话与异域风俗》，有删节。
爱情的珍贵与离散的忧伤
大概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自己小时候某一年的七夕，听大人们讲起过类似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大人们肯定还会指点着孩子仰望夜空，辨认星星，告诉他头顶上那一条横贯夜空、白波浩渺的银河就是分开牛郎和织女的天河；银河的西岸，满天繁星中最明亮的那颗星，就是织女星；织女星边还有两颗较暗的星星，与织女星鼎足而处，正好形成一个纺车的形状；附近另有四颗暗暗的星星，组成菱形的图案，那就是织女纺线的梭子；银河的对岸，织女星的东南方向，有一大两小一字排开的三颗星，中间那颗明亮的就是牛郎星，又叫牵牛星；牛郎两边那两颗稍暗的星星，就是牛郎用扁担挑着的一对儿女，因此，这三颗星又叫扁担星。“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这样从牛郎织女的故事中，从银河边脉脉相望的两颗明星间，初次领略了爱情的珍贵和离散的忧伤。
一个故事一旦广为传诵，人们就会给它添枝加叶，从而枝节横生，分化出不少新的故事。隋代学者杜公瞻在注释《荆楚岁时记》时，就提到一个故事，称：“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借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中。”杜为隋朝人，这个道书故事或出自魏晋六朝之间，这个故事中的牛郎，跟我们一般人所知道的那位既能干又老实的牛郎，完全是两样光景。他借了天帝一大笔银子当彩礼，娶来织女当老婆，居然想赖账。天帝见讨不回银子，一气之下，就赶他到营室星宿中盖房子，打工抵债。这个故事中的“营室”，也是星名，即二十八宿中的室宿。在夜空中，室宿离牵牛星很近，故事中的牛郎被天帝“驱在营室”之说当缘此而来。
还有一种说法则是将牛郎织女夫妻分离归咎于织女的懒惰。南朝梁时人殷芸在其所撰《小说》一书中就记录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殷芸《小说》已佚，此据[明]冯应京《月令广义》所引）
住在银河东岸的织女原本是一个勤奋的姑娘，因为一年到头忙着给天宫纺织云锦天衣，头也顾不上梳，妆也顾不上化，年龄不小了还没嫁人，天帝可怜她，就把她许给了住在银河西面的牵牛郎。谁知这丫头出嫁后，一天到晚只知跟情郎耳鬓厮磨，缠绵厮混，丝也顾不上纺，锦也顾不上织。天帝见状，很是生气，命她离开牛郎，回到河东，今后只准许他们一年相会一次。
这两种说法，把牛郎织女的不幸说成是他们咎由自取，却替天帝开脱，自然不会得到老百姓的认同，因此后来也就没有广泛流传开来。
但不管故事怎么变，这个故事的核心，即牛郎织女七夕会天河，是永远不会变的。所有有关牛郎织女的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蔓延。其实，这个故事原本就旨在解释七夕节的来历。民俗学对于这种旨在说明某种风俗的来历或成因的故事，有一个特殊的命名，称之为释源故事，例如将寒食节的来历归因于介子推因为隐居而被焚死的故事，将端午节的起因归于屈原在五月初五这一天自沉汨罗江的故事。这个故事把七夕的来历跟牛郎织女这两颗天上的星星联系了起来。
成为绝响与时光重现
七夕，又名乞巧节，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乞巧的主角是女子，所乞之巧是女红之巧，乞巧节的主角从来就是女性，七夕之神织女其实就是纺织之神。在一些桑蚕纺织业发达的地方，会建有织女庙，庙中供奉织女神，当地的织妇会到织女庙上香、祈愿，农历七月七日举行织女庙会，如山东沂源县有牛郎庙和织女洞、苏州太仓市有黄姑庙或织女庙。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纺织业，是七夕节和乞巧风俗赖以产生和延续的土壤。近世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布”的入侵和现代纺织业的发展，中国乡村传统的男耕女织生活方式迅速瓦解，“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丝绸绣”的场景一去不复返，女性不再专务饲蚕缫织之业，女红针黹之巧也不再是女子最重要的自我期许，以女子乞巧为主要内容的七夕风俗，也就不可避免地因为无所附丽而趋于零落了。
当然，中国地域辽阔，风俗多样，古语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七夕节虽在整体上没落了，却在某些地方顽强地存活下来，而且还过得红红火火，比如广州的“摆七娘”、潮汕地区的“出花园”、浙江温岭市的“小人节”、台湾嘉义县的“游魁星”、甘肃西和县和礼县的“迎巧娘”等。近年来，许多地方过去鲜为外人知晓的七夕风俗被重新“发现”。
这些陆续被“发现”的地方七夕风俗，大多已经被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原汁原味的中国乡土传统而大加弘扬。其实，这些地方的七夕风俗都或深或浅地留下了受异域影响的印痕。广府的“摆七娘”和闽台的“拜魁星”风俗，源于宋代，融合了漂洋过海而来的波斯文化。浙江温岭地区的“小人节”，专为年龄未满十六岁的少男少女举行，当地人在七夕这天供设用竹篾、彩纸扎制的彩亭、彩轿，点缀以各种纸扎的戏曲人物，堪与广州的“摆七娘”相媲美。潮汕的“出花园”仪式，则是为年满十五岁的少男少女举行，七夕之日，孩子们要用十二种花瓣泡成的香汤沐浴、穿新衣、踏木屐、祭拜小孩子的保护神“公婆母”。这两个地方的七夕风俗，主角都是少男少女，而非仅为女子，主要活动是成人礼，而不是乞巧。
七夕乞巧节，滥觞于上古，确立于汉末，酝酿于魏晋，定型于盛唐，到了宋代，来自遥远波斯的异域之风，如同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奏，使其从原来的清扬哀婉的清商曲，一变而为急管繁弦的胡旋舞，成为中国七夕节历史上最为华彩的一章。宋代之后，随着外来因素逐渐融于本土传统，摩睺罗、种生、谷板等新异之物，或者脱胎换骨，成为七夕传统的一部分，为华夏七夕风俗增添了一抹异彩，或者逐渐消失，泯灭于无形，七夕风俗重新由绚烂至极渐归于平淡。历经元、明、清直到如今，宋代的七夕狂欢风俗，除了在极个别地方还遗风犹存之外，那种罗绮满街、举国若狂的盛况，早已风流云散。元、明、清三代的七夕风俗，大致又恢复了中国传统七夕的婉约基调，不过是秋夕月下，小儿女们穿针引线，拜星乞巧，葡萄架下听私语……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现如今，尽管牵牛织女会天河的故事一如既往地在人间流传，尽管每年七夕人们仍会仰望星空、穿针乞巧，尽管天上的织女星和牵牛星依然在水一方、脉脉相望，但是，无论如何，宋代七夕那般急管繁弦的华彩乐章，早已成为绝响，再也不会时光重现。
古典爱情与都市故事
近年来，鉴于喜欢赶时髦的青年人对西方情人节的热衷，又因为七夕节的背后原本就有牵牛织女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有些人希望复活七夕节，并将之重新界定为“中国的情人节”。
一个节日的实质，主要不是取决于它的故事，而是取决于它的风俗。历史上的七夕节，尽管有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尽管有唐明皇和杨玉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风流韵事，尽管历代的文人词客写下了无数情思绵绵的七夕诗、七夕词，民间的七夕，却从来就没有男女交往、恋爱求偶的风俗。七夕节的主题是乞巧，七夕节的主角是女子和儿童。其实，牛郎织女爱情故事所蕴含的意义，也不过是时令转换、秋天开始的消息。七夕，作为秋天的第一个节日，拉开了秋天的序幕，而秋天的戏剧永远是令人伤感的悲剧。袅袅秋风乍起，令人黯然神伤，因此，七夕与其说是情人的节日，不如说是一个伤情的日子；与其说是一个令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日子，不如说是一个自古多情伤离别的日子。
其实，中国原本是有自己的情人节的，它和西方的圣瓦伦丁节一样，不在秋天，而在春天。在古代，包括春分、春社、清明、上巳等在内的一系列春天节日，除了其特有的与农事、祭祀有关的仪式内容之外，无一不是风情摇曳的爱情节日，且不说自古以来那些在春天节日上吟唱的诗篇中流露出来的无边风月，翻翻宋明话本、元人戏文，那些多情的才子佳人几乎无一不是在清明上巳、踏青游春的游戏场上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说到底，万物盛开、摇荡性灵的春天才是滋生爱情的季节。时下一些人炒作七夕情人节概念，初衷是和西方的情人节抗衡，用心可谓良苦，不过，即使七夕节果真借着“情人节”的摩登招牌梅开二度，那也是一个当代的发明，旧瓶子里装新酒，其底蕴不再是盈盈一水、白首相守的古典爱情，而是另一个需要从头说起的欲望都市故事了。
曾随织女渡天河，记得云间第一歌。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禹锡《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
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曾经的七夕节，已经成了一曲渐行渐远的骊歌。
刘宗迪著
东方出版中心
（题图为《鹊桥会》潍坊杨家埠年画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