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记者宋浩实习生杨博悦

南宋灭亡的标志是崖山海战。1279年，南宋军队在这场大规模海战中尽数覆灭。历史评价中，战败被俘到大都（今北京）的宰相文天祥被称为“宋末三杰”之一。而南宋另一个宰相陈宜中，相比之下寂寞得多。

文天祥画像，浙江画家潘絜兹（1915—2002）作品。

1276年井澳之战后，左丞相陈宜中提议带着小皇帝退到占城（位于今越南），他先去“打前站”。去了不久，就发生了崖山海战。1282年蒙古占领占城，陈宜中又逃到暹（位于今泰国），最后死在那里。按照《宋史》的说法，陈宜中有独自逃命的嫌疑。历史真相果真如《宋史》所说吗？如何认识陈宜中？如何认识宋元鼎革时期的历史？

8月8日，“陈宜中与宋元鼎革的历史书写学术研讨会”在温州市召开，来自北京、武汉、台湾等全国各地的学者汇聚于瓯江畔，进行讨论分享。杭州师范大学范立舟、浙江省社科院王宇、华中师范大学林岩、台州学院张呈忠、江西师范大学彭锋、上海师范大学韩冠群等学者做了精彩评议。

本次研讨会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主办、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承办、温州市龙湾区陈宜中研究会协办。

陈宜中其人：面目模糊的宋末宰相

关于陈宜中其人，可靠的传记资料不多，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宋史》。他与吴潜、程元凤、王爚、文天祥等宋末重臣同一卷。

台湾辅仁大学郑丞良教授指出，评论人物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应当回到宋末的时代环境中看待陈宜中。陈宜中作为“开庆六君子”之一，在贾似道倒台后担任宰相，与同为宰相的王爚在政策和意气上争斗不已。指使言官批评对手，是南宋权臣惯用的政治手段，这是时代风气对陈宜中的影响。

陈宜中逃到占城不回来，似乎有临难苟且的心思，与“宋末三杰”相比，大节有亏。但回到历史现场，在宋末遗民的价值观中，陈宜中的流亡并不违背标准。跟随小皇帝跳海殉国的人当然是忠于宋的，不出仕元朝、作为移民活下去的也是忠臣。

重庆师范大学孙继副教授，则指出《宋史·陈宜中传》本身的问题。比如其中“有贾人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这一句，出自南宋周密的《癸辛杂识·陈宜中父》、洪迈《夷坚志》等。（周密此条模仿了洪迈）编写《宋史》的元代史官直接参照这些笔记进行了简写、改写。大大存在“洗稿”的嫌疑。

如此以来，《陈宜中传》的真实性可能要打个折扣。王宇研究员评议中指出，这也是《宋史》整体的问题——成书于元末，只用了2年成书，太仓促，历来被认为是最差的官修史书。与孙继相呼应，南京师范大学潘晟教授指出，与《宋史·陈宜中传》不同，同为元朝人写的《宋丞相与权公传》中，陈宜中更像是一个死难的“陶渊明”的形象。

廖寅教授

湖北大学廖寅教授，从刘辰翁之子刘将孙《题陈、文二相翰墨》一文出发，认为以《宋史》为参考的历史评价和书写，对陈宜中的描写偏离实际。刘将孙与陈宜中、文天祥都有渊源，可信性高。廖寅指出，文天祥因与主将张世杰不和，离开了小皇帝、张世杰、陈宜中等人，去外地带兵。由此，中央行朝、文天祥督府成为两股兵力。

直到崖山之战，中央行朝几乎没留下文献记录，而文天祥督府则留下了大量文献。如众所周知的《〈指南录〉后序》中，文天祥历数自己20多次几乎死掉的经历。此外，廖寅说，被俘的文天祥被元朝礼待，可以写作、可以与亲友通信。这样一来，文天祥系的文献十分丰富，“值得写”也“有的写”。相比之下，同样“值得写”的陈宜中，却“没的写”。两人历史形象的差距，史料多寡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两人都是鞠躬尽瘁的英雄。

浙江大学博士生王泽青指出，不同历史时期陈宜中形象也有所变化，如南宋遗民侧重于追究亡国责任，明代则从党争教训的角度进行反思，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诉求。正如廖寅在总结中再次提到，历史书写总是有扭曲、有改造的。真实历史如何，需要一层层剥开。

上午两场会议聚焦于陈宜中其人的有关考证，下午两场则拓展到宋元易代的历史书写——从中可以看到陈宜中所处的广阔时代背景和社会变化。

范立舟教授评议

陈宜中之后：宋元之际的历史书写

台湾大学方震华教授提供了认识权臣贾似道的新视角。贾似道执政20年间，对宋末政局影响巨大。他既是陈宜中的伯乐，后来也成为陈宜中的政敌。方震华解读忽必烈在1261年和1274年发布的两篇诏书，参照南宋方面的记录，指出贾似道“败盟误国”之说，其实是在1274年才由元政府提出。

这一定性很快得到南宋官员和皇室的呼应。贾似道倒台后，敌对的两个政权，对贾似道的评价为何趋于一致？对于南宋君臣，是想附和元朝，将双方之间爆发战争的原因推给贾似道，以期盼罢兵言和。而元朝则为了强调“背盟”是南宋的过错，以此获得出兵的合理性。在宋朝灭亡后，忽必烈以多种方式塑造自己宽仁的形象，衍生出“本来无意灭宋”的说法。

周思成副教授

清华大学周思成副教授，探讨了南宋灭亡后元朝政治势力的变化。南宋灭亡，大将伯颜率领铁骑踏平江南，厥功甚伟。与此同时，另一个权臣阿马合说服了忽必烈，对于伯颜及其亲信进行了严酷的整肃，清除了伯颜在江南地区的影响力。之后，阿马合又通过一系列政策改革，控制了江南的地区的人事安排，主导了江南经济的政策方向，对元朝江南统治模式的演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场研讨会，30多位学者围绕15篇论文共同探讨交流，切磋琢磨、辩难析疑。次日（8月9日）上午，大家共同走访江心屿、朔门古港，实地考察宋代遗存。

俯瞰江心屿。图源：温州发布

江心屿是瓯江中的一个小岛屿，靖康之变后，宋高宗曾住在岛上禅院。宋末临安城被攻破后，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又曾带着9岁的益王赵昰（后为宋端宗）、7岁的广王赵昺（后为宋少帝）从海上逃到温州，也住在江心屿，向天下发布勤王的檄文。岛上有始建于唐宋时期的双塔、明清时建的文天祥祠堂。

朔门古港是2021年新发现的宋元港口遗址，获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3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学者们参观了遗址发掘现场，城门、古港、沉船，一一诉说着宋代的历史风烟。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成果展。图源：新华社

遗址出土的大量瓷器，呈现了陈宜中所处时代温州港口的繁华。船载着龙泉产的瓷器，从温州港口出海，到达泉州、日本、东南亚乃至西亚。宋元时航海的发达、海上丝绸之路的热闹，让人浮想联翩。

正如研讨会上，浙江大学夏博宇博士分享中提到，陈宜中离开占城流亡的去向，历史上一直有暹罗、爪哇、倭国等说法，缺少史料至今无法确认。但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些说法的背后，反映着中国人对亚洲东部海域、对大海洋的认识的增长。

宋代海上贸易图。从温州等地出发，航路连接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东南亚的占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