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两广总督长麟在广州海幢寺接见远道而来祝贺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的荷兰使团，诗人王文诰在《长牧庵制府带同荷兰国贡使诣海幢寺接诏恭纪八首》中记载了当时荷兰使团在海幢寺的情形：

荷兰贡船虎门收，蠔镜声嚣水上楼。

琛献先传金叶表，翎开还整翠云裘。

龙象花宫涌海幢，桫椤贝树荫清江。

“龙象花宫涌海幢”一句可以看出接待礼仪的隆重气派。这样的接待并非孤例，在此之前一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二月，同样是两广总督长麟，同样是在海幢寺，这次他接见的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二月，时任两广总督蒋攸铦在海幢寺与英国阿美士德使团会晤，海幢寺更成为使团驻所……一座看似平平无奇的寺庙为何会成为乾嘉时期两广总督外事接待的场所？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荷兰政府使团准备赴京祝贺乾隆皇帝登基六十周年，路经广州时，两广总督长麟在海幢寺接见使团。

7月25日—8月24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省文物局联合主办，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承办的“禅风雅意——岭南寺僧书画暨海幢寺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分为“禅林翰墨”“海幢古韵”“交流共融”三个单元，而第三单元“交流共融”为我们解开了这一谜题。

清代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寺院和海丝代表性梵刹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广州成为清朝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外国商贾云集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与城区和商馆区仅一江之隔，又与行商私家园囿相连的海幢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园林景致，逐渐成为两广总督的外事接待场所以及官方指定的外商游玩之地，也由此成为清代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寺院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代表性梵刹之一，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览的策展人、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任文岭告诉南都记者。他透露，此次展览于2021年在广东省博物馆首次展出，3年后赴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在内容策划和展示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和提升，展览增加了国博收藏的相关展品，新增更多的岭南元素，并扩展了中外文化交流内容，突出展示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影响。

任文岭介绍，展览精选岭南寺僧书画的代表性人物及代表性作品，系统梳理其艺术发展脉络和艺术风格，展现岭南寺僧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造诣。又以器物造像、历史照片、经坊刻本等立体展示作为清代广州五大丛林之一的海幢寺的历史沿革、园林建筑与盆景艺术，以及诗教、经籍刻印等方面的文化成就。同时，精选外销画、外文图书文献等展品，以彰显海幢寺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特殊地位与突出贡献。“展览透过海幢寺呈现岭南地区从清代中晚期开始的对外文化交流情况，为考察中国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个案和切入点。”

“禅风雅意——岭南寺僧书画暨海幢寺文化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图为展览现场。

西班牙人订制“海幢寺外销画册”的全球旅行

海幢寺接待了多个重要使团和大量游客，遂成为西方人眼中广州乃至中国最重要的寺院之一，经常出现在西方的报刊、游记以及外销画中，在西方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较高的知名度。策展人任文岭介绍：“在西方媒体和游记里面，海幢寺是他们关注非常多的一个中国寺院，甚至有的认为海幢寺是中国最大的寺院之一。他们对于海幢寺的关注和介绍是多方面的，既有像英国《伦敦画报》（《THEILLUSTRATEDLONDONNEWS》）1858年12月11日刊登海幢寺住持就任仪式，法国《L'ILLUSTRATION》画报1884年刊登海幢寺僧人用斋饭的版画，也有如法国《世界画报》（《LEMONDEILLUSTRE》）1858年2月20日刊登中国外销画画师顺呱绘制的海幢寺风景画、法国《L'ILLUSTRATION》画报1861年10月5日刊登海幢寺山门场景，可以说，他们不仅对海幢寺的僧人感兴趣，也对寺院建筑园林感兴趣。”

英国《伦敦画报》（《THEILLUSTRATEDLONDONNEWS》）1858年12月11日刊登海幢寺住持就任仪式。

不过，在任文岭看来，在诸多海幢寺主题的外销画中，最珍奇的莫过于目前由海幢寺珍藏的《1796年西班牙人阿格特订制海幢寺外销画册》。此册共48开，其中44开为水粉画，每一页均以图解形式用水粉及描金详细描绘18世纪之海幢寺中各庙宇近景及庙宇内所供奉神像。扉页以西班牙文及中文记录其所有者及册页信息，并附折叠式海幢寺全景地图。

据任文岭介绍，该册页为西班牙皇家菲律宾公司首席代表曼努埃尔·德·阿格特（ManueldeAgote）于1796年定制，当时被阿格特带回欧洲之后即引起轰动，其中包括旅居毛里求斯的法国自然学家马塞，并在他1797年8月22日的日记中提到该册页。“西方之审美也在此册上有相应的体现，为突出其色彩及精工之笔，并非选用中国宣纸，而是采用上等英国纸张作画，纸张下亦可见到‘WhatmanTurkeyHillKent’的水印，其绘画之精细程度，远超于其他18至19世纪的一系列外销画作品。”据悉，目前所知类似的海幢寺题材画册还有两套，其中一套于1807年入藏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2011年曾收入《大英图书馆特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精华》中出版。根据相关研究，这两套画册的内容与阿氏定制的画册题材大部分一致，应该临摹自相同的粉本，很有可能出自同一画铺。

《1796年西班牙人阿格特订制海幢寺外销画册》中的“塔殿”，左下角即为鹰爪兰。

“这套外销画册经历了令人回味的全球旅行：200多年前从广州出发，穿越不同时空，因缘际会，跨越万里，最终又回到广州，成为其描绘对象海幢寺的珍藏文物。”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江滢河教授在其《海幢寺外销画册的历史因缘》中写道：“作为口岸文化的精神产物，这套外销画册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中西结合的绘画技法和中西融合的题材选择都传递着不同文明的信息，反映出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此番‘回归’更是海幢寺文化特色的重要体现。”

“海幢寺图书”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阿格特定制的这套外销画册于2023年8月被悉数收入到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广州海幢寺外销画》一书中。商务印书馆编审颜廷真博士从画册的内容入手，挖掘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他认为，“经坊”一幅，体现了海幢寺僧人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非常重视典籍的刊刻和流传。这也使得海幢寺成为清代中国南方的文化中心之一，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796年西班牙人阿格特订制海幢寺外销画册》中的“经坊”。其门外挂有“重来结集”的匾额。

他进一步指出，海幢寺的经坊别具一格，不但印刷很多经书善本，还出版僧人的文学作品。其原因有二：一是清初顺治帝规定可不经过考试随意出家，使出家人增多。二是僧人文化程度高，诗僧很多，海幢寺遂有“诗窝”美称，在文学界形成了“海幢诗派”。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对清廷不满的知识分子和前明官员遁入空门，把诗文之风也带进寺院。到了咸丰年间，为了培养僧人的文学修养，纯谦相益和尚聘请了南海著名文人颜薰来寺教授僧众们如何写诗，使从清中期渐渐淡下来的诗风又兴盛起来。同时，这种诗风又吸引了当地的许多文人来此共同唱和。久经酬唱，逐渐产生了相互传阅、整理成册、印刷出版以扩大范围的需求。于是，各寺院除了出版佛经著作外，也逐步把相互来往的诗文整理编撰成集，印刷出版。这些诗僧雅士们常聚在广州法性寺、海幢寺、长寿寺、黄华寺及番禺雷峰寺，其中又以广州海幢寺成为最经常的集中场所，宛然成了一个“编辑部”和“制作坊”。于是，海幢寺的出版物被称为“海幢寺经坊本”。随着广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大批出版物被运往海外。

清光绪十年（1884）海幢寺刻本《寸心草堂文钞》，李欣荣著。

广东省方志馆研究馆员林子雄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海幢寺是古代广州唯一设有经坊的寺院，其经坊建于清康熙年间，由当时的住持今无阿字和尚创办，今无在其《募化印经坊》诗中云：“砍伐诸梨枣，以寿于世间。”在阿字和尚眼里，只有开办经坊，编辑印刷成书，才能将深邃的经典保存永久，乃至推广流行。经坊门外挂有“重来结集”的匾额，意思是佛教经典和高僧诗文在这里得到汇编成册，印刷成书，广泛流通。海幢寺的经坊主要贮存本寺版片和图书，其他寺庙或民间也有将版片放在经坊保存，这些版片一直保存到民国年间。

海幢寺刻本《片云行草》，是海幢住持释纯谦的诗集，有广东多位名家如张维屏、黄培芳、吴炳南、梁九图、曾照、颜熏、陈璞等人的书法题祠。

林子雄研究馆员介绍，海幢寺作为清代中期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西方具有广泛的影响。海幢寺的经坊也因此引起了西方人士的关注。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首次游览海幢寺时便对经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坊的运作以及将印好的书籍出售或分发给信众的情形给予马礼逊很大启发，他不但想得到一套雕版印刷工具，还亲自学习版刻技术。这位英国人是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清嘉庆十二年（1807）抵广州，在中国活动20余年，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并担任英国特使阿美士德使团中文秘书兼译员。编译第一部《圣经》基督教新教汉文译本，编写《华英字典》，并倡议创办英文期刊《中国丛报》等。1824年3月，马礼逊回伦敦述职，在离华之前他向商馆表示，计划将包括海幢寺图书在内的古籍带回英国，并建议将这批藏书作为礼物提供给当时的牛津或剑桥大学，条件是设立一个中国语言教授的席位，以为着宗教的目的，或其他目的愿意学习中文的人。马礼逊带回去的古籍最终入藏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其中80多种为海幢寺图书。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他于1824年带回英国的古籍最终入藏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其中80多种为海幢寺图书。

据统计，除了英国伦敦大学以外，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有海幢寺图书63种，法国国家图书馆有75种，以及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及东洋文库均藏有海幢寺图书。它们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文献和文物。

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任文岭还补充说，清代广东地区是越南输入中国书籍的重要供应地，目前越南尚能见到的30多种中国印本古籍大多在广州及附近刊刻，出版后通过海洋商贸销往越南嘉定等南方地区，形成“广州刊刻，嘉定发售”的图书产销网络。越南《嘉定城通志》记载，河仙有僧徒“东入粤向海幢寺”求法购书，可见海幢经坊本在越南的影响。“展览中展出的越南福隆寺刻《寒山子诗集》《永嘉集》合刊本，就是越南福隆寺根据海幢寺的板刻印的。”

海幢寺大雄宝殿今貌。

海幢拾遗——

寺院临时当科举考场

清末诗人兼美食家谭宗浚在其《丽村草堂诗钞》有一段自注提到“咸丰庚申岁补行岁科试，时贡院已毁，两首县暂借海幢寺为试院，余亦逐队应试焉。先是粤中笑人痴呆者辄日‘海幢寺考试’，不知竟成谶也。”这里提到了海幢寺在1860年成为咸丰庚申科考的广东考场的往事。1856年至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内的省级贡院和两处县级学宫都因遭受英法联军战火的破坏而不得使用。未遭兵燹的隔江名胜海幢寺便成了临时考场。谭宗浚后来于同治十三年（1874）中了榜眼，步入仕途，再后来他跟儿子合创谭家菜，名震京城，此为后话。

“未有海幢寺，先有鹰爪兰”

在海幢寺内，有一株古鹰爪兰，绿叶婆娑，葱茏如昔，每年6—9月花开，清香扑鼻。这株鹰爪兰相传为明末广州商人郭龙岳自印度携归植于花园中，郭家花园改为海幢寺后，特建棚栏加以维护。故广州有民谚云：“未有海幢寺，先有鹰爪兰。”随着海幢寺成为清代唯一对外国人开放的寺庙，这株鹰爪兰也跟寺里的五树六花一起成为外国人观赏的对象，《1796年西班牙人阿格特订制海幢寺外销画册》中就出现了它的倩影。

今日之鹰爪兰。

清疏飘逸的“素仁格”盆景

海幢寺还是“素仁格”盆景艺术的发源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幢寺住持释素仁酷爱盆景艺术，他擅长因材取势，作品清疏飘逸，尽现自然风貌，而又意趣盎然，在岭南盆景中独树一帜，受到行家推崇，被誉之为“素仁风格”。素仁因而被称为岭南盆景艺术的一代宗师、“岭南盆景三杰”之一。

清疏飘逸的“素仁格”盆景。

广州首家粤剧学校在寺里创立

清末民初，与孙中山、尤列和杨鹤龄被清廷并称“四大寇”的陈少白，与海幢寺也有一段颇深的渊源。清光绪三十年（1904），陈少白与程子仪、李纪堂等人为宣传革命，于海幢寺诸天阁组织粤剧团体天演公司，并创立了广州第一间粤剧学校，著名粤剧演员靓元亨、靓荣、曾三多、白驹荣等均出于该校。陈少白有一次在广州遭清军追捕，在海幢寺得僧人相助，避于寺中的铁粥锅内才得以脱险。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少白征得海幢寺住持同意，将铁粥锅运回江门家中，并在1927年专门修建一个六柱六角形亭子，置粥锅于亭内，命名为“粥锅亭”，以作纪念。

伍家猛虎回头石与潘家石狮

海幢寺南门立有一太湖巨石，嶙峋疏透，高可及丈，矗立在水池中央。因形态酷似一只猛虎蓦地回头，发出长啸，称之为“猛虎回头石”。石呈青灰色，间有白色斑纹，上大下小，飘逸如彩云，又称之“云头雨脚”，是石中珍品。此石原是清代十三行行商伍崇曜以数百两白银从太湖购得，藏置于海幢寺西侧的伍氏别墅“万松园”。后来，伍氏家族衰落，该园逐渐残破。广州被日军侵占后，此石被强夺，准备当作“胜利品”运送回日本。后日本战败投降，才得以保存。后来“猛虎回头石”被放置在海幢寺内，成为寺内一景。

无独有偶，海幢寺还有一对石狮子，雕刻精细，造型生动，原是十三行行商潘家祠堂旧物，后辗转被移入海幢寺。清乾嘉年间，富可敌国的潘氏家族在海幢寺西侧一带建起了潘家大院、潘家祠堂和众多花园别墅。这对石狮子不仅见证了十三行潘氏家族的兴衰荣辱，也见证了广州贸易史的辉煌与落寞。

“猛虎回头石”。

采写：南都记者周佩文实习生梁雅然

图片由广东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