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向阳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令人高山仰止。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源头来自何处？他的书风具有怎样的美学品质，使他最终成为传颂千古的书法巨擘，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唯一圣人？翰墨风流冠古今的《兰亭序》又是如何成为千古一帖、百世典范的？吕文明讲解了王羲之“走上神坛”的历程。
因为创新成为“书圣”
王羲之一生中最重要的书法老师有两位：一是姨母卫夫人，再就是其叔父王廙。
吕文明详述了王羲之的书法渊源和师承：魏晋时期，书法已成为最热门的艺术，士大夫争相竞学，并以此作为来往结交的手段。当时朝中诸臣如卫瓘、张华、索靖、陆机、荀勖等皆善书法。卫夫人本名卫铄，是汝阴太守李矩之妻，取法钟繇，尤善楷书。魏晋时期的河东卫氏是比琅琊王氏家族还要早的书法文化世家。而琅琊王氏从王羲之父辈开始，秉承前代传统，开始大规模研习书法，家族子弟中有成就者比比皆是，王戎、王衍、王导、王敦、王旷和王廙都是书法大家。
卫氏、王氏两家族在书法上还有传承关系，吕文明考证：“卫氏书法家族传承的现象形成较早，从史料所载王导、王廙、王旷书法均受卫氏影响来看，两家必定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在当时也只有联姻才可以实现笔法在家族间的交流与传承，卫氏笔法通过姻亲关系传到王家，这也是魏晋书法世家传承的一种表现。王旷下落不明时，王羲之只有六岁。此前，王羲之有可能受到父亲王旷影响而开始习字，母亲卫氏因出自书法世家，对于家传之法自然谙熟。所以，幼年的王羲之从学书之初便学得当时最为著名的卫氏家法，称得上取法正、起点高。当母亲卫氏发现王羲之学书的天赋之后，她便请自己的同宗姊妹——当时的书法名家卫铄教授王羲之。”
王羲之初学卫夫人，得蔡邕笔法，后又学习钟繇，得其精髓。王羲之在楷书上受卫夫人影响最大，可以说，卫夫人是楷书从钟繇到王羲之过渡的桥梁，从卫夫人开始，楷书古拙的气象进一步消失，而妍美的意味更加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卫夫人是当之无愧的传承轴心，卫夫人之前，书法古意尚存，卫夫人之后，书法一举突破隶意的束缚，开始进入清丽妍美的新境界。王羲之从一开始就抛掉了汉魏旧法，而一味追求风流妍美。卫夫人对于王羲之新法的传授，使王羲之快速走上改革与创新的轨道，并引发了整个东晋书法风气的变革。
王羲之一生中重要的书法老师还有其叔父王廙。王廙曾被任命为平南将军、荆州刺史，是琅琊王氏在两晋间最杰出的书法家。南朝王僧虔《论书》评价王廙：“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廙是个有着十足创新精神的书法家，他的理论探索大大影响了王羲之，王羲之在章草向今草迈进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彻底完成了这一转变，并将今草推向艺术表现的高峰。王羲之成为“书圣”的主要原因就是创新力，而这种创新力主要来自于其叔父王廙。
吕文明在其所著《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一书中，对王羲之的艺术成就有颇多论述：王羲之在草书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系统整理并推出了今草的法则，且进一步创造出今草的范式。为后来的草书发展创造出一种典范，自此以后，草书再也没有越出他划定的审美范畴，即使张旭、怀素这样的草书大家，也是继承王羲之的遗志挥洒笔墨。王羲之的楷书摒弃了隶书的拙意，却又没把楷书引向刻意而为的法度时代，其楷书字里行间秀丽清奇、潇洒自然。在王羲之诸体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行书，他的行书有明显的开山立派之功，他对于行书的开创之功受到历代书家的推崇，特别是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尤其是《兰亭序》爱不释手，倾心追慕。王羲之对书法最大的贡献，是把行、草字体的书写结合起来并融会贯通，“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创制出“新体”。这类作品中以《丧乱帖》最为精彩，就是因为他在书写中能比较好地把握情感，使作品呈现出少有的精彩和壮美。在书写中任由感情流淌，不刻意而为，纯以意行，一派天机自然。王羲之行、草间杂书体的创制是其最杰出的贡献，他还带动了一批人进入到这样的书写状态。在他之后，书坛呈现行草书风的热烈与烂漫。
“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所以，王羲之的书法才能表现出从容不迫的圣人风范，被李世民誉为‘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吕文明说。
兰亭修禊的文化盛事
王羲之一生的经典之作是《兰亭序》，兰亭雅集也因此而成为千古盛事。
“桓温灭蜀后(347年)，总理朝政的司马昱为牵制桓温而重用名士殷浩。殷浩与王羲之交好，朝廷起用王羲之为护军将军。然而，这样显赫的官职对王羲之并没有太大吸引力，不久，他就“苦求宣城郡”。这与他上任之初的踌躇满志截然不同，其中缘由当与他对殷浩的认识及其个人性情的变化有关。殷浩是玄学名士，坐而论道尚属高明，但统军打仗则完全是外行，他两次率军北伐都遭到王羲之的坚决反对，王羲之多次写信劝阻无效，二人在政治上发生分歧。而且，担任护军将军的要职又使王羲之长期受到束缚，无暇翰墨，与他追求自由的性格发生冲突，所以他才苦求外放。永和七年(351年)，会稽内史王述母忧丁艰后，朝廷任命王羲之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这样的安排完全满足了王羲之的愿望。”吕文明讲述了王羲之在官场遇到的困顿和转机。
会稽郡约相当于现在的绍兴、宁波全部和浙东部分地区，物产丰富，地理位置重要，当时成为北方高门大族安身立命之所。自永和七年至十一年，王羲之在会稽为官四载，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兴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四年，著名的兰亭雅集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永和九年(353年)，暮春三月，天朗气清，王羲之与42位名士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成就佳话，而兰亭也由此成为历代文人向往和追寻的文化圣地。吕文明认为，长长的42人名单里却没有王导的后人，彼时王导子孙尚有不少人在朝中为官，且都是书法名家。而当时的庾、谢、桓、郗各家族都有代表参加活动，王羲之的六个儿子也参加了活动，由此能看出王羲之对于王导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王旷之死可能与王导有关。
这是王羲之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酒至微醺之际挥笔写下千古名篇《兰亭集序》，以明丽之笔描绘山水澄澈之美，同时冥想感发，以遣人生苦短的悲怀。《兰亭序》素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正因为自然随意，行书得以气象超然，字字遒媚劲健。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其态行云流水，其根入木三分。王羲之写这篇文字时，已是50岁，书法风格臻于佳境炉火纯青，是他书风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连他自己也难以超越，曾感叹说“此神助耳，何吾能力致”。
然而，水满则溢，欢极则忧。吕文明说：“王羲之在这种巨大的满足和兴奋之余，将自己的性情全部表现出来，行事无拘无束，但凭心意，因此难免得罪他人，这为其后来誓墓去官埋下了隐患。据史料所载，王羲之与太原王述关系不和。王述在家丁忧期间，按常理，作为地方长官又是同宗的王羲之应该多次去吊唁、致祭，王述也很想王羲之去看他，并常常洒扫庭院等候王羲之的到来，以示友好。但是王羲之只吊唁一次，便不再理睬，王述深感耻辱。永和十年(354年)，王述丁忧期满，恰逢殷浩战败被罢为庶民，朝廷便任命王述为扬州刺史以代殷浩。王述一跃成为王羲之顶头上司，开始给王羲之各种难堪。王羲之愤恨不已，派人入京操作分会稽为越州一事，不想其事不成反被泄露机密，遭到时人耻笑。王羲之一怒之下，于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率领全家人在父母墓前自誓，不再为官。”
自此以后，王羲之飘蓬江海，骋怀游目，炼丹修道，于穆帝升平五年(361年)病逝于剡县金庭，终年58岁。
历代帝王“倾心追慕”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誉，除了艺术创作的杰出成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兰亭雅集和《兰亭序》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如果没有兰亭雅集和《兰亭序》，王羲之是否会被后人尊为‘书圣’，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王羲之身后曾被其少子王献之书名所超越，南朝梁武帝首先大力推崇王羲之，但并未被抬到圣人的高度；唐初李世民定王羲之为书界一尊，尤其推重《兰亭序》，使整个社会形成崇王的风气。经过李世民推崇，王羲之已经成为世人公认的第一书法大家，《兰亭序》更被定为千古一帖。李嗣真《书后品》中：‘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可谓书之圣也。’”吕文明剖析了王羲之“走上神坛”的历程。
梁武帝是历史上第一个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成就的帝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梁武帝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虽然仍将王羲之排在钟繇之后，却超过了王献之，这是极大的转变。因为梁武帝的推崇，梁朝兴起了第一波学习“大王”书法的风潮。
为使王室子弟更好地学习王羲之书法，梁大同年间，梁武帝令殷铁石在王羲之书法作品中拓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梁武帝又召周兴嗣，“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将其编成诗文，这就是四言韵语《千字文》。全篇行文流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是我国早期的蒙学课本。
吕文明说，唐初因为李世民痴迷王羲之书法，天下出现搜求王书高潮，唐太宗“尝令搨书人汤普彻等搨《兰亭》，赐梁公房玄龄等已下八人。”据载，唐太宗死后，《兰亭序》真迹被随葬昭陵。文献记载，唐末战乱，昭陵被军阀温韬所盗掘，“其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此外，还有多部文献记载，确有温韬盗昭陵得钟王墨迹之事，但只有《江南余载》提到郑元素曾见过《兰亭序》。元代，刘有定为《衍极》作注时则有了另一种说法：“或云《兰亭》真迹，玉匣藏昭陵，又刻一石本。温韬发掘，取金玉，弃其纸，宋初耕民入陵，纸已腐，惟石刻尚存，遂持归为捣帛石。长安一士人见之，购以百金，所谓古雍本也。”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兰亭序》没有埋藏到昭陵之中，而是埋在了唐高宗李治的乾陵之中。《兰亭序》的下落扑朔迷离，成为千古谜题。然而，这一层层神秘面纱却让王羲之“书圣”的地位更加稳固。
吕文明说：“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淳化阁帖》，这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宋徽宗时，诏令蔡京等在《大观帖》中摹刻《兰亭序》，以弥补《淳化阁帖》不收《兰亭集序》之憾。宋高宗一生浸淫汉魏六朝书法，尤其钟情于《兰亭序》。”到了清代，康熙和乾隆是最后托起《兰亭序》神圣地位的帝王，他们不仅认真临仿，更御书题碑，并亲自造访兰亭旧迹。“在历代帝王和文化精英的推动下《兰亭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王羲之也在这种推崇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唯一圣人。”吕文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