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江宇舟]

2024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已于7月中揭晓，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但与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目前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群众体验存在一定的“落差感”，近年来互联网上也一直存在“又被平均了”的观点。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外贸、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数据，以及其中所展现的新旧动能转化阶段的问题，来客观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以及“落差感”乃至痛感的形成原因，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

一、外贸表现耀眼，各省分布更均衡，后续可能承压

近年来，“三驾马车”中表现最为亮眼的无疑就是外贸，在经济结构调整、贸易战和疫情的干扰下依然茁壮，实现了量质齐优。2023年的进出口总额为41.76万亿元，分别是2019年和2014年的1.32和1.58倍。

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效益也在稳步提升，2023年顺差规模5.79万亿元，分别达到了2019年和2014年的1.98和2.46倍。

2024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仍在持续扩张，仅半年度的顺差规模达到3.09万亿元，已经超过2019全年近1,800亿元，更是2014全年顺差额的1.31倍。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2019年的9.2%上升至14.6%。

图1.12019年以来进出口总额和顺差规模数据

官方曾用“东部沿海占比高，西部东北增长快”来形容我国不同区域外贸的齐头并进。结合各省近年来的数据分析还会有新的发现。

我国进出口总额大于5,000亿元的省份，由2019年的12个上升到2023年的18个。进出口总额突破万亿的省份数量虽然仍是7个，但这7个“万亿省”的合计规模已从2019年的24.21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31.55万亿元，但占比反而还有所降低，也反映出各省份的外贸分布更为均衡。

图1.22019年和2023年各省份进出口总额对比（单位：亿元）数据

顺差规模大于1,000亿元的省份，由2019年的11个上升到2023年的15个，2024年上半年已有9个省份的顺差规模突破了1,000亿元。顺差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的省份，在2019年时仅有苏浙闽粤4省，且苏浙粤三省作为传统外贸大户，顺差规模均在万亿元以上。而到2023年，这样的省份数量增长到了12个，且覆盖了全国东中西部地区，既包括了从山东到广东的全部东部沿海省份，也有鄂、豫、皖、川、渝、赣这样的内陆省份，还有新疆这样的边境区域。

图1.32019年和2023年各省份顺差规模对比（单位：亿元）数据

2024年上半年外贸继续延续了稳中向好的态势，半年度增幅为6.5%，且进出口增速呈现逐季加快的趋势，二季度增长7.4%，较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分别高2.5个、5.7个百分点。

对东盟国家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增幅分别为10.5%和7.2%，甚至对美国也有2.9%的增幅，出口增幅达到4.7%，这还不包括转口贸易，也再次说明美国对华一系列“贸易战”的无力。

在出口商品中，近六成为机电产品，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继续引领外贸增长，高端制造业产品出口势头强劲。民营企业继续保持在外贸领域的引领地位，进出口合计占外贸总值的55%，比去年同期提升2.5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也均有相应的增长[1]。

当然，我们的外贸在形势大好的同时，依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外需增势并不稳固，主要市场合作的持续性有待观察，地缘政治、贸易壁垒、航运价格、汇率变动等干扰因素增多，企业接单履约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都有受到发达国家行政打压的风险。

另外，部分南方国家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外贸企业出口后的回款效率受到影响。还不能排除部分贸易份额是在对象国关税加征前的“突击出口”。笔者在之前的专栏文中已多次分析相关问题。

此外，外贸的耀眼与承压，还折射出另外两驾马车在转型期面临的挑战，我们将在下文逐一展开分析。

二、投资仍在低谷，根源在于新旧模式转化的摩擦

1.制造业投资带动效应增强

2024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3.9%，虽然增长率高于去年年末（2.8%），但依然处于历史较低水平，甚至低于疫情时期的2021、2022年水平。

当前基建、房地产领域依然处于深度调整阶段。为保障发展质量、管控债务风险，上述两项投资在疫情前便已受到调控，增速有所放缓。但在疫情最为肆虐的2022年，为保增长需要，基建投资曾有一波大额投放，增速由前两年不到1%，一跃达到9.4%，系近年来的最高点，随后又开始回落（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分别为5.9%和5.4%）。房地产开发投资则在2022年后每年都下滑近10%。

图2.12019年以来固定资产和基建、房开投资增速对比数据

从区域分布来看，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的省份及产值占比仍在扩大。2019年共有11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其GDP仅占全国的20%多。

但到2023年，已有占全国GDP四成以上的15个省份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至今年上半年，进一步扩大到17个省份，GDP占比已超过全国一半，达到51.39%。即使是广东、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也时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

图2.22019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的省份数量及其产值占比数据

上述趋势的演变和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依然有待观察，笔者认为，根源还是在于新旧模式转化中的剧烈摩擦，不管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还是地方政企的主观参与意愿，过往“大拆大建摊大饼”的模式已难以为继。房开投资的大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

此外，中央对于地方盲目投资的管控也在收紧。今年初更是下达了《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国办发[2023]47号，简称“47号文”），对于中西部12个重点省份的政府投资项目做了更为精细化的调控，明确除重大投资项目和民生保障工程外不得新建，在管控风险的同时，客观上也会限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民间投资积极性依然有待修复。2018年以前，全国民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增速多保持在5%以上，甚至超过10%，2019年为4.7%。自疫情开始以后，虽有2021年的短暂冲高，但整体处于加速下滑的态势，到2023年甚至出现了罕见的增速为负的情况。2024年上半年虽然回正，但依然是近年来的次低值。

图2.32019年以来全国民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增速数据

上半年的数据也显示出投资领域对于单一政策的依赖度偏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提供的数据，在2024年上半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7.3%，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54.8%，比一季度提高5.8个百分点[2]。也就是说，2024年上半年投资增长过一半的原因来自设备更新政策，由此可见其他拉动因素的弱势程度。

当然，我们对于投资也不必过于悲观。当前投资的相对乏力主要来自房地产市场，如果扣除这部分投资，2024年上半年的民间投资增长6.6%，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高达8.5%。

此外，上半年固定投资也不乏亮点，首先就是制造业投资的带动效应进一步增强，高技术产业投资在高速增长中初见回报。

今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5%，增速比全部投资高5.6个百分点。其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57.5%，比一季度提高5.2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主要细分领域中，增长最快的是消费品制造业投资，增幅达到15.8%。这也是对当下消费需求的反馈，整个消费市场并非一些观点认为的一团漆黑。

近年来，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始终保持在10%以上，在目前高技术产业已经颇具规模时，2024年上半年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仍然达到了10.6%，较去年末还高出0.3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1%、11.7%[3]。而与此同时产业投资带来的产出也在不断增长，且增速还在加快。于是出现了投资增速“高位放缓”、产值增速“持续扩大”的局面，投资回报正在不断显现。

图2.42019年以来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对比。

剔除疫情特殊阶段的扰动，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投资与产出整体缩窄的趋势。此外，高技术产业并不只有高技术制造业，还有高技术服务业，但因相关数据未披露，故未纳入图表。如果含上后者，产值规模还将进一步增加。数据

2.传统基建投资仍在发挥作用民间投资也有复苏迹象

即使是传统的基建领域，各区位也都有省份正在扩大基建投资，甚至包括“47号文”列入的重点省份，传统投资仍有空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4%，增速比全部投资高1.5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2个百分点。江浙、京津冀、黑辽、新疆、海南等省份的基建投资增速都超过10%，分布区域涵盖全国。

图2.52024年上半年部分省份基建投资增速对比(单位：%)。

在已公布2024年上半年基建投资增速的22个省份中，14个超过了5.4%的全国平均水平，GDP占全国的近一半。数据

与一些认为“基建到头了”的唱衰观点所不同，笔者曾在前文引用过中国建筑业协会的统计数据，在房地产下滑时，建筑业产值和厂房竣工面积却出现了逆势增长，甚至出现了“地产投资跌25%，厂房竣工涨25%”的情况[4]。

这只是产业扩张拉动基建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不管是产业投资发展、跨区联动需要、民生工程“补短板”、还是包括疫情恢复和其他防灾设施的提升，其中仍有基建的空间。在此基础上，国家带头以增发国债项目定盘，以重大项目带动，为基础设施投资的平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以投资拉动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部分“47号文”列入的重点省份，其基建投资的增速仍然较快，内蒙超过8%、辽宁超过10%、天津更是超过了25%。这也说明相关省份不管是国家安排的重大项目，还是民生设施的改造提升，依然具有相当的空间。何况全国其他地区呢？

表2.1“47号文”重点省份在2024年上半年投资和基建增速数据

虽然民间投资整体仍待提振，但在部分行业和区域上已经出现复苏迹象。

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扣除房地产开发后6.6%的增幅，其他多项指标也能对此佐证：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11.5%，增速比全部制造业投资高2.0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民间投资增长5.8%，增速比全部基础设施投资高0.4个百分点。

民营投资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中非常活跃，在材料加工、设备制造、汽车制造、航运物流等领域也有不俗的表现，这些都表明民间投资并非一潭死水，依然有着激活和挖掘的空间。

目前已有11个省份公布了自己的民间投资增速，GDP占比超过全国GDP总数的1/3。这11个省份涵盖了东中西部，其民间投资增速全部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半数增幅超过5%。其持续性值得关注。

图2.62024年上半年部分省份民间投资增速对比（单位：%）数据

总体来看，直到2024年上半年，我们的“投资马车”依然还在调整期中磨合，传统要素驱动力偏弱、大量省份增速和质量依然有待提高、民间投资尚需提振、政策依赖度较大。

但与此同时，一些积极因素也在产生和发展之中，高新技术的拉动效应开始显露，围绕经济发展新模式所产生的基建新业态正在出现，民间投资已经在部分行业和区域显示出复苏迹象。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整合、产业升级的需要、设备更新和国债支持项目等相关政策的推广，通过市场和调控并举，相信在未来不太长的时期，我们就能看到焕然一新、驱动更强的“投资马车”再一次扬鞭驰骋。

三、消费增幅难能可贵，但部分类别存在“消费降级”现象

从2024年半年度数据来看，消费仍保持了一定规模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增幅为3.7%。部分基本生活类和升级类商品销售良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6%、5.6%。通讯器材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3%、11.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和GDP占比也在缩小。

图3.12019年以来零售增幅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的省份数量及其产值占比数据

此外，消费者也仍保持着对基本面和自身财务状况的信心，根据麦肯锡今年所做的调查，相较一年前，对中国宏观经济表示乐观的人群占比从73%提升至76%，对个人和家庭财务状况的信心同步增长4个百分点[5]。

作为交叉验证，同为外资咨询机构的尼尔森在同期的调查报告中也显示，65%的受访者对未来财务状况持乐观态度，这一比例在亚太地区仅为54%[6]。

图3.2麦肯锡调查显示的居民对宏观经济和自身财务状况的信心程度[7]图表

结合收入和产值来做对比，我们会发现在现有条件下，消费增速已经十分可观。过去十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GDP增速的差异并不大，若干年份GDP增速还会高于收入。结合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历史事实，人均收入的基值偏低，增幅自然也相对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年社会零售品总额的增速还整体高于人均收入的增速，已经能够体现出内需在现有条件下的扩张力度。

图3.32014年以来历年零售、产值和人均收入增速变动的情况数据

与某些观点认为的“居民不敢消费”恰恰相反，我国的城乡居民已经为消费做到了尽可能大的贡献，对比过去十年房价攀升对居民生活的困扰，以及“人均”以下的庞大基数，这种消费力度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最近公布的旅游数据同样能佐证这一观点，即使在就业和收入增长相对较慢的情况下，2024年上半年国内出游人次达到27.25亿，同比增长了14.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2.73万亿元，同比增长19.0%，人均出游花费超过1,000元，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了5%。消费力度不可谓不大[8]。

但如果以消费的增速走势来看，我们会发现消费中存在的隐忧。

2018年以前，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年增速甚至连续超过10%。疫情期间更是出现了下挫与修复的来回拉锯。但从整体来看，近十年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处于放缓的过程，与投资、外贸显示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也说明过去十年的内需驱动是存在不足的。

图3.42014年以来历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变动情况数据

因此，笔者认为，仅在现有的居民收入条件下，能够促进消费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促销首重开源，只有提升居民收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

此外，半年度数据还透露出三个现象有待观察：

一是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网购，在今年上半年占零售总额的比重首次出现下滑。这是否会成为一个持续的趋势？如果就此持续，无疑会放大对相关服务业及人员就业的冲击。

图3.52019年以来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零售总额的比重数据

二是乡村零售额占零售总额的比例在近年来同样出现了下行趋势，2024年上半年占比较2019年下滑了近1.5个百分点。而城乡收入比从2023年的2.39反弹至2024年上半年的2.45，是近年来首次出现反弹。城乡居民的购买力可能出现了进一步分化。

图3.62019年以来乡村零售额占零售总额的比重数据

三是从细分类别来看，粮油食品、烟酒饮料、通信器材等消费品涨势良好，但纺织制品、化妆品、珠宝等非必需品滑坡明显，尤其是家具、家电、建筑装潢等大件商品的增速出现了明显放缓甚至负增长，汽车类商品的波动也较大。从这些不同类别的消费数据来看，确实存在“消费降级”的情况。

综合来看，近年来外贸虽然从疫情中有所修复，部分生活用品和升级类商品增长势头良好，消费者也仍保持相当的信心。但是内需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零售额增幅总体上处于下滑态势，且这种下滑的根源当与居民收入密切相关。网络购物、乡镇购物和大件商品采购都存在退坡可能，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痛感真实存在，已是结构问题

上文梳理了上半年“三驾马车”的表现，整体来看，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逆全球化有所回潮、对立冲突有所升级、国内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中，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已经殊为不易。但宏观数据和微观主体感受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包括笔者自己在内，有不少人体验到日常生活与经济发展的落差，甚至产生了剧烈的痛感。

这种感受的直接来源便是在现有“三驾马车”的动能上。通过上文的分析，与内需紧密相关的投资与消费在增速上仍在下滑之中，甚至在部分细分领域出现了存量规模的下降，其中牵动着一系列就业和信心。

我们作为一个习惯了高增长的后发国家，与各国横向对比，增速常年能够位居世界前茅乃至冠绝全球，但增幅大幅度放缓后依然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更何况，上文列举的不少数据还都是平均数，在平均数以下人群的感受更是可想而知。

而这份痛感的根源正是经济新旧模式的切换还没有完成，笔者在之前《阵痛与希望：中国经济的“破茧”时刻》一文的开篇就已介绍过旧模式的不可持续，却又受到更为急迫的压力，不得不在过去十年有过间歇性的维持和加强，这种“放水”在动能衰减、潮水退去后，又会进一步加剧痛感。

其中大家共鸣最多的可能就是房价，我们都亲眼见证过在一段并不太长的岁月里，父辈们明明还习惯于包分配的住房，一点点长成了要掏空六个钱包才够个首付的“吞金兽”。

笔者统计了若干省份近十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省会城市房价的比值，通俗地来说就是“一年收入能买省会多少平”。比值随着岁月前行而下滑的轨迹，冰冷地诉说着国人越来越买不起房子，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图4.12015年以来城市所在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该城商品住宅均价

如果考虑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会“被平均”，而房价是涵盖核心区与远郊所得出的均价，那么实际情况会比该表所呈现的更为严峻。数据

如上表所示，短短6年时间，人民群众对一些核心城市的住宅购买力就缩水了两三成，而且由于核心区房价增速更快，实际缩水幅度也会相应更大。正如某个网络段子所言，攒下一年的钱哪怕不吃不喝都未必能买得上核心城市的一个卫生间，这种局面对于大家的收入、消费、婚嫁、生育造成的影响，也都被我们所看到了。

而且旧有的以“土地财政”为圆心的发展模式，强调的是重资产、高杠杆、高周转，通过举债方式形成大额资产的快速生成与销售，在这种“快成快销”中，推高的又何止居民负债？地方政府为了加速平整土地、完善基建；地产开发商、建工公司和链条上的其他配套为了加速运营，都有极强的动力去推高自身负债，甚至批量出现了“用A项目融资去开发B项目”的错配。

以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飞涨，又将开发成本和融资规模同步拉抬，继续推高债务率。各个环节把“效率就是生命”拉到了极致，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经济体各部门负债拉满的“盛况”。

可以再回看消费那部分的图表，就在房地产开发与社会融资高歌猛进的时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却一路滑坡，这并非巧合。我们的内需在这时候已经出现了问题，旧模式的挤占效应可见一斑。

图4.22022年国内社会融资占GDP的比值，及其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对比[9]世界银行统计的各部门债务与GDP比率。结果显示，中国的居民杠杆和非金融类企业杠杆都已先于基本面达到了高收入国家水平，如果含上政府融资平台，政府负债也同样如此。因此笔者对近年社融增速出现的调整乃至下滑反而没多少焦虑。图表

高周转的核心在于资产能够快速完成销售。也正如前文所述，我们这套模式能够运转下去的关键是要有源源不断的消费者能够心甘情愿地掏钱购房，乃至全家背负巨额贷款亦在所不惜。可这个模式终归会有尽头，图4.1和图4.2已经在提示着道路的终点，疫情的冲击更是重重踩了一脚，这一轮密集的供地却换不来相应的销售。不是调控导致了旧模式的终结，而是旧模式自身的运行逻辑已经难以为继，调控反而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个进程。

但作为旧模式发展的中军，整个行业已是树大根深，从政府财政、到建筑施工、到规划设计、建材大宗、家装家电……还有做配套融资的金融，不少金融机构贷款中一半以上与地产和城投相关，甚至能超过八成。这其中又涉及到了大量的就业，甚至是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就业。由此对就业和消费市场的冲击也就可想而知了。

表现相对亮眼的外贸也出现了若干结构性、周期性问题，诸如基础制造行业准入门槛较低，面临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国际同行竞争；发达国家掀起的“贸易战”、“科技战”加码，限制市场拓展与产业升级，并波及国内习惯于来料加工的代工商；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市场需求也可能持续下降等。这些问题也都会对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造成影响。

而与此同时，经济新动能还未完全成型，内部同样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譬如前文曾经提到过光伏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60%；“新三样”中一些基础制造加工行业稍有起色便是蜂拥而上、重复投资；部分重要产业的国产化率或者国产渗透率依然不足、核心技术依然有被卡脖子的风险；相关行业的关联度还没有实现当年房地产所达到的水平，互联互通仍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新动能有待释放，增长点规模效应不足的情况下，更多地从存量经济去找增量，自然会导致“内卷”。不仅传统行业在煎熬中被戏称为“煎饼卷大葱，不知向哪冲”，甚至连新兴产业中相对基础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陷入到竞争白热化，也会放大社会焦虑。

此外，正如前文所介绍的，当产业升级向技术密集型过渡的时候，相关产业对就业会有挤出效应。而第三产业本该是这类被挤出的就业人口的最佳承接方。而对旧模式的调控与整顿，恰恰又波及到不少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与占比自2019年以来趋缓乃至回调，蓄水池自己都在流出，对就业的影响可想而知。

图4.32014年以来第三产业就业规模与就业人口占比变动趋势数据

当前的大背景是旧动能出清还在持续、新动能承接有所不足，传导到就业形势这个分战场，就出现了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叠加之势。

即使是就业人群，不少也感受到了本单位在薪资福利乃至工作条件上的压缩，甚至不乏外资品牌退出后，国内经营者接盘后待遇一落千丈的报道。考公人数屡创新高也就成了就业市场痛感的折射。

由此，也就不难看出近年来部分民生领域与经济增长数据体感不符，乃至出现痛感的深层机理，这是经济、产业、消费、就业连同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矛盾叠加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而全球经济的下行、内外市场在增长点乏力下的内卷、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壁垒以及疫情冲击，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痛感。

五、长三角vs.中西部：经济行稳致远需要兼顾发展与分配

对于上文描绘的“结构性痛感”，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应该要有信心，看到这是特定发展阶段所形成的问题。建国以来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曾经出现过客观数据与主观体验存在落差的情况。

如今国内的综合实力比以往强大得多，我们的技术赶超正在全面反攻的前夜，我们的产业已经有了与国际同行一较高下乃至引领之后去争夺主导权的趋势，我们的市场吸引了远比三十年前庞大得多得多的资源，且与竞争对手们存在此消彼长的趋势，这是我们发展最为可靠的基础条件。

另一方面，则是需要对这种因落差产生的痛感，抱以应有的重视，并摸索针对性的解决之道。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发展更侧重于对以GDP为核心的一系列存量与增速数据进行考核，对于经济发展质量、内需培育和获得感等指标的研究和设计存在不足。目前，我们的经济增长依然还在持续，如何更好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填补体验与数据之间的落差，增强发展的韧性与覆盖面，无疑才是考评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利用好发展与分配的相互促进关系。笔者一贯认为，要弥合当前体感与现实的偏差，分配肯定是要面对的问题，但不是光喊分配，甚至去呼喊“经济快车慢点啊，等一等你的人民”就能解决的，这并非是一个缺失性比较的问题。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如果只做存量再分配，而不关注增量，社会在存量分配中反而更可能激化矛盾。我们当前完全有条件在发展中完善自己的分配基础，确保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功。

诸如技术升级下的产业链条完善，带来更大的效益；统一大市场的推动完善，减少不必要环节，压制垄断，提高效率；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通过产业链和配套基建投资，辅以地缘政治布局，实现双循环的良性运转……上述都能在做大增量的动态过程里去解决分配问题。目前全世界有条件做到如此布局的，首推就是中国。

近年在思考上述问题时，笔者还对这种主观体验，以及体验后所形成的行为模式与经济活力有了新的认识。

就以笔者生于斯长于斯的长三角地区为例，虽然产业发达，但是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与地方债务率都位列全国前茅；某些城市的房价可能已经透支未来十余年的空间；外贸产业大量依靠海外订单来料加工；非房民营企业的结构分布中，细分龙头多、领军企业少；长期以来同乡们的求稳心理远超求大、求新、求变。因而在这轮转型期，痛感格外强烈，哪怕是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苏南地区，一到晚间沿街商铺也出现了萧索气象，在夜幕下格外扎眼。网络上的吐槽中，也大量来自这些看似更为发达的区域。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笔者在部分中西部地区，不断亲身体验着更具活力的“烟火气”。这些地方普遍有以下几点共性：产业结构上，或是原料产地、或是核心企业的产业链配套；居民月收入与主城区房价能在1:3乃至1:2以内；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态。反而热闹程度远胜于前者，哪怕是一些政府债务率偏高、甚至出现融资逾期的“网红地区”，依然不会影响到夜市的喧嚣与繁华，甚至不断“翻台子”的商业繁华区，就与烂尾楼相隔一个红绿灯。

这些场景都在生动地提示着我们：只要能在获得感上有一些基本的保障，内需就能够被不断释放。而经济成果不只是积累，更该是共享，只有建立在获得感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感谢我的老朋友@wildthinktank对本文的数据支持）

注释：

[1]海关总署：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6.1%，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425/5982208/index.html，2024-7。

[2]翟善清：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调结构提质效持续发力，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7/t20240715_1955614.html，2024-7。

[3]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等九大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4]阵痛与希望：中国经济的“破茧”时刻，https://www.guancha.cn/jiangyuzhou/2024_07_13_741356_s.shtml，2024-7。数据分别见中国建筑业协会发布的2021年和2023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

[5]麦肯锡，2024中国消费趋势调研：预期谨慎存在潜力，2024-5。

[6]尼尔森，2024中国消费者展望，2024-4。

[7]麦肯锡，2024中国消费趋势调研：预期谨慎存在潜力，2024-5。

[8]文旅部：2024年上半年国内旅游数据情况，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tjxx/202407/t20240726_954368.html，2024-7。

[9]世界银行：RealEstateVulnerabilitiesandFinancialStabilityinChina，2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