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张嵚]

一、“国际笑话”冤不冤

甲午战争里的败仗不少，但败成“国际笑话”的，首推甘肃宁夏镇总兵盛军统领卫汝贵。

照着《清史稿》、《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光绪朝东华录》等史料的说法，这位在甲午战争里统帅六千精兵的淮军老将，上了战场后还没碰上日寇，就收到了妻子送来的家书。其妻在家书里谆谆教诲，劝他在战场上该摸鱼就摸鱼，千万要保命。收信后的卫汝贵，也果然不负妻望，在战场上一溃千里。就连这份私密的家书，都落到日寇之手。被日寇拿来大肆宣扬，简直丢脸到家。

“洋相”出到如此地步，确实是神仙难救。败退回国的卫汝贵，又被满腔怒火的晚清群臣们，扣上了“克扣军饷”“纵兵抢掠”“贻误大局”等大罪，最后数罪并罚，于1895年1月16日下午四时被押到菜市口问斩。

到了他身死十多年后的民国年间，卫汝贵家乡的地方志《皖志列传稿》里，还把那封娱乐了日寇的“卫汝贵家书”照单全收：“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这下更坐实了这位“妻宝男”的草包形象。一百多年来，说起此人的结局，好多稍微了解些甲午战史的朋友，都会痛骂一声“该”！

可若是细较真下历史，就会发现这桩“国际笑话”里，好些细节竟错得离谱。比如那封在《清史稿》的记载里，闹出“国际影响”的“卫汝贵家书”，在日寇的史料里却是根本不见踪影，更不要说什么“大肆宣扬”。被《皖志列传稿》收录的“卫汝贵家书原文”最早的出处，当属清末民初文人罗惇曧的《中日兵事始末》，此书主要搜罗的是晚清年间的野史笔记，所谓“家书原文”，显然以讹传讹。

而更让很多后人想不到的，是卫汝贵部的战斗力。特别是在甲午中日宣战后的第一场战役——平壤战役里，被清王朝认为“临敌节节退缩”的卫汝贵，先是抢先派兵进入平壤，粉碎了日军对平壤的偷袭。李鸿章心腹盛宣怀为此击节叫好说：“平壤居然不失，是为国家之福”。

而后在平壤城南的防御战里，卫汝贵又抢先加固了防御工事，两次打退了日军第九旅团的进攻。日本史料《日清战争实记》里，用“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来形容战况的惨烈。甚至他还趁天亮时发起反击，战事持续到中午，日军最终狼狈撤退。依据日方的官方数字，此战仅“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日本文士杉浦梅潭的诗里哀叹说“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可见伤亡惨重。

哪怕对比一下平壤战役最后阶段，清军全线崩溃时的狼狈景象，平壤战役大部分时段的卫汝贵，表现堪称可圈可点。因此，他自己在回国受审后，也始终“不肯认咎”，反而坚称自己“屡获胜仗”。近代一些野史也描述说，卫汝贵直到临刑前，依然在悲愤喊冤。

但问题来了：既然卫汝贵在平壤战役里有过如此优秀的表现，那为什么这场关系甲午走向的大战，依然以清军溃败而告终？

其实，如果我们粗看甲午的陆战，就会发现类似奇怪的现象：在中日两国的史料里，都有对清军士兵作战精神大书特书的段落，具体到战役和相关将领，也不乏高光时刻。比如在平壤战役里壮烈殉国的左宝贵将军，此后就成了朝鲜半岛民间传说中的白马将军。

但就是这么一支亮点颇多的军队，却为何从朝鲜半岛到辽东半岛一败再败？除了腐败、内耗等原因外，这支清军身上还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在130年后再认识。

尤其需要先厘清的，就是甲午战场上，清朝陆军的装备问题。

二、清军陆军装备优于日军？

十多年前，某位“网红历史教师”曾这样说：“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比日军要领先了，再打不过就是兵将的问题，不是装备的问题”。因此，很多年轻的历史爱好者，也就形成了一个固定印象：甲午时期的清朝陆军，装备优于日本陆军。

那这个说法正确吗？首先可以看看晚清的军工生产。历经三十年洋务运动，清王朝对于军工业一直是不惜血本。到了甲午战争前夜，清王朝的军工技术突破也十分喜人。以枪械为例，1890年，江南制造局以奥地利曼利夏连发枪为模式，仿制出了中国国产的连发枪“快利枪”。在连发枪技术上，当时的清王朝已经领先日本三年多。而在此之前，金陵机器局于1888年就成功仿制出了马克沁机关枪，这一成就，仅仅比当时的军事强国英国晚四年。

而在卫汝贵表现极其高光的船桥里之战里，我们就能看到晚清的军工突破：卫汝贵的盛军，大量装备连发枪，而作为他对手的日本第九旅团，装备的大多还是单发枪。因此面对具有兵力优势的日军，卫汝贵部打出了“各军枪炮齐施，连环不断”的火力效果。日军随军记者记载说：“频频发射之连发铳子弹掠过树枝头，恰如疾风扫落叶一般”。这让日本文士哀叹“呜呼苦战”的船桥里大战，清军确实发挥了火力优势。

在火炮方面，清王朝的军工优势则更明显：19世纪70年代起，世界火炮技术也发生了重要革新，新型的后膛炮大量涌现，迅速取代了前膛炮。晚清的军工技术人员，迅速跟上了这一趋势。1884年，金陵机器局就造出了37毫米可移动式2磅后膛架退炮，是为中国第一门国产后膛炮，三年后，江南机器局又造出了203毫米口径全钢后膛炮。1892年，江南机器局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制退复进机技术，造出了120毫米阿姆斯特朗式快炮。

这也就意味着，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二十年，其实是清王朝国产火炮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从速射火炮到重型火炮，晚清的军工人员统统拿下。军史学者刘申宁评价说：这一时期“我国的铸炮技术进步之快，幅度之大，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反观同一时期的日本，在1893年左右才实现了类似突破。刘申宁认为，仅看快炮的制造，日本“在技术上比我国落后9年”。

所以，仅以军工生产能力论，从枪械到大小火炮，甲午战争前的清王朝其实已经建立了绝对优势。而且在当时的国际军火市场上，清王朝堪称“大客户”。洋务运动中的这些“大清裱糊匠”们，无不把洋枪洋炮当最大倚仗，无论日常还是战时，逮着机会就会爆买一通。

仅是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的1894年10月，传说中“甲午战争一人敌一国”的李鸿章，就采购了“西洋各项快炮五十六尊、各项快枪二万八千三百二十余枝，大小各项枪炮子弹一千五百二十余万颗”。此外如张之洞、刘坤一、许景澄等洋务运动骨干们，甲午战争期间也是纷纷上阵，通过各种渠道采购军火支援前线。而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朝官员曾广修更有名言：“中国后膛枪炮之多，甲乎天下。”

所以，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很多清朝官员都是信心满满。在他们的认知里，对付日寇甚至不需要讲战略战术，只要把大清这“甲乎天下”的枪炮弹药，摆开了狠砸，就能把这猖狂小日本砸到全军覆没。现代历史爱好者那“清军装备优于日军”的认识，基本都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