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目新闻记者李迎

8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教授朱锐去世。

人大哲学院发布讣告：哲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朱锐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下午1时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56岁。

今年4月，因学生在社交媒体发的一则题为“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的帖子，朱锐在互联网上获得了关注。彼时，距他确诊直肠癌晚期已过去近一年半的时间。在朱锐人生最后的几个月，很多人慕名涌进了他的课堂。在课堂上，朱锐讲哲学、艺术和神经美学，也毫不避讳地谈论疾病与死亡。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朱锐在一首诗中以寄居蟹自比，他写道：“一只寄居蟹，拖着沉重而轻的壳，向那极远却极近的归宿爬行。”

最终，哲学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不惧怕死亡，他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朱锐的学生说。

最后一课

2024年6月，朱锐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完了他的最后一课。

在留下的课堂影像里，朱锐穿着高领的衬衫坐在椅子上。他戴着黑框眼镜，一头标志性的黑色卷发脱落了大半。他的脸颊两侧微微凹陷，颧骨凸起，两条手臂在袖管里空荡荡的。

在这门“艺术与人脑”课程的尾声，朱锐说：“最后一节课，我们聊得轻松一点，不要聊太沉重的东西。”他从艺术与哲学的联系讲起，从庄子的“小大之辩”讲到“麻雀主义”的生活哲学。

他还谈到了生命。他讲起了薛定谔谈到的“生命的小与大”。他向学生展示卫星“旅行者一号”在60亿公里之外拍摄地球的照片，画面中的地球变成一个浅蓝色的圆点，这是让朱锐感动震撼的图片，“这就是我们为之牵挂、为之依依不舍的人类的家园。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在这颗尘埃里。这是宇宙之大，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渺小。历史只在一瞬间。”

在其他人发言时，朱锐偶尔会稍微靠在椅子上，闭目一会儿。他的学生胡可欣知道，那是癌细胞导致他身体的某处在疼痛，老师一直在撑着。

今年4月，在确诊直肠癌近一年半后，朱锐在课上宣布，自己停止了治疗，不是因为痊愈了，而是因为治不好了，随即他又说道，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再也不会有什么打断他的课堂了。

他的语气温和平静，说话时嘴角扬起，带着他标志性的笑容，仿佛在说一件寻常的事情，而台下鸦雀无声。“我当时很震惊，台下的三十四名学生可能也和我一样，不知道说什么。”胡可欣说。

2022年8月底，朱锐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11月，在一间咖啡馆里，朱锐向门下包括胡可欣在内的六名硕博生宣布了他的病情，语气一如既往的轻松甚至有些诙谐。“当时觉得大脑空白，心脏好像被一只手提起来，再被狠狠地揪住。”胡可欣回忆。

之后半年，朱锐暂停了授课，在医院接受治疗。师门间的交流多在线上，朱锐常在微信群中告知学生自己的病情，说的大多是好消息。他会突然语气兴奋地在群里说：“同学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医生说我的癌细胞又被杀掉了多少。”

在胡可欣看来，老师常常报喜不报忧，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们总是隐隐地期待，也许奇迹会发生。在朱锐宣布放弃治疗的当晚，胡可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她将朱锐病后上课的片段记录下来，发在了社交平台上，题目是“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

校内外的学生慕名而来，原先60人的阶梯教室被挤满，走廊、过道甚至教室外都站着学生，有人特意从天津、上海、苏州赶来听朱锐讲课。后来，因为想报名听课的人太多，这门课程开通了线上听课的渠道，一节课大约有200人在线。

在最后一堂课结束时，朱锐鼓励学生们去追求“真”，他说“发现真实的自己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再加上自我的信念，（才能）去追寻你所要追寻的真理”。课毕，他致谢说：“谢谢大家，到此为止。”

“他像一个艺术家”

在朱锐的课堂上，死神与疾病曾被隔绝在教室之外。

胡可欣回忆，即使在病中，上课时的朱锐也不像一个病人的状态。他总是充满激情，目光炯炯，讲到激动处，他会兴奋地在讲台上来回踱步。在2023年秋季学期的一堂课上，朱锐讲古希腊悲剧，讲“酒神的信徒”。说到最喜欢的情节时，他放下用作支撑身体的登山杖，激动地把双臂展开。

后期，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有时需要坐在椅子上上课，但讲到忘情处，朱锐还会努力撑着身子从椅子上站起来，“那是他能做的最大幅度的动作了。”胡可欣说。

“你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病人。”曾上过朱锐的课的学生张宇仙回忆。如果抛开他消瘦的身形、戴着的帽子和拄着的登山杖，仅从他讲课时的神情状态看，张宇仙很难将眼前的人与癌症末期的患者联系在一起。

朱锐的状态也感染着学生。在“艺术与人脑”的课堂上，朱锐将哲学与艺术和认知科学联系在一起。他教学生们欣赏艺术的美与真，他讲蒙德里安的画作，也讲宋代的宫廷画。也是在这门课上，朱锐讲人脑的结构，讲人脑有纠错功能和先天的时空结构。“他将艺术、科学还有哲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张宇仙说，“大家都在思考他讲的内容，好像在上课时，死亡和疾病被隔绝在教室之外。”

张宇仙第一次见到朱锐是2020年秋天，他梳着卷曲浓密的黑发，搭配一副圆眼镜，眼镜下是一双笑意盈盈的眼睛。张宇仙觉得朱锐的形象更接近于艺术家。

在山西大学哲学系教授梅剑华眼中，朱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斋里的学者”，他有充沛的生命力。朱锐喜欢自然，经常一个人爬山徒步。在爬山时，他随身携带平板电脑，想起来什么就记录下来。“他游走在天地间，像苏格拉底一样。”梅剑华说。

患癌后，用来爬山的登山杖变成了支撑身体的拐杖。在课堂上，朱锐很坦然地和学生们谈起，“我曾是一个爬山高手，很多名山大川我都爬过，现在就拄着拐杖。”他说，他对自己的命看得不是那么重，“我一生在追求在世界之外的超然态度。”

而疾病终究不会一直被挡在课堂外。胡可欣说，朱锐的身体状况每周都在变化，他的头发开始变得灰白，因为化疗，他的卷发脱落，要戴着帽子。他越来越虚弱，有时课上到一半，他会突然闭上眼睛靠在座位上，这时所有人都意识到他很痛苦，大概半分钟后，他睁开眼睛继续讲课。

也有些时候，他将台下另一名听课的哲学系老师刘畅请到讲台上和他对谈，“刘畅老师也明白，他会讲很多，让朱老师有休息的时间。”

今年6月，最后一堂课结束后，胡可欣将朱锐送到门口，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朱锐用一如既往的轻松语气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来忘吃止痛药了，但我居然感觉还可以。”随后他又说道，“但回去还得继续吃，不然晚上会疼得睡不着。”

求真的哲学家

今年6月，在人大的毕业典礼上，朱锐受邀以视频的形式给学生录制毕业寄语。他谈到了“内卷”与“躺平”，他说内卷是因为欲望被外在的机制单一化而产生的无谓争斗，他鼓励学生去寻找事物真正的价值。

朱锐曾说过，艺术是求真的，哲学也是求真的。在课堂上，他以蒙德里安的画举例，他说蒙德里安一直在追寻世界的本原，因此在画作上，他用色块与直线来表达。朱锐用一棵树来讲述，画家常把树画得枝繁叶茂，但这不能代表树本来的样子，因为冬天树叶会脱落。慢慢地，画家把树叶去掉，只画枝干，再之后，枝干抽象成直线……“他觉得直线是世界的本质。”张宇仙说。

这或许能代表朱锐的人生态度。在入职人大前，朱锐曾在美国任教近20年。2018年，他回国到深圳大学任教，2020年，他入职人大哲学院，担任“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回国后，他曾多次进行公益讲座，打破学科壁垒，推广交叉科学，致力于人大哲学学科的跨学科教学。

在访谈中，朱锐曾说过，起初学哲学时，他不喜欢发概念分析的文章，便开始阅读柏拉图，发相关的文章，后来他又专注在神经哲学研究上。

对于朱锐的治学态度上，梅剑华评价，朱锐是一个真诚的人，在学术讨论中，碰到不赞同的观点，朱锐会非常直接地表达。而在胡可欣看来，朱锐温和、幽默，擅长鼓励与夸奖，他没有身为老师的架子，把学生当成与他平等的学者。他从不一个人占满一堂课，总会留一部分时间让学生自由讨论和发言，在交流时，他总是注视着学生的眼睛。

但他也有严格的一面。一次，胡可欣和朱锐线上讨论学术话题，朱锐直接表明他不赞同胡可欣的某个翻译，两人辩论了很久后，朱锐甩过来几篇文献，说“你先把这些文献看了我们再讨论”，然后又补上一句，“这都是30年前的话题了”，随后又发了一个咧嘴笑的表情。

去年9月，胡可欣筹备申博，研究方向是动物心灵的哲学问题，这是一个在国内相对冷门的方向，但朱锐鼓励她要好好研究下去。“他或许是唯一一个完全认同并接纳我的研究价值，甚至比我自己都更重视我在做的研究的人。”胡可欣说。

有一次，她和朱锐打电话讨论申博计划书，朱锐照例指出了需要修改的几处问题，并帮她重新清理了思路。在通话快结束时，朱锐突然郑重地说：“可欣，我要恭喜你。”胡可欣一时摸不着头脑，朱锐继续笃定地说，“我要恭喜你，因为你未来会取得很多成就，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

“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

朱锐曾说过，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唯一能让人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在张宇仙看来，朱锐一直在尝试直面恐惧。朱锐喜欢挑战，喜欢冒险，他常一个人去爬野山，独自徒步，深海跳水，“他总是在挑战恐惧。”张宇仙说。

在媒体的访谈里，朱锐曾提到，自己小时候怕鬼，有一段时间甚至不敢走夜路，而他克服恐惧的办法是主动去找“鬼”。在美国教书时，学校附近有栋私人豪宅，里面四五十个房间，铺着金贵的地毯，挂着19世纪富丽堂皇的画，民间传说那里能遇到鬼，没人敢去，连警察也不敢巡查。朱锐跟学校主动申请，一个人住了进去。

朱锐没有找到“鬼”，但“主动面对”成为了他克服恐惧的方法，在面对死亡时也是如此。他主动向医生询问病情，要求医生将每个阶段的情况都如实告知他。在课堂上，他不避讳谈论死亡与病痛，他说病痛让他更加清晰地感知自己的身体，“我以前不知道自己的肝在哪，直到癌细胞转移到肝。”有时，他也会有些遗憾地说道，以前他可以直接操控身体，但生病后，他逐渐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

7月，朱锐病情加重，住进了安宁病房。他接受了媒体采访，在生命终末的日子，谈论哲学与死亡。在采访中，朱锐提到了绘画作品《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他说这幅画就是“死”的过程——像“寄居蟹”一样，身躯不再听他的使唤，他渴望远方最后的归宿，但又很难企及。朱锐觉得这幅画代表他当下的阶段。

还是7月，胡可欣和同门师兄师姐最后一次看望朱锐。朱锐嘱咐了每一个学生，到胡可欣时，朱锐叮嘱她要坚持对诗歌的兴趣，还要坚持对昆虫和哲学的研究。“他之前特意叮嘱了几位熟悉的教授老师，让他们在科研上帮助我。”胡可欣说，“有一位老师告诉我，朱老师很遗憾没有带我一起走完科研的道路。”

8月1日，朱锐离开了。8月3日，胡可欣和同门的其他学生参加了朱锐的告别仪式，她觉得老师躺在那里，“仿佛睡着了一样”。

此后半个月，胡可欣和师兄师姐一起整理朱锐生前的讲稿。这是一项辛苦繁重的工作，他们需要再次观看朱锐上课的视频，将他讲过的内容分门别类归纳总结。看视频时，胡可欣对老师的离去还是没有切身的感受，“我感觉朱老师从来没有离开过，好像他去哪个地方云游了一样。”

但偶尔，她会走出房门，来到室外。有时阳光洒下来，她走在树木的阴影之下，那一刻，她会忽然想起死亡和生命。她感受到自己还生活在美好的世界上，“我会想起老师说过的一句话，‘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觉得我感受到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