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开始，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多次莅临南国书香节。今年，王立群又带着修订新编的《王立群读》在2024南国书香节上和读者见面。

王立群，1945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市，他曾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人生轨迹：“祖籍山东，出生安徽，童年南京，移居开封。”

从1965年高中毕业到2005年成为《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走过了41年的历程。

2011年，他在《百家讲坛》中讲《王立群读》之大风歌，以生动幽默及独到之见征服观众，从此一举成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王立群至今仍笔耕不辍。

近日，王立群教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58载，与《史记》结下不解之缘

羊城晚报：您第一次接触《史记》是什么时候？

王立群：我从小喜欢看书，但由于经济条件限制，那时候看书是件奢侈的事情。8岁的时候，随家一起迁到了河南开封市。为了看书，我就在开封市图书馆办了一张借书卡，没事就往图书馆跑。

1965年，我报名参加了高考，考完后感觉非常好，当时我的志愿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本来以为十拿九稳，没想到最后没能通过政审。

后来我在开封一所小学当代课教师，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史记》结缘了。当时是1966年，我看到图书馆里的《史记》被学生们扔在学校操场上，就在晚上把它捡了回来。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读到《史记》。

羊城晚报：您最喜欢《史记》中的哪位人物？

王立群：在我看来，司马迁比《史记》中写的任何人物都伟大。他忍辱负重著书，写成千古流传的《史记》，完整记录了从上古三代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

我们今天才能了解这几千年的历史，而且他开创了为“二十四史”所承袭的独特史书体例，创造了比较完整的历史年表，这是最值得景仰的。

羊城晚报：他的写作让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王立群：司马迁在写到一些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采取并存的办法。比如秦始皇是谁的孩子，在《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有不同的记载，两种说法他都记录下来，由后人来判断。

还有著名的赵氏孤儿，司马迁同样把两个版本并存了，这就给后来的历史学者提供了空间，这对史学研究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羊城晚报：如果可以和一位历史人物对谈，你想和谁说些什么？

王立群：我想和千古一帝秦始皇聊一聊。我觉得秦始皇一是说不得，二是说不清，三是说不完。“说不清”是指人们通常认为秦始皇的历史贡献中最核心的两个字是“统一”：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

但其实秦始皇最大的贡献不只是这些，他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帝国制，或者说中央集权制。秦始皇的第二个贡献是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至今仍然能够成为大国的基本框架。

抛开这一切不谈，我最想问问他干嘛那么急。比如说他修长城是为了解决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问题，但是他搞得那么急，最后全国老百姓都反感，把他的帝国给推翻了，何必呢？缓着点悠着点干行不行？他做的那么多好事，原本是没有错的，但都太着急了。我想和他谈谈这些事，跟他说：你别急，慢慢来。

读史有“四个层次”

羊城晚报：无论是《百家讲坛》还是个人著作，您的讲述都很吸引人，秘诀在哪里？

王立群：我们讲史的人可以追求一些趣味，但是必须得坚守一个基本立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尤其是做学问，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说过头话，不能做虚文。

包括这次修订新编的《王立群读》，主要依靠的是《史记》，并以《左传》《国语》《战国策》《汉书》等其他史书作为补充互证，力求的就是严谨、准确、全面。

我使用的考古史料并不多，毕竟考古史料是片段，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推翻《史记》的记载。我觉得出土文献的东西可以做我们研究的参考，可以在写论文的时候引用它，但是如果说用它完全取代《史记》，态度需要慎重一点。

羊城晚报：经过这次整理修订，您对历史有了什么新的看法和体会？

王立群：我认为历史有两种，一个是历史事实，一个是后人对历史事实的解读，这个解读我们叫构建，构建的历史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解读。

构建者有不同的目的，有史学家的构建，有文学家的构建，有戏剧家的构建。所以说，作为真实的历史，一旦被记录下来，就会发生变化。

羊城晚报：既然有真实的历史和后人构建的历史，那么普通人该如何读史？

王立群：我认为读史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是“真实的历史”，那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儿，是历史的根；第二层，是“记录的历史”，就是史官笔下的记载，相当于树干，带着他们的观察和筛选；第三层，是“传播的历史”，就像枝叶，经过口口相传、书籍流传，可能会添油加醋、变形走样；第四层，是“接受的历史”，就是每个人心中理解的历史，这是树上结出的果子，口味各异。

所以，想要接近历史真相，就得一层层剥开，既要看记录，还要辨传播，更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理解。

举个形象点的例子，很多人都知道《三国演义》，但他并不是史书，真正记载三国史的是《三国志》。

而现在年轻人更熟悉的是《三国杀》游戏，从真正的三国历史到被史学家记录下来的《三国志》，再到写成小说的《三国演义》，再到变成游戏的《三国杀》，这是三国历史的几个层次，最后它在每个普通人心中的理解还会各不相同。

羊城晚报：现在网络历史小说流行，比如有穿越到各个王朝去的，也有基于历史进行虚构想象的，您怎么看待这些创作？

王立群：用小说或者演义的方式来讲中国历史，历来中国老百姓都很喜欢。但演义由于没有引用原文，不知道它是正史还是野史，喜欢读无妨，接受的时候则应当谨慎。

我的写作有一个原则，必须对历史原著有批评，必须根据一手资料来写。

如果把历史书写得有文学色彩，那么读的人自然会感受到，但它必须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自己的写作风格，以及认真科学的态度之上。这些方面综合在一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价值。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讲解经常“破圈”这一现象？

王立群：人们往往说读书让人读懂现实，但我的体会，常常是现实让我读懂了《史记》。

有时候人们觉得我是大器晚成，61岁上《百家讲坛》，实际上也没什么“大器”，晚倒是晚了，是不是成也不好说。我可能经历比较特殊，34岁才考上研究生，37岁研究生才毕业。

是生活的苦难教会了我忍耐和自强不息，让所有的辛酸和委屈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与历史产生了共振。

改变不了的事情不要去想

羊城晚报：《百家讲坛》之外您的生活是怎样的？

王立群：生活上，80岁前后的生活也基本上是一个模式：除了睡觉，主要就是两项，一个是读书、写作，上午八九点起床，工作两三个小时，下午一般是体力活，像社交、签书这些。

晚饭后，如果精力比较充足就再写一会儿，如果没什么精力的话就看一会儿电视剧。

现在的生活可以用“下降、适度、有意义”这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具体而言，“下降”包括体力、记忆力、视力、听力的全面下降：我的耳朵24小时耳鸣，医生说我的耳鸣是诺贝尔奖级别的难题；此前还做过两次心脏支架手术。

锻炼身体的主要方式是散步，现在如果大步走，走得比较快的话，左腿的骨头会疼。但是散步对老年人有好处，所以还是要走，要“适度”。

“有意义”则是做有意义的事情，读书、写作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羊城晚报：还在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写新书吗？

王立群：现在我还有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是《〈文选〉汇校汇注》，这一部文学巨著，也是目前为止《文选》研究唯一的一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已经立项十年了，总字数有3000多万字，我是首席专家，还在最后的审校过程中。

另一个是由国家社科规划办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的项目《中国通俗历史·秦汉卷》。我想把这两项工作做完，最好不要出版的时候，在自己的名字上打个黑框。

羊城晚报：目前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最满意之处在哪里？

王立群：我在学术研究中最满意的是对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山水散文起源的研究。

过去的文学史都认为山水游记产生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但我把郦道元《水经注》中所有超过四个字的山水描写的句子全部摘抄了出来，一一找到它们的原始出处，发现只有千分之一是郦道元自己创作的，剩余的绝大多数是晋宋时期地方志的作者写的。

后来我写了论文《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发表在《文学遗产》杂志（1990年第1期），说明中国古代山水散文的起源是南朝地方志的作者，他们创造了古代最优秀的山水散文。

这篇论文在当时的影响很大，改变了文学史的写法，把山水散文的起源定在南朝早期地方志的作者身上。

著名学者袁行霈在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专门提到了我的《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而且加了注释。

羊城晚报：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短视频盛行，您如何自处？

王立群：我从1992年就开始使用电脑，是互联网上最活跃的学者之一。

我自己平时也会看点知识性的视频，看到推荐我感兴趣的书，就会网购，但时间都不多，主要是了解信息。

我有自己的书要看，有自己的书要写，没有太多精力放在网络上。

虽然短视频流行，我还是建议大家多阅读，尤其是纸质阅读。

阅读可以让你忘掉烦恼，可以增长知识，可以沉淀你的思想，开阔你的心胸，对你的人生有很好的帮助。

有时间读书，没有太多世俗欲望，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

羊城晚报：最后您有什么“金句”想送给今天的年轻人吗？

王立群：当下很多年轻人都有焦虑、内卷、内耗等情况，我的建议就是调整心态。

你要是整天纠缠在人际关系里，啥也做不成。人际关系是最扰乱心态的，我的办法就是隔绝，不要介入到世俗中间。

改变不了的事情你就不要去想，淡然处之，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文|羊城晚报记者何文涛

图|羊城晚报记者钟振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