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陇蜀诗路，是他人生第四期漂泊西南的开端。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初，立秋后不久，杜甫放弃华州司功参军之职，离开关中，携眷西行，翻越陇坂，进入陇右，先后寓居秦州、成州（同谷县、栗亭县），年底到达成都，历时半年时间。伴随着陇蜀道行，诗人“以诗为记”取得了重要文学成就。在明代诗人看来，杜甫陇蜀诗把描摹生动与时序如史难得地统一起来，造就了诗赋上的创新和奇迹，是极难能可贵的。通观杜甫陇蜀诗路，从入陇到入蜀可分三程。
乾元二年，杜甫西向适秦，开始了他的入陇之行，也即陇蜀诗路第一程。诗人经陇州翻关山越陇坂，于七月底八月初到达陇右秦州，这程诗路就是“陇山（陇坂）—城北寺（秦州）—驿亭—渭水滨—南郭寺—东柯谷”的生活和创作。其中的《佐还山后寄三首》《发秦州》《赤谷》等反映了他从秦州城到东柯谷西枝村往返迁居的时间与地点，也佐证了他曾寓居秦州的一段历史事实。从《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来看，他甚至试图卜居东柯谷西枝村，还做过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但终因生计维艰以及其他事情掣肘，未能遂愿。以《秦州杂诗二十首》为代表，杜甫用诗歌表达了时局危乱的担忧，生活困顿的艰难，异常孤寂的社交和日常的不愉快，仅就创作题材比过去扩大到议政议军，关塞风光，思亲怀友，旅居生涯，写景咏物等领域，诗风也由平实、中和变得苍莽峭拔又沉郁顿挫。《秦州杂诗》系列是杜甫五律诗作达到的新高峰，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审美价值。诗人在寓居秦州的三个月里创作了共计87首作品，几乎每日一首，体现了他“老去才难尽，秋来兴甚长。物情尤可见，词客未能忘”（《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的历史担当和责任感。他在秦州的创作，用客观冷静的“诗史”笔法，并没有着意美化乡村景色，渲染山水恬然和适意幽微的氛围，即使描写山川寂静也并未过分强调隐逸、出世的思想，没有丧失平定叛乱的信心、匡扶国政的执念。
杜甫离开秦州南行成州，是陇蜀诗路第二程。这次行程的本因是一封邀约书信，但诗人想象过于美好，造成了他在成州同谷县（今甘肃省成县）人生的巨大落差。十月初，杜甫接到了同谷“佳主人”的书信邀请：“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积草岭》）杜甫深深被书信里的描述所打动，决定携家人六口南下同谷。行前，他做了一番颇有憧憬的推想：“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发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诗人把“南州”比作“乐土”，而且对“山水幽”“栗亭嘉”“良田畴”“多薯蓣”“崖蜜易求”“密竹冬笋”“清池方舟”等景象充满了无尽向往。从《发秦州》《赤谷》二诗来看，杜甫一行在十月中旬的某日半夜从秦州城出发，经铁堂峡、盐官、法镜寺、龙门镇、泥公山等地，于十一月底到达同谷县城。依据史地资料和杜甫诗作，诗人携家“发秦州”后，他陇蜀之行的路线是先向南到达今秦州区的暖和湾、皂郊镇一带，然后折而向西至平南镇、天水镇、礼县盐官镇，西和县的长道镇，再折而南行，经西和县境南青羊镇、八峰崖至成县西北的府城村，东向一直到达今成县城区，最后寓居于城南飞龙峡凤凰台下。在陇蜀行旅的第二程，杜甫以“诗史”笔法，按照时空顺序写下了《发秦州》《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石龛》《龙门镇》《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等十二首纪行诗以及《同谷七歌》和《万丈潭》。这些作品的纪行特点鲜明突出，艺术造诣淳朴厚重，对个人情感的抒发和现实生活的描绘令人感佩。
杜甫从同谷县出发到达成都府，是他陇蜀诗路的第三程。沿途南行，每历一地，都以诗纪行。千里山川，因杜诗文字描写明白如画，就像展开在眼前一样。宋人朱弁评价说：“又《发同谷县》，有《万丈潭》《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皆以其画工之笔，写造物之奇，泣鬼神之情，作惊人之语。然皆出于现前阅历，非托意造端，故皆不置一解。以人人读之，可心领神会，如置身丘壑间也。”（《风月堂诗话》）所谓从陇南到成都这一组纪行诗的画工之笔，是说在这段诗路上，作者通过文字记录了地理、历史和文化信息，作品具有图经的特征和功能，实践了所谓“杜陵诗卷是图经”这一历史论断。这组诗的造物之奇在于诗句的意境开阔远大，增加了读者想象的空间，而通过选取不同的意象对比，抒发了生动复杂的诗情而感天地、泣鬼神，遣词的特别突出了意象之间的距离感、空间感，读来令人惊奇。这些成就的取得，全在于杜甫走过这段诗路的亲身阅历，并非托意创造，即便后人阅读也容易理解，如同身临其境。宋人葛立方指出：“《发同谷县》云：‘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则自陇右之剑南也。”（《韵语阳秋》）杜甫的这一诗路历程，是他“四行役”的最后一段，可见他的这一程，并不像评家所言那样轻松。他过青泥岭是在微月星夜下艰难跋涉，渡嘉陵江到飞仙岭也是从夜到昼的苦行，所以江西诗派论家把杜甫的陇蜀纪行诗与司马迁的史家笔法相提并论：“两纪行诗，《发秦州》至《凤凰台》，《发同谷县》至《成都府》二十四首，皆以经行为先后，无复差舛。昔韩子苍（韩驹）尝论此诗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并驾，学者宜常讽诵之。”（宋崔德符《杜工部草堂诗话》）苏轼也赞同这一观点：“东坡言老杜似司马迁，盖深知之。”（宋许顗《彦周诗话》）这种写法上的笔力变化，就是以诗为史，后世号称为“诗史”。
杜甫陇蜀诗路的“诗史”之说，早在他生前就已出现，而“诗史”笔法经后续历代发展已形成体系。晚唐孟启论及杜甫的陇蜀诗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第三》）就明确在杜甫经历陇蜀诗路后不久，将沿途所见、所思、所感都细致入微地以诗做了表达，当时就称“诗史”。这一观念，也深刻地影响到了宋人，且为正史所载录。《新唐书》载：“杜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诚可信云。”（《文艺传上》）唐宋人的这种“诗史”理念，在明清诗论家不仅大为接受，而且有新的发展。明蒋金式说：“少陵入蜀诸诗，与子厚柳州诸记，剔险峻奇，幽深峭刻，自是千古天生位置，配合此奇地奇文。”（郭曾炘《读杜劄记》引）就是把杜甫“诗史”笔法与柳宗元山水散文横向比较，即用白描手法，详略得当、真实准确等记叙山川的奇姿异态方面，二者多有比较，相似值当，但幽深奇崛，杜甫陇蜀诗自具高格。明人江盈科所评：“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昔作。非有意换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独能象景传神，使人读之，山川历落，居然在眼。所谓春蚕结茧，随物肖形，乃为真诗人真手笔也。”（《杜诗详注》卷八引）就是为“诗史”笔法挖掘出深刻内涵，因陇蜀诗路而显现的创作风格发生急遽变化，作了恰切的注脚。
清代李因笃说：“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曲尽，真诗史也。”（杨伦《杜诗镜铨》卷七引）此论显然是把“诗史”笔法扩展到杜甫从关中入陇，再从陇南入蜀达成都的诗路书写各方面，且并入关涉诗人路途的时令变迁和交游与创作，为“三吏”“三别”入“诗史”系列张目。清沈德潜评价说：“自秦州至成都诸诗，奥隘、清削、雄奇、荒行，无所不备，山川诗人两相触发，所以独绝古今也。”（《唐诗别裁集》）意在归纳杜甫陇蜀道诗诸种艺术特点了。杜甫陇蜀诗路的创作，诗史笔法上偏重客观写实并对陇蜀、秦陇山川胜景、风土人情和苦难生活加以生动呈现，与以往纪行诗偏重抒情不同，从而凸显出鲜明的特点：诗骨坚实，诗髓丰盈，诗体鲜活，诗运多变。明人周珽对此一语道破：“少陵入蜀诸篇，绝脂粉以坚其骨，践丰神以实其髓，破绳格以活其肢，首首摛幽撷奥，出鬼入神，诗运之变，至此极盛矣。”（《杜诗详注》引）论赞恰切，自然就无需再多言了。
（作者：蒲向明，系陇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26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