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文文博时空作者翟德芳

离开晋国博物馆，正是中午12点多钟，我在博物馆旁边的面馆里匆忙吃了一碗6元钱一份的饸饹面，立刻赶往60公里外的临汾。

去临汾，是为了到临汾博物馆看陶寺出土的文物。陶寺遗址是近年来讨论最多的古代遗址之一，我很早就想去实地看一看，但按照考古发掘的惯例，如果没有工作关系，工地一般是进不去的；而既往的发掘除了意义重大的发现，一般都会回填，所以在工地上往往看不到什么。我为了不致扑空，出行前特地向中国考古学会前任理事长王巍师兄请教，他说陶寺的东西都在临汾博物馆，去那里看就可以。所以我的行程中，就不再安排去陶寺遗址，而是直接去临汾博物馆。

到达临汾博物馆，正是下午1点半左右，天气酷热，穿过博物馆大院内漫长的道路，迈上不那么方便的长台阶，我才进入大门开在二楼的博物馆。尽管已经热得喘不上气了，但当我看到陶寺出土文物的陈列时，立刻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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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近半个世纪的发掘与探索

陶寺遗址被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探索中的关键支点性都邑遗址”，是考古探索、推动“尧舜禹传说时代”成为信史的关键遗址，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外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但行外人不知道的是，陶寺遗址的发掘其实已经快有50年了。

陶寺出土的彩绘折腹陶盆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在1958年的晋南文物普查中，陶寺遗址已被发现。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山西队，山西队的考古学者们为寻找夏文化，首选的发掘对象就是陶寺。早期的发掘，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中的居址堆积丰富，获得了丰富的陶器资料；墓地发掘，发现早期的大型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除了彩绘陶龙盘之外，还有陶鼓、鼍（tuó）鼓、石磬等礼乐器，以及成套的彩绘陶器和木器。这一阶段的发掘与研究，一致认为陶寺文化中晚期比较独特，同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有很大的区别。

陶寺大型墓葬随葬品放置情况

2000年在陶寺遗址的北部发现了城墙，并大致廓清了陶寺中期城址面积至少有280万平方米，属于超大城址。2001年发现大城内中部偏东的疑似墙基夯土遗迹，暗示大城内还有小城。2002年发现城内的大型仓储区，还发现了“凌阴”，即储冰遗址。

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纳入其中，发掘工作开始在礼制建筑方面发力，发现了陶寺中期的观象祭祀台，同时判定了陶寺的祭天礼制建筑区。2006年，在宫殿区核心建筑东南部发现了一处奇特的直焰竖窑窑炉，发掘者开始认为是用于浇铸前烘烤铸范，后来则认定这些窑炉是用于烤肉的。如此，则窑炉群背后的夯土基址，很有可能就是“厨房”。由于“厨房”及其窑炉群均位于核心建筑东侧，很可能是夏商周时期宫城内“东厨”的早期状态。

在随后的调查发掘中，明确了手工业作坊区在陶寺外郭城内正南部。在这个区域发现了两个制陶工业园和三个石器工业园。所谓“工业园”，包括夯土基址管理治所、生产场所、工匠居住房屋甚至小型墓地，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园区单元。

陶寺遗址出土的铜蟾蜍

2013年春季开始探索陶寺宫城，确定了宫殿区内的核心建筑面积为8000平方米左右，并发现陶寺宫殿区很可能存在城墙。也是在此时，还发现陶寺中晚期之际的墓地破坏中期宫墙基础，晚期宫墙墙基破坏中晚期墓地，晚期最晚段的墓地又破坏晚期宫墙基槽。这一系列反复破坏的行为，表明了陶寺晚期的社会是相当动荡不安的。

在2015年至2017年的发掘中，确认陶寺宫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宫城南东门址平面近似后世的带有“阙楼”的城门，修建时代为陶寺晚期。陶寺遗址宫城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史前罕见，影响深刻。2018年至2019年，陶寺遗址考古又有新发现，其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

从1958年陶寺遗址的发现算起，至今已有66年的历史，而从正式发掘的1978年计算，至今也有46年的历史。近半个世纪的发掘，也仅是揭露了这一四千年前古都的三百分之一，陶寺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今后的路还很长，长到今后的几代考古人也望不到尽头。

02

陶寺遗址的年代与重要发现

关于陶寺遗址的年代，综合各种年代学研究的手段，明确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其具体的发展脉络为：距今4300年到4100年间，早期都城发展成型；距今4100年到4000年间，都城急剧扩张，功能完善，发展到达顶峰；距今4000年到3900年，失去都城地位，仅在距今3900年的早段有过昙花一现的复辟。

陶寺出土的玉神面

关于陶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按专家的归纳，主要有以下几项：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最早的文字、最早的金属乐器、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世界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黄河流域史前最大的城址、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当然，这里的“最早”都是基于目前的发现而言。

陶寺古观象台显示春分时的日影

陶寺古观象台建在三层台基之上，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从观测点通过土柱狭缝观测塔尔山日出方位，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考古学者在原址复制模型进行模拟实测，从第二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狭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7个狭缝看到日出为春、秋分。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认为，该观象台建于公元前2100年前后，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公元前1680年）还要早近500年。

写有朱书“文”字的扁壶残片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一片扁壶残片，残片断茬周围涂有红色，残片上朱书两个文字，其中的一个字为“文”，另外一个字被释读为“尧”“易”“命”等。朱书文字表明陶寺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文字，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陶寺出土的彩绘陶壶

陶寺发现的陶器，泥质陶均施彩绘，烧成后着彩，以黑陶衣为地，上施红、白、黄彩；或以红色为地，上施黄、白彩。纹样有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云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等。

彩绘蟠龙图形的陶盘是其中最富特征的器物。这是迄今中原地区所见最早的蟠龙形像，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一些彩绘纹样，与商、周时期青铜器的花纹颇为接近，反映了文化的发展传承关系。

陶寺出土的陶鼓

陶寺大型墓中出土的木鼓均成对，与一件大型石磬（特磬）同出。鼓腔作直筒形，高达1米，系树干挖制而成，外着红彩或以红色为地，用黄、白、黑、蓝诸色描绘出繁褥的纹饰。当初应是以鳄鱼皮蒙鼓，此应即古文献中的“鼍鼓”。石磐用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长80～90厘米。它和鼍鼓都是已发现的古代同类乐器中最早的。陶寺出土的铜铃，则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认识音乐与祭祀、埋葬习俗的关系，探索礼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陶寺出土的玉璇玑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礼器和装饰品有钺、瑗、环、梳以及用绿松石、蚌片镶嵌的头饰、项饰、臂饰等。墓中还有一种大型厨刀，通常大小3件成组出现，类似的器物在古代黄河流域十分罕见，联系到上文的烤肉炉，我们可以想象4000多年前的统治者们奢华的日常生活。

陶寺出土的厨刀三件套

03

陶寺的意义

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历史疑案，一是“中国”开始于何时？另一个是“尧舜禹”是否为真实的存在？

我在介绍二里头遗址时曾提到，因为没有确凿的文献记载以及没有相应的文字，以前很多人把“中国”开始的时间定在甲骨文出现的商代后期；关于尧舜禹，基本上是将其当作传说时代，关于其相应的地望或者说都城，就更是众说纷纭。

陶寺出土的陶水管

关于文明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中国学术界的最新研究认为，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文明社会孕育和产生的不同阶段，先有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后有社会质的变化。具体而言，“文明形成”是指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阶级；社会等级制度化，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化，形成了礼制；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与宗教祭祀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王，以及强制性的、以社会管理为主要职能的公共权力——国家。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

在这里，早期都邑的出现，正是王权创立的物化形式。迄今已发现的诸多史前至夏商时期的大型遗址，为研究中国早期都邑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中国考古界认定大型都邑的标准，是大型城垣、宫殿宗庙、王陵（王墓）、铸铜等高等级手工业作坊这四项主要的物化标准。其中的宫殿宗庙遗存是都邑遗址的必备条件。

陶寺宫城的想象复原

从上述概念出发，结合陶寺遗址的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不少专家提出陶寺遗址当为“尧都平阳”。比如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就根据文献记载以及传说中“尧”活动的中心地区，认为尧的都城在平阳一带，即今天的临汾，他说：“陶寺发现的‘观象台’，证明了《尚书•尧典》中讲到的尧让羲和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制定历法，来推进和指导农业的发展，与陶寺观象台就能对应上了。”

中国考古学会前理事长王巍也指出，“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程的重要支点”，“尧都平阳”正在为不断获得的考古资料所逐渐证实，陶寺就是尧的都城。

陶寺出土的彩绘双耳陶壶

确实，陶寺遗址所展现出的都城模式、宫室制度、礼乐制度、都城官营手工业制度等，已经构成后世王朝制度文明的主干，表明陶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核心形成的开始，是“中国”概念形成的初始。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正在将“尧舜禹”由传说变为可以探究的历史。

陶寺在中华早期文明中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在陶寺遗址的晚期，辉煌一时的文明遭受重创，昔日的大型建筑变成废墟，显赫的贵族墓葬遭受破坏。对于这样的现象，有学者认为是陶寺内部的动乱，也有学者认为是陕西北部的石峁文化的人群攻占了这里，而以后者的理由更加充分。更有意思的是，在陶寺遗址衰败的节点上，在其东面40公里处崛起了一个新的都邑，其面积达到了惊人的500万平方米。公元前2000年前后，正是夏代出现的时间，前述的遗迹现象，似乎隐含着时代更迭的密码。

图片|翟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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