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非典型的人物志。写司马迁的家世、学习和漫游时代、仕宦之路、师友与忧愤，犹如一部成长小说，在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中，考察司马迁的处境与应对，看他怎样一步步成长为一个独特的自己。

《史记今读》不落入具体的文本赏析，而将一部传世经典放到文化长河中，回顾生成它的壮阔的时空景象，考察一部杰作在古典世界中为何伟大，解说的思路却时时贯彻到现在，但又不只站在现在这边，在古今交融中辨识《史记》至今熠熠生辉的魅力。

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史记》的作者司马迁

起码现在来说，司马迁的《史记》是经典，这没有什么疑问吧?不过，《史记》经典地位的确立，是经历过一番波折的，甚至差点没能好好传下来。或许，这就是很多伟大作品的命运吧，要等不短的一段时间，环绕杰作的耀眼光芒逐渐消退，后世才能将其辨认出来。尼采《敌基督》前言里写过这个意思：“本书属于极少数人。这些人中也许已经没有谁还活着……我怎么可以让自己混同于今天已经长出耳朵的人？唯有明天之后才属于我。有些人死后才出生。”不管怎么看，司马迁大概都算得上死后才出生的人。

最早在著作中评价《史记》的，是晚生于司马迁近百年的扬雄，他在《法言》中说:“或曰，《周官》曰立事，《左传》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这里的《太史迁》，指的就是《史记》，与之并列的是经书《周官》和《春秋》三传之一的《左传》。东汉桓谭则在《新论》里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说学识广博的人著书，只有司马迁包罗万象，其余卑卑不足道。稍晚于桓谭的王充，也在《论衡》里大加赞美：“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所有的汉代著述，只有司马迁和扬雄堪称浩瀚的黄河与汉水，其他的不过是规模小很多的泾水和渭水。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扬雄提出了《史记》的实录特色，但上面三个人并没有说这是一部历史书，后两者更是笼统地称之为“书”。到班固的《汉书·司马迁传》，才把《史记》的“实录”和司马迁的“良史之材”联系起来：“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称赞《史记》擅长讲述事情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秉笔直书，记事经得起核实，不凭空赞美，也不掩饰过错，所以称作实录。这里说的实录，跟扬雄的意思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是对历史著述的评价了。

两汉之后，人们对《史记》的评价越来越高。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几乎重复了班固的话：“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先达称为良史之才。”到隋代，《史记》在某些范围内的传授已成惯例，如《隋书·儒林传》云:“(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到唐代，不用说韩愈、柳宗元这些文章高手推崇，官方也把《史记》列入了考试项目，“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其经典地位已然相当稳固。自此之后，从官方到民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史记》的重要性。

如果非要给《史记》一个经典序列中的位置，我认为，宋代郑樵《通志》总序的话最有代表性:“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除了作为经书的《诗》《书》《礼》《乐》(缺)《易》《春秋》，《史记》排在整个中国经典序列，而不只是传统历史著作的最前面。

《史记·孔子世家》赞语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司马迁读孔子的书，就想象孔子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现在，大体讲过《史记》经典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也初步意识到了《史记》的卓越，是时候来想一想，写这本书的司马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