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携新作《故宫建筑之美》来到广州，与本地读者交流心路历程与写作。《故宫建筑之美》选择故宫中有代表性的建筑，以文化散文的笔触讲述了其历史渊源、建筑形制和审美功能，并细述了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历史变迁，由此围绕生命、权力、家国等主题做出了深邃而独特的思考。祝勇以文化散文的笔法，为我们讲述了宫殿中的历史与人物。在武英殿中，李自成曾纵情声色，最终不得不仓皇败退；在昭仁殿中，康熙皇帝曾纵横捭阖、调兵遣将，与吴三桂鏖战八年。但相较于历史学家严谨的历史叙事，祝勇所关心的，毋宁是历史中人物的命运与生命体验。在这座宫殿中，明清共有24位帝王，唯有乾隆皇帝，为这座宫殿打上了最鲜明的个人标记。他修建的建福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是六百年皇宫建筑中灵动活跃的部分。在谈到宁寿宫的倦勤斋对于乾隆皇帝的意义时，祝勇写道:“‘倦勤’，说明他累了，要由‘公共’的乾隆，退回到‘个人’的乾隆。他要一个私密化的空间，摒弃政治的重压和礼制的烦琐，回归那个真实的自己。”

作为中轴线上最核心的建筑，故宫最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中正之美、宏大之美、凛然正气之美，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今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了紫禁城，才有今天的北京中轴线。紫禁城与北京城的中轴线是同步建立起来的。”祝勇表示，元代皇宫保持着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朱棣迁都北京后，紫禁城的营造理念才重新回归到儒家文明中轴对称的观念中来。

去年，故宫文物南迁启程90周年之际，祝勇写下了厚重的《故宫文物南迁》。明年，为了迎接故宫博物院百年华诞的到来，他执导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录片将上线与观众见面。他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太和殿》今年年底前也将面世。祝勇表示，“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百年来十分重要的一段历史，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华文明不断流的一个重要环节。

祝勇说，现在有些媒体说起“故宫”就想到“后宫”，却对故宫的文化遗产一无所知。在审看某媒体节目方案时，有一句“选秀成功以后，从此步入人生的星光大道”的台词，让他很不高兴。在历史里，女性进入后宫迎来的只能是人生的磨难，就连贵为皇后的婉容也难逃宿命。

祝勇主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获得郭沫若诗歌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孙犁散文奖等文学奖项。同时，他还任《辛亥》《苏东坡》《历史的拐点》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撰稿，获得金鹰奖、星光奖等影视奖项。

从太和殿的雄伟壮丽，到养心殿的静谧淡远，每一处建筑都是时间的沉淀，每一块砖瓦都记载着历史的篇章。虽然这本书名为《故宫建筑之美》，而实际上却是一部关于故宫的历史书籍。祝勇是如何让这些人物触手可及?如何让故宫的历史丰满起来?南都记者对祝勇进行了专访。

专访

南都:为什么要写《故宫建筑之美》这本书?这本书与之前的故宫作品有什么差异和联系?

祝勇:差不多20年一直都在写故宫，从不同的角度去写，万变不离其宗，还是围绕故宫这个主题。这本书的写作初衷就是想给读者深度一点的故宫导览，因为很多人到故宫看了一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走马观花，对这些建筑是怎么回事，建筑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它的背后的历史是怎样的，基本都不清楚。听导游词其实也是三言两语，而且无法贯通，所以这本书简单来说可以算是一个深度的导览，能够让读者还有游客深度认识故宫的建筑文化和背后的历史。

南都:你提到要用建筑的情感、生命与血肉重建故宫，那么如何在书写建筑的过程中融入情感与生命呢?

祝勇:大部分建筑都涉及历史，故宫的建筑都是历史建筑，里面曾经活动的人物都是历史人物。首先我把他们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待，而且是用平等的眼光去看他们。这些历史人物有帝王将相，也有工人、御林军、太监等形形色色不同阶层的一些人物。在这本书中，我用现代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些古代的人物，寻找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一些共同点。

比如说对皇帝乾隆，我们不需要对他顶礼膜拜，所以我不太喜欢把封建帝王完全作为一个高大全的正面人物，高高在上地把他塑造出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人，只不过是特殊环境里面的一个特殊的人。比如写乾隆，我也是以一种平等的目光去写他，然后跟他进行交流。他有令人高山仰止的地方，也有他的苦恼、缺失、无奈，他跟普通人都是一样的。为此，用这种平视的目光去跟古人进行交流，更符合当代人的立场，而且更容易触及人的心灵。

南都:书里面故事的写作风格像是在话家常，是延续了之前的风格吗?

祝勇:我对待历史人物都是以平视的视角，不能把他们当成圣人。但是有些作品里面不管是影视剧还是文学作品里面，把封建帝王写得高大全，我是坚决不认同的。我们写历史看历史，就要用平视的眼光去看待。实际上读者比较喜欢我这些作品，包括这本书，我觉得跟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关系，不能冷漠地、封闭地、高高在上去讲历史，一定是用我们现在的人心去跟古代人的内心进行交流。

南都:这部作品酝酿了20多年，有没有哪些内容让你特别有触动?

祝勇:很多东西不能虚构，得去史料当中寻找线索，用平视的眼光寻找线索很难，因为史料记录的皇帝基本都是用仰视视角，皇帝不显摆的那些事儿，一般在史料里面也都没有什么记载。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地无论是从正史上，还是从所谓私家野史的记录上寻找细节。

比如说昭仁殿这篇，写到皇帝的一个书房，很小，康熙特别愿意在这儿呆着。当时吴三桂在湖南已经称帝，就有了两个皇帝。因为古代皇帝都讲天命，那到底哪个皇帝代表天命，这是宏大主题。而且吴三桂也是很难打的，他从广西起兵，已经打到湖南，准备入主中原了。又恰恰赶上大旱的年景，颗粒无收天下大旱，这个时候甚至连康熙都怀疑自己是不是遭了天谴。所以，我从《起居注》里发现了一条记载，说康熙去天坛祈雨，就是在祈雨的时候突然天降暴雨。然后我就去体察他的心境，暴雨降下的一刻他一定是如释重负。旱情得到缓解，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灾害的问题，是一个有没有天命、老天认可不认可的问题。他那一瞬间虽然淋了个落汤鸡，但心里面肯定是如释重负的。我们就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人去体会他内心的情感，这个心情是没有记录的。但是我们在跟古人借助史料进行对望的时候，肯定会有这样的情感交流。

南都:为什么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是散文?怎样才能讲好历史故事?

祝勇:首先可能是自然形成，在写作的时候我比较擅长和习惯散文的写作，特别不喜欢八股文或者是学术论文式的东西。写书跟大众进行交流，还是要得说“人话”。这是一个交流的过程，要用比较人性化的笔调去写，因为历史本身不是一个非常冷漠的，非常固化和僵硬的存在，历史本身就带有很强情感色彩，也容纳了很多人性的成分在里面。讲的时候不能把有意思的讲成没意思的，历史学要“求真”，但是也得“求善”和“求美”。“求真”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求善”和“求美”。

“求真”，我们不能讲虚假的东西，需要适度保持科学的态度和立场。但并不是完全把它变成一个学科，跟大众相脱离，尤其现在大众对历史文化这么渴求。同时，历史写作对作者来说，有自己的眼光和发现也很重要。“写历史”不是“抄历史”，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南都:《故宫建筑之美》里面历史故事的选择有没什么标准?

祝勇:书中的故事选取体现了建筑的特性，建筑能够以一当十去体现比较典型性的建筑特性和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我写的都是我感兴趣的历史。比如我对李自成的事迹比较感兴趣，而且写李自成的人也比较少，现成的文章基本找不到。李自成到北京进入京城之后，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都发生了一些什么，这些都少人去写。另外也有填补空白的意思，不敢说是填补空白，就是想弥补一些前人表述的盲点。

南都:如今《甄嬛传》等影视作品和书很受年青群体的热爱，你怎么看历史热?

祝勇:现在历史类的书越来越吸引年轻人。像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还有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等，都是建立在庞杂的历史知识上的。所以我觉得不光是《甄嬛传》，各种的历史类的读物现在都越来越受欢迎。所以，我觉得还是应当去多读书。影视作品是个消遣，帮你打发时光，但不是获得历史知识的正确渠道。它也没打算让你去从中得到什么历史知识，真正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的认知还是要通过阅读。

南都:网络的碎片化写作风格会不会影响到你的阅读和写作?

祝勇:不会影响，阅读和短视频是两种不同的传播方式，阅读是让人沉静下来，深入地去关注或者是研讨一个问题的方式，而短视频是不连贯的蜻蜓点水。大众可能因为所谓的时间紧，或者是比较急而喜欢这种方式。但实际上我觉得阅读书籍这种传播方式是不可取代的，因为它能够深入到我们问题的内容核心，而且现在我特别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系统读书，现在没有一种手段，尤其纸质书能够使人这么投入沉浸。现在可能有一些人不懂读书，不读书是没有体验的人生。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许晓蕾实习生裴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