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辉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唯一一部元刻杂剧选本。全书收元人杂剧三十种。
“黄卷青灯一腐儒，九经三史腹中居。试看金榜标名姓，养子如何不读书。”
这是元代郑光祖杂剧《翰林风月》中，白敏中（唐名臣，龟兹人，白居易的堂弟）的定场诗（又称出场诗，角色自我介绍）。《倩女离魂》中书生王文举、《临江驿潇湘秋夜雨》中书生崔通等皆用此，系当时读书人通用的自嘲。
元不重科举，北方自1234年金亡到延祐复科（1314年），停了80年；南方也因南宋亡国，废科举38年。元朝共举行16次科举，录取进士1139人，只相当于南宋进士总数的1／20；平均每次录取进士71人，为南宋的1／6。且分布不均衡，元顺帝一朝，共进行10次科举，取进士700名，占总数的61.5%。
明中期起，形成了一种奇怪的说法：元科举不振，致杂剧勃兴。王国维先生便认同此说：“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
其实，元初废科举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复科举时亦经充分考量，形成了“重经义，略辞赋”的传统，为明清科举沿袭。元代科举创造了“延祐极盛”的文坛局面，且元末“兵兴以来，凡死节效命，举进士、知经学者为多”。
今人忽略元科举，可能是戴了两重滤镜：一是以杂剧为文学正统；二是受明初“去元化”一些观点的影响。元代科举在京留痕甚少，本文主要依据申万里先生《元代科举新探》（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第一版）一书，予以钩沉。
一考选上四千人
元人当官“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
宿卫皆军功勋贵之后，著名学者萧启庆说：“蒙元国家带有强烈的‘家产制’色彩。即在忽必烈汗立国中原后，亦未能完全采行‘官僚制度’，以普通的评准甄选官员，用人选官，最重‘根脚’（即出身）。”
儒以科举上位，唐宋时“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元代则升迁极慢，且常年无科举。
元朝统治者重实务，“人才多以吏进”，色目人易被信任。元代名臣许有壬说：“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色目人擅技术，族人多经商，有任事之能。
三途之中，儒最弱。元人胡祗遹称：“元代各级长官多蒙古色目人，大半不识文墨，不通案牍。署衔、书名、题日落笔，一出于文吏之手，事至物来，是非缓急，闭口不能裁定，袖手不能指画，颠倒错缪，莫知其非。”
元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年），在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的建议下，下诏：“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不以失文义为中选。”
下诏在丁酉年，考试在戊戌年（1238年），史称“丁酉选士”“戊戌选士”都指这件事。《元史》记：“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分之一。”“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共事。得东平杨英（即杨奂，元初名臣）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
虽大部分中选者未任官，与僧人、道士同享免征徭杂役之权，但被元著名诗人王恽赞为：“其所以开太平之基者，固权舆于兹矣。”
忽必烈不再“选士”
忽必烈偏爱中原文化：1244年，召金朝状元王鹗携孔子像至漠北，行释奠礼（古代学校祭祀典礼）；1252年，受“儒教大宗师”头衔；1276年，“敕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百九十，并免其徭役”；1306年，修北京孔庙……可在“选士”问题上，忽必烈反复犹豫。
学者王建军在《呼唤科举：元杂剧中下层文人的生命呐喊》中钩沉，忽必烈咨询了董文忠，董文忠称科举是“俗儒守亡国余习”，忽必烈咨询杨恭懿，杨恭懿举忽必烈说过的“士不治经、究心孔孟，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称：“斯言足立万世治安之本。”
董文忠是名将董俊的儿子，为人正直；杨恭懿是著名经学家。
南宋遗民普遍认为科举害人。爱国诗人谢枋得抗元被俘，死在北京，他说：“始知东南科举士，误天下苍生者百年，曾不如中原将家子不习时文者，可与谈天下事。”“以学术误天下，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辞以自解矣。”
由南宋入元的名臣程钜夫也认为：“数十年来，士大夫以标致自高，以文雅相尚，无意乎事功之实……颓靡坏烂，至于宋之季极矣。”元代大儒吴澄曾说：“宋迁而南，气日以耗，而科举又重坏之。”
金朝遗民也不满科举，元好问便说：“入仕者惟举选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
对忽必烈冲击最大的或是大儒许衡。忽必烈问他学过什么，许衡说：“孔子。”问有何长处，许衡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忽必烈又问可否恢复科举，许衡立刻否定：“不能。”忽必烈赞：“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
关汉卿期待复科举
许谦将废科举视为共识：“近代以文辞取士，而不考其实，惟务雕镌镂刻，破碎支离，诐（音如必，意为偏颇）淫邪遁之辞，靡所不至，六经之道或几乎息矣。圣朝敦尚实行，放斥浮辞，固学者之所愿也。”
元朝有岁贡儒人制度，每年招儒生任吏。据《元典章》：“今拟上都等处周岁额保令史二名：秀才一名，司吏一名。北京等处周岁额保一名：或儒或吏科一名。”儒吏经保举可入仕。
可无科举，“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一些文人转向杂剧，赵孟頫说：“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关汉卿也说：“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献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后代误认“科举废，文人转向杂剧”，或源于此。
学者杨文斌在《论元杂剧“庶民娱乐”的兴盛》中指出，文人身份动摇，确造成“全民娱乐”。《元典章》中，“顺天路束鹿县头店，见人家内聚约百人，自搬词传，动乐饮酒”“多人聚众呵，妨碍农务，滋长盗贼有”“夜间聚着众人唱词的、祈神赛社的、立集场的，似这般聚众着妄说大言语、做歹勾当的有呵”等记录颇多。
1281年，忽必烈下旨，严禁杂剧中出现佛教四天王、戴骷髅头、弹唱十六天魔等。
《窦娥冤》中，窦娥父亲窦天章因金榜题名，当上“两淮廉访使”（元有廉访使，但无两淮廉访使），正义终得伸张，透露出关汉卿内心的渴望。
有无科举都难办
据学者余来明、杜黎炜的《元初关于科举考试科目设置的讨论及其确立》，忽必烈之后，元成宗、元武宗都集议过恢复科举的问题，元仁宗皇庆二年（1312年）的诏书称：“又奏为立科举的俺文卷里照呵，世祖皇帝、裕宗皇帝几遍教行的圣旨有来，成宗皇帝、武宗皇帝时分贡举的法度也交行来，上位根底合明白题说。”
1313年，在李孟力主下，元朝恢复科举。李孟是元仁宗的老师，力主“取士当以经学为本，经义为用，程朱传注；唐宋词章之弊不可袭”。致“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非程朱学不试于有司，于是天下学术，凛然一趋于正”。
重开科举影响了元代文风，名臣欧阳玄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
1335年，元顺帝又废除科举，因“迄今六科，内而才学名者可数也”，科举入仕中有人因贪赃受处罚，假冒户籍、增改年龄者亦多，且《四书》内容有限，试题几尽。申万里先生认为，蒙古、色目高层为维护其特权，一直反对科举，只因元仁宗、元英宗坚持，才得推行。元顺帝初期受制于燕帖木儿和伯颜，难以自主。
1341年，终于能掌控全局的元顺帝重开科举，但元朝已岌岌可危。
忽必烈基于“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的想法，废除科举，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方案，在社会发展倒逼下，元朝不得不又恢复科举，可在整个管理中，并没给科举预留空间，结果是无科举问题重重，有科举问题更多。
举人会试补500贯
元朝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指行省考试，北京考生在贡院，即“南城，大都每岁乡试之所”，南城指原金中都，具体地点待考。
考生须25岁以上，“汉人、南人需要取具三代名讳”，即“家状”。乡试考三天（八月二十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考一场休两天。宋代贡院皆单间，元代可能是在大房间中集体考，“度地安置席舍，务令隔远”。考生晨持解据（准考证）入场，晚上交卷，贡院免费供午餐。
乡试共招300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人。据萧启庆先生统计，宋代乡试录取率是1.25%至2.5%，元代南人仅0.68%。乡试过关后，可到北京会试，只取1/3进士，余200人只可再参加一次科举，少数人可任命为学官。元末，所有会试失败者均被任命为学官，算是补偿。
元末有乡试备榜，相对容易，考中者可任命为低级学官。
会试举人应在正月十五日至礼部印卷，即在草稿纸上盖章，将来带入考场使用。元礼部在今贡院东街，明朝改为贡院。全部考试至五月才能完成，则举人们在京居住4个月以上。元各地政府发补贴，多者500贯。来京会试，5人一组，先在当地官府签“甘结”（保证书）。
会试地点在丽正门（相当于今前门，或偏西）内东侧至公堂。举人们多住在丽正门外，即：“至公堂下鱼鳞屋，丽正门前蜗壳居。三百英雄来献赋，是中应有马相如。”
会试考三天（二月一日、三日、五日），二月十二日放榜。在乡试和会试中，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试两场，如愿试汉人和南人的科目，中选者可加一等授官。
进士不多“殉难”的多
殿试只考一天，即三月七日。此后皇帝会择日亲试，无固定时间，但三月十三日必发榜。而泰定帝的汉语较差，只能做做样子。
科举结果出来后，有唱名仪式。初期在兴圣宫（原北海中学附近），可举人们住在丽正门一带，后改到崇天门，相当于今故宫午门。进士伯颜帖木儿写诗称“曾听鸿胪晓唱名”，清晨唱名，继而皇帝赐恩荣宴，直至“龙烛辉煌五夜阑”的晚上。
学者李文胜在《“元杂剧兴于科举废除说”质疑》中指出，元杂剧繁荣兴盛在元贞、大德、延祐年间，正是科举复兴时。元人刘辰翁说：“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绝大多数文人并没转向元杂剧。
直到明代嘉靖时期，官员胡侍写道：“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乃太医院尹，马致远江浙行省务官，宫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于是多以有用之才，寓于声歌，以抒其拂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也。”这份“鸡汤”大获成功——士大夫们觉得元杂剧好看，又在传统的“文以载道”中找不到其价值坐标，胡侍给了大家借口。
李文胜说：“关汉卿已经脱离了传统士大夫的范围，关汉卿的朋友圈中没有姚枢、商挺、许衡、王恽这样的传统士大夫。关汉卿的选择决定了其人生道路，与科举废除无关。”
元代科举虽简率，但据学者桂栖鹏统计，元末“死节”“殉难”的进士竟达42人。北京所留元代科举文化甚少，国子监中尚存元进士题名碑三通（其一应是清代仿刻），至公堂、兴圣宫等则只能依据史料记载去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