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顽执的老头儿
这是个执着、任性、拿定主意不改变，甚至“一条道走到黑”的老头儿，在67岁时，矢志不渝地要建自己这座建筑的第七楼。是的，这是他的建筑，从设计、搬砖、和泥、砌筑……到最后的收拾，“刮垢磨光”，他一力承之：1962年，建起了第一楼；1963年，第二楼；1964年，第三楼、第四楼；1965年，第五楼、第六楼。动工以来这四年，六层小楼“灰头土脸”（哪里能说“巍然”）地“趴”（哪里能说“矗立”）在那儿。老人家的“建筑队”里，有的人“走”了（天庭召唤），也有的人“垮”了（衰病难支）。尤其是当其时也，高天乌云潜集，大地恶风阴卷，稍知者莫不退缩，而这位67岁的“老工头儿”，站在第七楼的阶台边，执拗地要继续施工。
这个顽执老头儿当然不能对外界的风云变化无感，但多半辈子走过，早看惯秋月春风，兀自一人为第七楼赶着工……1966年旧年除夕（公历1月20日），他写下《鹧鸪天》词一首：
烛影摇红聚故人，思来已过十年春。
蜃楼蚁园追前梦，蛛网蚕丝缚此身。
犹待漏，独倾尊，眼中谁更是交亲。
东风枉有回天力，也自难招不起魂。
十年前（1957年）的梦魇如“蛛网蚕丝”缠缚，他仍拼却老命，勠力把工程往前推。这一年的酷阳之下，他被疾风暴雨横扫，“七楼”工程不能不停下来了，老人家极不情愿地留下了一层“烂尾楼”……
回过头说那“六层楼”
读到这儿，有朋友不由问：您……您说的真是建什么楼吗？
又有朋友说：看“建楼”老头儿那首词，他是不是张伯驹呀？
哈哈。我说的“建楼”，一个比喻也。写词的那一位，还真是张伯驹。
1961年深秋，张伯驹头戴“摘帽”右派的帽子，离开北京后海南岸那个东西方向上狭长的院子，到长春市的吉林省博物馆上班。“极目寒榆连渤海，回头亭杏望燕山”，“万里边关鸡塞远，百年世事蜃楼空”，63岁的老人思绪万端。几十年在京剧票友、书画收藏、吟诗作词、交友结社的日子里浸润过来的人，传统文化的气息和习惯流通在他的血管中，很快地，从为博物馆评鉴书画、闲暇时会友票戏开始，他的身边聚拢了一些习气相通、格调相近的老文人。大家每每聚坐，相谈甚洽，张伯驹的“老毛病”又犯了，“老根苗”又发芽了，他忽地又生一念：让诸位把所谈、所擅各形成文字该多好，把这些文字编成一卷书该多好！这就是他后来为《春游琐谈》所撰《序》中说的：
……乃晚岁于役长春，始知“春游”之号，固不止《游春图》也。先后余而来者有于君思泊、罗君继祖、阮君威伯、裘君伯弓、单君庆麟、恽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旧雨新雨，相见并欢。爰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此非惟为一时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序言落款“壬寅春中州张伯驹”，壬寅即1962年）
这是“老工头儿”关于自己这座楼“动工”那一年的郑重其事的记录。于思泊、罗继祖、阮威伯、裘伯弓、单庆麟、恽公孚，这是他“开张”时的“七八条枪”。在“施工人员”上，随着“楼层”的加高，从第一层到第六层，以至未完成的第七层，从1962年到1965年，以至1966年，认真数一下，这支队伍竟达到36位之多！注重文史的读者会在这里看到许多引人关注的鸿儒大家。张伯驹所团结来的作者，囊括了从爷爷辈至孙子辈的一众同好者。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凡八类，是“老工头儿”认真思考设计下来的“板块”，或者说每层楼拟分的“房间”。
也就是这样，这“六层楼”，即《春游琐谈》，经过张伯驹的修整条理，按照来稿的时间先后为序（而不是遵什么名头、身份为序），请了刻蜡版油印的人员帮忙（每页能印100张吧），装订成六卷的小册子，繁体字，竖排版，锁线装，每卷头张伯驹题“春游琐谈”四字，并且标记了卷次。六卷册的小册子，至1966年之前次第出来，这就是张伯驹他们36人留给世上的一份文化遗产。
这里请允许我插上这么几句：张伯驹呀，真是有超乎常人的“油印本情结”。从1932年至1935年，他编写记录自己书画收藏的《丛碧书画录》，即请人用刻蜡版油印成书；至1960年，他又亲加“补遗”，仍作油印本，大略记录了书画作品119件。张伯驹集录自己的词作《丛碧词》，其最初也是1950年的油印本。特别是，他的好朋友郭则沄主编的那部极有价值的、集十五位文史大家的掌故类随笔合集《知寒轩谈荟》，于1946年油印成册（我在另一篇文中专门谈及，刊于今年7月5日《北京晚报》17版），张伯驹一直关注此事，只不过当郭则沄请朋友合力写“谈荟”时，张伯驹正在西安等处游历，未能参与其事。说《春游琐谈》是继承了《知寒轩谈荟》的写作脉络、编辑思路以至油印办法，是大致允当的。
《春游琐谈》的三个版本
1980年冬，后海南岸张伯驹家里，那窄长的小院北房窗台下的几盆残菊花未落尽，他家乡河南的中州书画社（后并入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张弦生来拜访。那时候老人一家的居住条件还很差，原本自家的小院，挤进来三四家人，还有人在院里加盖了小房，对原房主恶声恶气，张老一家对这一切只能是忍气吞声。有老乡亲来，自然是格外高兴。
伯驹找出自存的六册《春游琐谈》油印本，问张弦生：“你们看看，能不能出版？”那时仅有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红毹（shū）纪梦诗注》，张伯驹的“出版热”还远未到来。经过三年半的操持，于1984年7月出版，印数8000册，定价1.5元（遗憾的是，其间1982年2月15日张老病逝，享龄85岁）。张弦生编辑做了开拓性的耕耘，参与了这一版本落实的著名文史大家周汝昌先生说：
“几年大劫过，原有的六卷小纸册，大多已成灰烬，已成泥土，今将其出，历史功绩。”
河南版的《春游琐谈》成为我常读常新的一部书，除张伯驹外，撰稿人之中的叶恭绰、于省吾、陈莲痕、黄君坦、张江裁、罗继祖诸公著述，也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又因着地利之便，后海南岸的张伯驹住居，以及由沙滩北大红楼迁到了雍和宫北的文物出版社，都成了我间次登门的地方：前者是去拜访伯驹先生的女儿女婿张传䌽、楼宇栋二位，后者大多是我为北京出版社再编《春游琐谈》而与在文物出版社“延职”的楼先生讨论编辑实务。张老师一般话语少，大多是在画案上展开的山水花鸟画间忙着勾勾勒勒，也听着来人对谈；楼先生高度近视，他伏在文物社办公室桌上专注看校样的样子，像一幅黑白版的木刻画一样留在我的记忆里。1998年6月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北京出版社的《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一书出版，平装印5000册，定价20元，精装印3000册，定价25元。
1998年北京版较1984年河南版有什么不同呢？编校、字词细节方面撂下不说，粗略言之，是楼宇栋先生据他手中的油印本卷一补进了10题、卷二5题、卷三4题、卷四16题、卷五2题，卷六保持原数。合计来说，河南版原共有262题，北京版增至299题，补进了37题，在排印上占32页。楼先生的说明是：“此次整理，我和出版社都主张一个‘全’字，要把他们当年这部书的原貌呈现给读者。”在张伯驹先生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这部书受到热烈欢迎。
1984年河南版与1998年北京版，其不同是历史的缘由造成的。前者，主编张老病重，不久仙逝，热心的大学者、《春游琐谈》作者中的“年轻人”周汝昌先生参与编定事宜，河南版自有其历史的贡献。不是张弦生慧眼，不是张编审“咬定”，这部书被差池过去，或者再晚出几年，是完全可能的。北京版则主要为二代人楼宇栋先生主持，他做主恢复了被删去的37题，这自有其作为历史学家、考古人的远见。历史上曾留存下来的东西，删去什么，易事耳；但一旦删去再找回来，往往并非易事。也就是依仗楼先生当年的决断，今天的读者才能获观更为全备的《春游琐谈》前六卷。
《春游琐谈》六卷本，白纸黑字，历史仿佛就这样铸下来了。我做过这样一个操作：在36位作者的299题文章中，作为主编的张伯驹带头写下了68篇，贡献最著（第二名罗继祖37篇），其所涉内容又关书画、文玩、诗词、戏曲、掌故、轶闻诸大类，蔚然大观，若把他的这些文章提取、分类、配图出版，应该是甚得文史界读者喜欢的。2013年，我把这一构想向张传䌽、楼宇栋二位老人做了汇报，得到他们的首肯。
然而，我从事出版工作，一直有个较大的弱项：签订文字合同的意识不强。这是我们出版社法务处的年轻人批评过的。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简单意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许多事上是全凭君子一句话的事。但其实这种行事办法落后于时代了。
也就是在这不久，坊间突然爆出一个大消息：发现了《春游琐谈》第七卷的本子！我当然为这一消息所振奋，想的是，一来出《春游琐谈》之“足本”，二来再为张老的“个人本”添加新发现的篇什。但等再与张、楼二老商谈这一计划时，他们说已将张伯驹的著作权委托给家中后辈的版权代表；而后来“代表”告知，他将“大版权”（关于著作权的民间说法，意谓全部相关的出版权）授予中华书局了。我的计划只好搁置。在几十年的出版操作中，把好书贡献给读者，这是第一位的，你出还是我出，是其次才考虑的问题。况且我手边一直也忙着其他的书，几乎允不得我在一个具体项目上多纠缠。再有，以出版单位来讲，中华书局较北京出版社是老前辈，揖让些个，是老出版人处世应有之义。
2021年4月，中华书局版全七册《春游琐谈》出版，简体、横排、仿古线装七小册，一套盒，印6000册，定价198元。
《春游琐谈》都“谈”了什么
您是把河南版、北京版以至中华版都说到了，但是，那《春游琐谈》到底是个啥子滋味呢？不好意思，大家还没读过。
是的，可以理解。我前边只顾得和大家交代《春游琐谈》几个版本出版的前前后后，却还没有稍介绍这本书的内容。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是要亲口尝一尝。怎么办呢？
《春游琐谈》河南版262题，北京版299题（如若加上张伯驹的《序》可称是“300题”），中华版即后来补上的第七卷分了15题（实际上因为划分的不同，题应更多些），那么可以约略说这部书是300多题。300多题有长有短，咱们取尽量短的题来“举一隅以反三隅”，共同来“尝鼎一脔”吧！
●陕西之“德、言、功、容”
余昔避日寇居秦，闻陕西人尝戏谓：吾省有“德”“言”“功”“容”者四人——“德”者印光法师；“言”者张季鸾，《大公报》社论皆为其手笔；“功”者李仪祉，关中少雨多旱，渭水开渠皆为其所经营；“容”者则于右任也，辛亥革命陕人拥以为首，遂得誉，伟身长髯，相貌魁梧，后南京政府时任监察院长，噤若寒蝉，毫无建白，陕人故以讥嘲，谓其徒有其表耳。（丛碧）
1942年10月，张伯驹偕夫人潘素到西安，大略在1945年才返回北京。他居陕自然会体察其地风土民情，此一短札即记当时印象。印光、张季鸾、李仪祉，朋友们多可以自己查到相关资料。对于四个人中最具盛名的于右任，他记下了世上评点。是啊，于右任伟身长髯，美则美矣，但身居要职，只知自保，“毫无建白”，一点儿也提不出（或根本不想提、不敢提）于百姓有利的建议或主张，这种尸位素餐，让民众讥笑、反感是必然的，光长得漂亮管什么用？！
●袁寒云讽乃父称帝诗
项城袁世凯帝制自为，强奸民意，不独众叛亲离，全国指骂，即其第二子克文，亦心不谓然，尝有一诗云:
乍著微棉强自胜，
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淹孤月，
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
蛩声警夜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
莫到琼楼最上层。
何其婉而多讽！（伯弓）
这一题的作者署“伯弓”，即裘文若(1890—1976)，曾积极参加上世纪60年代初张伯驹的吉林省博物馆聚谈。裘文若民国时曾供职交通部，1956年受聘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也为校图书馆做过古籍版本鉴定。在《春游琐谈》第一卷中，楼宇栋先生后来补入的文章，即有伯弓《春集纪事》《春暮小集纪诗》二题，这是在伯驹先生为是书所撰《序》之外，对这一雅集及其撰文、编书之事的至为珍贵的记录。
伯弓这篇短文，写下了近代史上很令人思考的一件事：大儿子袁克定拼力拥戴乃父袁世凯称帝，二儿子袁克文却扭着劲，只恐乃父如愿。这首七律很有意思，一百多年来传抄不绝，其中个别字句或有改，然其基本意旨是表达明确的。只可惜已是“权令智昏”的爹爹看到儿子这首警示诗，不但不作反省，反倒下令把他拘禁了起来。张伯驹卖掉西皇城根的丛碧山房之后，曾一度住到燕京大学西门外的承泽园，“寄”承泽“篱下”者，袁克定也。一些“回忆”文章，把袁克定写成是“风流倜傥”一个“帅哥”，其实非也！他借住承泽园时，佝着背、瘸着腿的一个衰翁也。
●燕市旧闻
……天桥在永定门正阳门间，清代禁在桥上通行。每年天坛祭天，先农坛祀神农皇帝，由桥上经过，事先铺置黄沙，平时用辖管木将桥封锁。桥基作八字形，高出地面六尺，宽约七丈。民国七年修马路，将桥面落矮若干。十八年，因行车不便，将桥修平，不久又将桥拆去，天桥遂名存实亡矣。闻故老言，光绪三十三年，西太后寿辰，桥上用鲜花扎搭彩牌楼，所费达数千金。……
北京向皆土路，宣统初年，设民政部兴修马路，自骡马市大街开始以次及于城内。未兴修前，宣武门内外大街及地安门外大街之土道皆高于便道数尺，两旁屋宇多在其下，土厚辙深，车过尘扬，不能睁目。（次溪）
上边这则《燕市旧闻》，其内积攒了九段小文，这里录的是其第七、第九段。压缩了的“罐头肉”，我们搛取了其中两片。作者张次溪(1909—1968)是大名鼎鼎的京师掌故家，参加张伯驹这一写作邀约时大略是五十四五岁，在共计36位作者中，尚属“较年轻”之列。次溪先生当时身患脑疾，基本居家，谈不上远赴吉林，他该是伯驹和他身边大先生函请参加写作的人士之一。《春游琐谈》各分卷次第印成，大风暴就不期而至了，张次溪遂于风荡雷击的第三年告离世界。
《燕市旧闻》这第七段讲天桥。张次溪居住在宣南名巷烂缦胡同，那地儿本来离天桥就不远，他本人又是天性上极关注民俗与民生的人，所以1936年，年纪轻轻时就一举推出著名的《天桥一览》；及至中国大陆上“天地苍黄”，他又于1951年写了《人民首都的天桥》。他的文人脾性让他以写作为第一生命，他努力追上时代步伐的劲道使人至今想起来仍然感佩！
这第九条写北京道路。骡马市大街、宣武门内外大街，这都是张次溪自少遍走的地界；地安门外大街，他也常常去。为什么？地外大街旧时有好几家古玩字画铺，它们的局面和上架的货品与琉璃厂不同，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常有故宫太监“顺”出来的犄角旮旯的宝物，还有北城一些大宅门各种缘由“挤兑”出来的东西。比如有一回张次溪家藏的康有为书法被盗了，他就从后门桥的古董店里把它又淘换回去。熟悉北京街道的人，才能写出街道的旧貌（比如他写到，大街上堆土高于便道，车辙在堆土上轧出深沟，这是绝大多数今天的人们所不知的），才珍惜我们如今四通八达、油光锃亮的大马路！
说是《春游琐谈》300多题，我们这里只介绍了不到三题，确乎是浅尝辄止。设想下扩大它100倍吧，张伯驹当年主编的《春游琐谈》，就是这么一个“大观园”。
《春游琐谈》第七卷手稿的惊天现世
1967年，张伯驹这个“老工头儿”顽韧地在推进“第七楼”的建筑，管它风高浪急，管它人手渐稀，他兀自独力支撑着，像小燕子啄泥一般地堆叠这第七楼。抄整到第十四篇、第十五篇的时候，外界的剧烈冲击使张老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颠簸动荡中，他远远未竟的第七卷手稿残卷，留在了博物馆同事刘振华、苏逸兰（应该记下他们的名字）手里。后来1969年张老“下放”，刘、苏二位将先生的残稿交到了北京来的年轻人薛永年手里。
薛永年，北京市人，1941年生，1965年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1978年考入母校美术史专业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教至博士生导师。在吉林省博物馆这十三年，赶上的大部分是非常年月，薛先生当然是以本专业为基础，经手经眼大量的美术史实件，相关的图书、资料、杂册自然堆叠，后来归拢到一个个纸箱之中。一时手头用不到，这些东西也就“沉睡”着。
这些纸箱跟随主人从长春到北京，像许多住户一样，薛先生把它们存放在住所的地下室里，投身于紧张的工作之中，码放的纸箱连翻开一下的工夫也没有。2012年地下室意外跑水，他应急处理，这才翻检晾出一沓薄薄的宣纸小册，正是张伯驹四十多年前手写《春游琐谈》的第七卷残页。虽然水浸多湿，幸好纸页尚在，字迹可辨。薛先生原本完全把这件事忘却，但前半生的往事此刻奔涌心头，他激动得夜不成眠……2013年乃张伯驹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借着有关部门举办纪念大会的机缘，薛先生得以将这一绝世孤品交给张家的版权代表。
一些业界人士闻听这回转曲折的故事，不由感叹：覆水难收，有一万个可能，这手卷早就湮灭于天壤之间，而它竟得以留存，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上天护佑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