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决定》提出，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近日，澎湃研究所举办“中国2029：五专家解读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系列研讨会。

8月13日，上海市政协常委、经济和金融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阮青做客“澎湃下午茶”，深入解读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重点内容与关键举措，并结合上海实际，探讨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排头兵。

历史关键节点：全会具有重大标志性和开创性意义

阮青首先详细分析了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指出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标志性和开创性意义，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又一次承前启后的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进行的一次全面部署。

阮青认为，全会《决定》不仅全面总结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实践，还针对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全局性、引领性和战略性的改革措施。同时，《决定》明确了到2035年的总体改革目标，并设定了时间表，提出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完成的多项艰巨任务。可以说，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一轮改革的集结号。

2023年11月，党中央成立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亲自谋划，全程指导，为《决定》把脉定向。为确保改革措施的科学性，起草组进行了长达七个多月的深入调研，运用重点课题研究、实地调研访谈和专题论证相结合方式，形成了一批分量重、措施实、成色足的改革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决定》是能够对改革起到全局性、引领性作用的文件，必须更加突出重点，不能搞成各方面具体工作举措的拼盘。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形成了《决定》这样一份高质量的纲领性文件。

对于全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这次三中全会是观察中国未来政策走向的“风向标”，将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态势，也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有我们这样的政治气魄和历史担当，敢于大刀阔斧、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也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改革。

回应“三个”面对：《决定》推出涵盖多个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深化改革是应对复杂现实挑战的关键，《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涵盖多个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举措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和坚实的制度保障。阮青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首先，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决定》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阮青认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决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基于这几年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战，对相关改革举措作出新概括、新论断。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核心目标，通过推动技术革命转型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来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突出因地制宜，特别是我国量大面广的传统产业，数智化绿色化改造和升级，潜力巨大，国际国内这方面的成功例子也比比皆是。

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决定》在强化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这将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完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政策体系，促进平台经济发展。

关于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决定》围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进行部署，内容很具体深入，比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更清晰定位、更重视策源、更充分保障、更有力激励和更深入开放。

关于基础研究，阮青强调要重视交叉学科的发展。他以长三角地区高校加强跨学科基础研究协同为例说明其成效。《自然》杂志五位学者在访谈中提到，在学科之间的桥梁上，会有魔幻却又实实在在的事物发生。许多项目都证实了这一点——无论是大项目还是小项目，无论是在学界之内还是之外，无论是有意推动的结果还是偶然产生的结果，应通过科技政策和资助手段来鼓励这样的项目。

阮青还指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决定》部署的重要任务，应当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与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以实现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和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完善宏观政策一致性评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通过优化税制结构和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以更好地支持国家重点战略。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则需要推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的发展，确保更多的金融资源有效流向实体经济。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同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指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具体是指我国将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确保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等七个领域实现规则的相通相融，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同时，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强化贸易政策与财税、金融、产业政策的协同，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全球集散分拨中心，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

完善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加强民生保障等也是《决定》中提出的重要举措。随着人口流动趋势的变化，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将吸引更多要素和人才集聚。为此，改革户籍制度和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有助于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民生领域，要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支持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同时，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要健全人口发展支持体系和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发展。在阮青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共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上海：当好改革排头兵，将《决定》转化为“施工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艰巨且紧迫，上海肩负着重要责任。

阮青认为，上海需要从多个方面全力贯彻落实全会精神。首先，上海需要把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紧密结合，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办的重大改革任务，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各项改革任务，将《决定》的“大写意”转化为“工笔画”“施工图”，一个一个节点地扎实推进。

上海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具体而言，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推动形成超大城市智慧高效的治理新体系，并建立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又如，上海还应加快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升航运保险的承保能力和全球服务水平，并推动海事仲裁制度规则的创新。再如，对于主导产业和重大项目，上海应争取国家支持，优先保障合理用地，使优势地区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上海应扮演先行者的角色。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深入推进资本、土地、技术和数据、能源和碳交易等要素市场的建设，提升要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效率。与此同时，上海还需要通过扩大制度型开放来推动改革，加快推进自贸区改革以及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的有序开放。

在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改革领域，上海要力求集成突破，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在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中，上海还需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强重大改革举措的协调，共同推动更高更强一体化发展。

在讲座接近尾声时，阮青引用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名言：“动荡时代最大的危险不是动荡本身，而是仍然用过去的逻辑做事。”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我们必须改变原有的思维模式，躬身入局，置身事内，勇于迎难而上，成为深化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推动改革不断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