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三下午与德国足协主席诺伊恩多夫一同开完跟德国队主帅弗利克的危机会议之后，身为德国足协第一副主席兼德国足球职业联盟（DFL）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的瓦茨克立即转场，又参加了当晚的DFL监事会会议。不同于跟弗利克的会议根本不涉及换帅议题（瓦茨克翌日披露“我们想都没想过”换帅），这场由DFL监事会与CEO多娜塔·霍普芬参与的会议只有一个主题——“换帅”，即与今年元旦才上任的霍普芬分道扬镳。最终，合同签到2024年12月31日的霍普芬确定将工作到今年结束就离任。翌日，DFL官宣法兰克福董事阿克塞尔·黑尔曼与弗赖堡董事奥利弗·莱基将从明年元旦开始一同临时接替霍普芬，任期至明年6月30日。

执政不到一年，只有过一次德甲颁奖经历，霍普芬就下台了。

“压根没有成功机会”

相比于德国足协和国家队肉眼可见的动荡，DFL这次“换帅”来得很是突然。直到上周日晚，《踢球者》网站才独家披露霍普芬下课在即的消息。其他德媒的相关报道，消息来源也是《踢球者》，并没有其他源头。有媒体立即向身为DFL监事会成员的博比奇求证，但这位柏林赫塔体育总经理三缄其口。尤其是关于霍普芬（可能）下课的原因，博比奇表示无可奉告，“这个话题我无法公开谈论，也不允许公开谈论。”

霍普芬这位德国足球最位高权重的女性，究竟为什么干了不到一年就被赶下台？按照《踢球者》的描述，这位赛费特的继任者在50+1规定、联赛数字化、引入投资者、海外市场、与德国足协达成新的基本协议以及下一个版权周期招标等重要工作上都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36家德甲和德乙俱乐部，尤其是受疫情严重冲击而亟需扭转财政颓势的俱乐部对她愈发不信任。而在10月底接受《踢球者》专访时，霍普芬透露自己上任以来一直忙于平衡各家俱乐部的权益，并且暗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此外，DFL总部在霍普芬治下气氛压抑，多名资深员工在今年离职。早在数周之前，瓦茨克所领导的6人公司监事会，与霍普芬手下的8名主席团成员已经在讨论“换帅”事宜。

失去瓦茨克的绝对信任与支持，霍普芬注定失败。

其实霍普芬的失败早已注定，一方面在于她要接替的赛费特实在太过于成功。在赛费特领导的长达16年半期间，德甲飞速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主流品牌，光是转播收入每个赛季就可以进账超过10亿欧元。疫情爆发之后，赛费特也尽显危机领导力。德甲是停摆之后最早复赛的联赛，一下子成为了全球焦点，影响力超越了竞技体育本身，也为其他联赛的相继复赛树立了榜样。正如曼联在弗格森退休之后，或者阿森纳在温格离开之后都不可避免地遭遇改朝换代的阵痛期，DFL在赛费特离开后立即陷入危机完全在预料之中，何况疫情的负面影响并未完全消失。

另一方面，DFL当前的管理架构导致霍普芬“压根就没有成功的机会”，这是雷蒂希的原话。这位曾经的DFL公司第二总经理（仅次于赛费特的二把手）指出：“她的失败除了是因为个人失误，根本原因在于管理架构以及因此而缺乏支持。”雷蒂希指出，由一个“无所不知的通才”（诸如赫内斯、阿绍尔或卡尔蒙德）掌权的时代已经过去。DFL本该更早地进行管理架构改革，但瓦茨克的前任彼得·彼得斯忽视了这一点。而在雷蒂希2015年3月离任之后，DFL就再也没有聘请过第二总经理了。简单来说，霍普芬缺少一个得力搭档。而如今已是德国足协和职业联盟第一实权人物的瓦茨克，对她的支持和信任也越来越小。

临时二元领导

在霍普芬决定提前离任之后，DFL立即就推出由黑尔曼和莱基共同领导的过渡方案，也证明了雷蒂希的分析在理。瓦茨克就说：“我是二元领导的粉丝。我提倡将责任交由两个人去分担。”鉴于今天的工作涉及到广泛领域，“独角戏不可能继续上演了。”

现年51岁的黑尔曼从2001年7月起就成为法兰克福高管，2012年进入董事会，主管市场与联络工作，而今年8月则当选为DFL主席团成员。49岁的莱基最初在科隆俱乐部任职，2013年加入弗赖堡，2014年11月起成为财务、组织与市场董事。2019年9月，莱基进入DFL主席团任第二副议长（瓦茨克是DFL主席团副议长），兼任德国足协主席团副主席，同时还是DFL公司监事会副主席。

莱基（左）和黑尔曼临时接替霍普芬“救火”。

按照《踢球者》最初披露的消息，黑尔曼与莱基要暂时放下各自俱乐部的董事工作，以全力领导DFL，等明年6月30日“救火”完成后再官复原位。但最终，两家俱乐部并没有作出彻底的牺牲，无论是黑尔曼还是莱基，在临时管治DFL期间，还要兼顾各自俱乐部的工作，不过莱基会暂时放弃自己在DFL公司监事会的席位（因法规要求）。鉴于法兰克福与弗赖堡这两家俱乐部近年有目共睹的良性发展，黑尔曼与莱基这对“临时双主帅”的上任，至少可以立即提振士气，并且为监事会物色新CEO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正如德国足协在与原国家队和足球学院总经理比埃尔霍夫分道扬镳之后，首先要确定新的管理架构，才能敲定继任人选，DFL眼前的工作顺序也是一样的。换言之，瓦茨克要推动德国足协和职业联盟的双线管理架构改革。既然他已经在DFL推出了“临时二元制”，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接替比埃尔霍夫的人至少会是两个，即一个主管国家队事务，一个主管足球学院和青训事务。

瓦茨克希望卡恩上台

事实上，比埃尔霍夫的辞职与霍普芬的离任并非两个完全独立的事件。一直以来，德甲联赛都是德国国家队的根本。雷蒂希就指出：“国家队的成功和DFL的发展就像是连通管——如果我们国家里最重要的球队表现得好，这也会有助于DFL。不幸的是，反之亦然。”

2024年本土欧洲杯对于已经连续3届大赛折戟沉沙的德国队而言是重振雄风的大好机会（尽管弗利克的留任为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对于德甲联赛来说同样如此。德国足球需要通过这场本土体育盛会重新赢回国民的欢心，继而让他们重新为足球花钱。但与此同时，在距离本土欧洲杯只有一年半之际，无论是德国队还是DFL都感受到了极大压力，在选择比埃尔霍夫和霍普芬继任者的问题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瓦茨克就说，他个人希望能在圣诞节之前就敲定比埃尔霍夫的接班人，但同时强调：“我们没有时间压力。做得对比做得快更重要。”

瓦茨克希望卡恩在DFL发挥更大作用，甚至成为新一任CEO。

瓦茨克还明确表示，希望看到拜仁董事会主席卡恩今后更深入地参与到DFL的事务，“最容易、最直接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卡恩竞选（主席团）主席（兼公司CEO）。”卡恩则回应道：“我跟瓦茨克关系很好，我们就所有重要话题都交换信息。当然了，拜仁会在这个困难时期为德国足球承担起责任。但以何种方式去做，以及最终会是怎么样，还得听从拜仁的安排。”看来德国的俱乐部足球，也需要拜仁与多特蒙德的“二元领导”。